紅色布衣——三位百歲老紅軍的家風故事

63歲的王建國,每天往返家和贛州市人民醫院回春樓之間,為照顧104歲的父親王承登而樂此不疲。他熟悉父親的口味,不時會做點紅燒肉,這是王承登的最愛。父親耳朵受過重傷,如果有客到訪,王建國還會給父親充當“傳聲筒”。


向北190餘公里。贛州市幹休所吉安服務站,104歲的曾廣昌很享受的一件事,便是兒子曾鐵牛推著輪椅上的他在院中散步。儘管腿腳不便,但曾廣昌精神矍鑠,談鋒甚健。每天傍晚,他都與兒子兒媳一起吃飯,聊聊家常,談談國家大事,其樂融融。

吉安再向北,九江市幹休所。12月10日,杜江源像往日一樣早起,煮了一小鍋雜糧粥,蒸幾顆小紅薯,再來一兩碟小菜,端到104歲的父親杜宏鑑手中……

這就是3位104歲老紅軍的日常,是王承登、曾廣昌、杜宏鑑幸福的晚年生活。

走近3位百歲老紅軍,我們發現,他們現在雖然不在同一個地方生活,但在他們身上卻有著很多共同之處:健康長壽,兒孫滿堂,一身紅軍傳統,一門平民家風,“一身布衣見本色,一根手杖伴餘生。”

紅色布衣——三位百歲老紅軍的家風故事

今年2月1日,省軍區贛州離職幹部休養所吉安服務站工作人員給曾廣昌過104歲生日。(資料圖)

■ “永遠不會對不起死去的戰友”

新中國成立後,曾廣昌先後任第十一縱一四四師、一六一師的衛生部部長,軍委公安後勤衛生部醫政科科長,1957年任軍委公安121療養院院長,1962年任濟南軍區第六野戰醫院副院長,至1968年退休。

儘管是領導幹部,但在長子曾鐵軍的記憶中,父親從不搞特權,“在療養院當院長時,部隊給他安排了小灶,都被他拒絕了。”

時間的指針回撥至1935年。長征途中,曾廣昌隨紅軍主力到達寧夏固原後,因傷無法繼續行軍,只好在當地一戶老鄉家中養傷。傷愈後,他一路流浪乞討尋找部隊,吃盡了苦頭,最終重回革命隊伍。

22年後,已是療養院院長的曾廣昌,收到了下屬送來的一包人參。“快拿回去!”他將送禮者拒之門外,“我是苦日子過慣了的,享受不了這個東西!”

正值少年的長子曾鐵軍和弟弟妹妹私下叨咕,“有的幹部子女有車接送,我們沒有。部隊給配了小灶,他也不要。不考慮自己也不考慮我們!”

時間一長,這些話傳到了曾廣昌的耳裡。他將子女們召集到一起,試圖和他們講講紅軍時期的艱苦。“又來上政治課了!”子女們嘟起了嘴。

“你們不要覺得自己是個老幹部的子女,就可以搞特殊化!”曾廣昌提高音量,“我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我永遠不會對不起那些死去的戰友!”

歷經坎坷艱辛,從革命戰火中一路走來的曾廣昌依舊是那個曾廣昌。質樸務實的本色、嚴守軍紀的作風、為民服務的初心,在這位老人身上,歷久彌堅,從未變更。

“十多年前曾老身子骨還硬朗的時候,出門都是自己拄著柺杖走路的。所裡提出派車接送他,他每次都是拒絕,說不給組織添負擔。前些年,曾老和所裡的幾位老人,還會相約出門去買菜。”曾老身邊的軍醫王晟說,曾老身上的那種革命傳統,也讓服務站的工作人員欽佩感動。

不開“小灶”、不坐公車的故事,同樣鐫刻在杜宏鑑身邊人的記憶中。

新中國成立後,杜宏鑑先後任南疆軍區後勤部政委、南疆軍區生產管理處處長兼政委、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農業建設第一師政委。

“爸爸當年在新疆三線廠時,食堂給他開小灶,他卻把飯菜倒回大灶,和同志們一起吃食堂。”杜宏鑑的長子杜江源回憶道。

離休後的杜老,始終保持著一名老紅軍的本色,從不沾公家一點便宜。在九江市幹休所書記滕榮華的印象中,杜老一般外出不叫公車,除了偶爾去醫院或參加重要活動,老爺子很少麻煩組織用車。杜宏鑑常對子女唸叨,不能因為有條件了就隨便浪費。

紅色布衣——三位百歲老紅軍的家風故事

杜宏鑑與小曾孫。(2019年7月攝)江西日報記者 楊 瑩攝

■ “個人的成長進步要靠自己爭取,不能給組織提要求、添麻煩”

工作崗位平凡,是3位老紅軍大多數子女的共同寫照。

王建國是王承登的小兒子,如今的他常年陪伴父親,照顧父親。年輕時,王建國下放回老家吉安市富田鎮當過農民,1975年接母親的編,到了贛州市百貨公司工作。下崗後,他和同樣遭遇單位改制的二哥一起,合夥開出租車,直到前些年才放下方向盤,一心照顧父親。

“我們都靠自己,就算下崗了老爺子也不幫忙找人,年輕時我們心裡都有埋怨。”王建國說。

類似的情緒在曾鐵軍身上,則刻下了鮮明的人生軌跡。

1969年,曾鐵軍中學畢業後,正好趕上知青上山下鄉,一心想留在城裡的他卻在父親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一定要我到農村去,我一賭氣,就回老家興國縣崇賢鄉太平村當知青去了,和農民一起插秧、犁田、挑糞、砍柴,這期間我一直生他的氣,連過年都沒回家。”曾鐵軍回憶道。

1973年,贛州市煉鎢廠招工,曾鐵軍不和家裡商量,報名當了爐前工。後來,曾廣昌打聽到老大在贛州,特意從吉安跑到贛州看曾鐵軍。上世紀80年代初,曾鐵軍從興國縣調回吉安,進了萬向節廠當工人,乾熱處理。曾鐵軍再次向父親提出能否換個單位。“他還是拒絕,說你們好好工作,努力奮鬥。”曾鐵軍說。

1978年,杜宏鑑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照說是管幹部的,但杜宏鑑的子女、親戚,卻未能得到特殊照顧。

長子杜江源參加工作時,在新疆天山深處的一個三線工廠當工人,冬天大雪封山,連著幾個月吃不到蔬菜。“我當時就想換個好點的工作,但父親不為所動。”1975年,為了照顧母親,杜江源回到南昌一家印刷廠當工人,1977年調到九江大橋船舶管理處,直到1998年從工作崗位上提前內退,一輩子都是一名普通職工,日子過得簡簡單單。

“個人的成長進步要靠自己去爭取,不能給組織提要求、添麻煩。”杜老告訴記者,他5個孩子,工作生活都靠他們自己,自己確實沒有幫他們。杜老的這種廉潔家風,貫以始終。如今,杜家的晚輩,雖然大多在平凡崗位上工作,但都幹出了不錯的成績。

“有時候心裡會怨父親,當官時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給子女謀個好工作。但有時又想,父親是老紅軍,心裡裝的全是人民,是為人民謀福利,不是給家人搞特殊化。”杜江源說,想到這裡,自己也就釋然了。

紅色布衣——三位百歲老紅軍的家風故事

63歲的王建國推著王承登散步。(2019年10月攝) 江西日報記者 朱文標攝

■ “工作上不貪圖安逸,生活上不攀比”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艱苦樸素與家國命運間的關係,在老紅軍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證。

杜江源多年照料父親的飲食起居,對父親的習慣再熟悉不過。“他生活極其簡單,最怕浪費,一餐吃不完的菜,堅決不讓我倒掉。家裡的舊傢俱舊家電,只要能用的絕不讓換。原來家裡有個舊彩電,看了好多年他都不讓換,後來要看大閱兵,他才答應換了個新的。”在杜江源看來,父親的節儉,有時到了苛刻的地步。

甘祖昌將軍的二女兒甘仁榮,在九江工作至退休。上世紀90年代,她聽說九江干休所也有一位新疆離休的老紅軍,就第一時間找到了杜宏鑑。如今的她,還經常來看望杜老。

“第一次見到杜老時,看到他的裝束,就跟我父親一個樣,就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小老頭,非常簡樸。他們這代人奮鬥一輩子,這些是刻在他們骨髓裡的,不管現在生活條件怎麼好,艱苦樸素的作風他們都不會忘。”甘仁榮告訴記者,杜老如今身上常穿的那件舊軍裝,也是當年在新疆時穿的,到現在有幾十年了。

“我們兄弟姐妹5個總是‘紅二代’吧,雖然身處各地,但走出去,人家都說我們比普通老百姓還老百姓。這可能就是我們父親身上遺留給我們的家風,在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吧。”杜江源說。

前些年,杜宏鑑看到社會上的一些不良現象,心裡頗為擔心。為了晚輩能一直正確處世為人,他不顧高齡,利用一切機會給子女開家庭會議,甚至開“電話會議”:“我一輩子為黨工作,從沒佔過公家的便宜。你們做人做事,也要一顆公心,光明磊落,人生道路上不能走錯路!”

“我沒有什麼遺產能給你們兄弟姐妹,但有一句話:雖然現在條件優越了,但工作上不能貪圖安逸,生活上不能奢侈攀比,要努力做精神上的富有者。”杜江源說,這是父親最常跟他們兄弟姐妹們說的一句話。

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王承登的衣服永遠是舊軍裝。有一次,孫子王侃把從日曆上撕下的紙丟進垃圾桶,王老看到後,嚴厲制止,並說日曆紙也可以再利用。

歷經艱苦歲月,王承登不僅自己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而且常常教育子孫不能丟了這份優良傳統。在王家,平常洗臉洗菜水不是立刻倒掉,而是倒進一個專門的桶裡儲存起來,用於沖廁所等用途。這個習慣,堅持至今已數十年。

而王老的習慣,也深深影響著回春樓裡照顧他的醫護人員。

“前幾年王老腿腳還好時,只要天一亮,他就會走到護士站,用柺杖敲我們桌子,然後指指燈,意思就是要關走廊的燈了;看見有報紙亂扔,他說要收好,積攢起來可以賣點錢,給護士們買點水果吃……”說起王老儉樸節約的故事,贛州市人民醫院老年病科副護士長劉豔秀印象深刻。

在九江市幹休所書記滕榮華看來,杜宏鑑身上體現了老紅軍共同的特點:官位高不謀私,功勞大不顯擺;一身布衣見本色,一根手杖伴餘生。

■ “父親教我們做人要老老實實,做事要勤勤懇懇”

雖說不幫子女找工作,但在老紅軍的家庭,嚴苛的管束卻一點不少。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大江南北,當工人的曾鐵軍產生了下海經商的想法,沒想到曾廣昌又搖起了頭。“他說工人階級最偉大,還是要好好當工人。”曾鐵軍說,他工作的工廠1999年倒閉,弟弟曾鐵牛上世紀90年代退伍回家後進了當地物資局工作,沒幾年也下了崗。好在兩個妹妹當了兵,依靠自己的奮鬥留在了北京和福建。

“他一直用他年輕時當紅軍、要飯的經歷給我們上課,要我們不忘本,老實幹事業,當農民就老實當農民,做工人就好好做工人。”曾鐵軍直言,那時候,子女私底下對父親的做法都感到有點過分。

半個多世紀倏忽而過。“現在回頭想一想,我才體會到,父親教我們做人要老老實實,做事要勤勤懇懇,一生受用。在工廠裡上班的時候,我也年年是先進分子。”曾鐵軍告訴記者,到如今,也理解了父親。

王承登的長孫王磊,如今是贛州市廣播電視大學教務處的一名工作人員。因為一次選擇,18年前,他與全日制本科教育擦肩而過。

2001年夏天,王磊幾乎同時收到了兩份通知書,一份是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現北京信息科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一份是入伍通知書。“我當時比較猶豫,一方面想讀大學,另一方面受爺爺影響,參軍也是我從小的夢想。爸媽更希望我去讀大學,但最後還是聽了爺爺的話,成了一名軍人。”——在王家,王承登一言九鼎,是名副其實的家長。

“說實話,參加了工作,還是有一點遺憾,因為我在高校工作,發現第一學歷還是很重要,儘管我後來通過繼續教育也得到了本科文憑,但畢竟不是第一學歷,多少會有影響。”王磊同時坦言,參軍的經歷讓他受益匪淺,也一直以此為傲,“我感謝爺爺。”

■ “大家更應發揚紅軍時期優良傳統,未來靠你們了”

自1972年從貴州省商業廳離休後回到贛州,王承登的足跡遍佈了贛南的18個縣(市、區)。他下部隊、入企業、進院校,以自己為教材,不顧辛勞作報告。他希望通過講述自己革命的親身歷程,激勵更多年輕人,傳承弘揚長征精神。

王承登將自己的報告之旅比作人生路上的“新長征”。“講到激動時,他會揮舞拳頭。說到動情處,他會眼中帶淚。”王建國說。

不僅做長征精神的宣傳員,王承登也一直保持了一名革命軍人的傳統。

同樣是1972年,當時的贛州地委統一給贛州市的離休幹部蓋了42棟帶院的一層住房,王承登家住第五棟。從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每日清晨五點半,王承登就會準時起床,拎著一把掃帚出門掃地,掃完了屋前院後,就往遠處幫鄰居掃。

“刷,刷,每天清早,我們都是在屋外的掃地聲中醒來的。只要不打雷下雨,不論春夏秋冬、寒來暑往,他堅持每天掃,掃了十多年,直到後來掃不動了。”在王建國看來,父親對自己革命軍人般的嚴苛要求,也自然而然感染了子孫後代。

有一回,王磊上班遲到,被王承登知道了。王老單獨找到王磊所在的學校,請校領導對孫子進行批評處分。這種要求儘管近乎“苛刻”,卻使得王家的後代一直保持了軍人的傳統和作風。

“你如果要問我家的家風是什麼?老爺子所做的這一切就是我家的家風。”王建國說。

在杜家,杜宏鑑就地把自己所在的九江干休所,當成了革命傳統教育課堂。

今年4月,杜宏鑑的老家——吉水縣水南鎮雙坑村鎮村幹部和杜老的一些親友,來到九江市幹休所看望杜老。見到老家來人,杜老顯得很興奮,用家鄉話與大家交談。親友們告訴他,這幾年老家通了水泥路,搞了新農村建設,高速公路通到了家門口,杜老聽後十分高興。

“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取得的勝利來之不易,要緊跟黨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要發展經濟,黨中央把鄉村振興作為國家戰略,農村發展大有希望、大有潛力,家鄉的幹部群眾要抓住大好機遇,把家鄉建設得更好。”離別時,杜宏鑑不忘一遍遍地叮囑。

如今,儘管行動不便,但每逢親友來,杜老都會不厭其煩地向晚輩講述革命故事,告訴後人懂感恩、多幹事、幹實事,堅定理想信念,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2014年3月,在吉安軍分區為曾廣昌組織的百歲生日座談會上,曾老顫顫巍巍地站起身,對到場的賓朋說:“今天大家來給我過生日,我實在感覺到很慚愧。我對國家、對人民沒有什麼貢獻,如果說有貢獻,也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接著,曾廣昌把目光轉向在場的年輕人:“現在我們國家還不富裕,大家更應該發揚紅軍時期的優良傳統,把國家和軍隊建設得更強大。未來,靠你們了!”

江西日報記者 張天清 江仲俞 卞 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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