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蟄伏的10年,也是積攢政治資本的10年

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袁世凱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但對他的影響卻非常大。

李鴻章的失勢使袁的政治前途再生轉折。因為清軍遭遇一連串的潰敗,朝野上下變法的呼聲逐漸高漲。本來由漢納根和胡燏棻主持的訓練新式軍隊的任務,陰差陽錯地落在了袁世凱肩上,也可算是因禍得福了。

我們先把時間回到1884年

平息開化黨政變

袁世凱:蟄伏的10年,也是積攢政治資本的10年

開化黨人合影

1884年12月4日的晚上,如同平日的宴飲一樣,朝鮮郵政局總辦開化派洪英植邀請清廷駐朝總辦商務委員陳樹棠及各國駐朝公使聚會,在座的還有朝鮮官員閔泳翊、李祖淵、金宏集等人。正當午夜觥籌交錯之際,突然有人來報,外面有房屋起火,閔泳翊連忙出去查看。

可是過了不久,閔即滿臉鮮血地回來並撲倒在了門口,眾人驚恐萬分。同在聚會的德國人穆麟德見狀,急忙將其送回家中救治。袁世凱聞訊趕來,閔泳翊奄奄一息地說道,此係開化黨所為。袁世凱連忙繼續叫人打探,才知開化黨意圖政變,已引日兵進入王宮。

在此情形下,袁世凱晝夜難眠。十九日凌晨,袁世凱致書叔父袁保齡商量對策。他認為日本既然幫助開化黨除中國黨,那麼朝鮮即便不被日本吞併,背叛大清也是遲早的事。因此首要任務即是要求日本撤兵,這可以通過陳樹棠通知各國公使,藉助外國施壓於日本。若是日兵不撤,駐朝諸將士計劃衝入王宮,護衛朝王。同時北洋應當迅速派出大部隊東渡平叛。

贏得李鴻章信任,獲得升遷

最終,駐朝清軍武力入衛朝鮮王宮。在袁世凱關於處置情形的稟帖中,李鴻章看到了一個有勇有謀、敢於任事的袁世凱。加之袁世凱之前己向李鴻章表示效忠,所以在清廷與日本議定《天津條約》之後,光緒十一年九月,李鴻章即屬意袁世凱作為新的清廷駐朝鮮代表,此奏隨即獲得了朝廷的同意。

從隨軍營務到獨當一面的清廷駐朝鮮代表,對於這次任命,袁世凱的心情是複雜的。早先因甲申之亂的交涉未竣,袁世凱才得以告假回鄉侍奉母親,誰知半年後又須宦遊異鄉。

剛踏上離家赴任的路途,袁世凱即向二姐問詢母親的身體情況,安慰母親毋以己為念。到了天津面見李鴻章後,袁世凱始確定自己須再赴朝鮮。在袁世凱看來,朝廷任命和條約保證了其在朝鮮的基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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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內地謀事”

然而自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朝鮮開化思潮興起後,開化派力圖擺脫清朝藩屬的活動從未中斷。原先袁世凱只在軍營中有所接觸卻不曾全方位的親臨其事,現在到任不久,他就有了深切體會。

他向李鴻章彙報說,朝鮮群小持政,導致內憂外患,自己很難開展工作,朝鮮非常不願意中國干涉。顯然朝鮮的政治氛圍讓袁世凱感到掣肘難行,但新官上任,他不能因此放棄,“在內地謀事”的想法只能暫緩。

到了光緒1889年秋,是袁世凱任滿回國之日。所以從年初開始,袁世凱就積極聯絡各方友人,表達自己的歸國之志。同時,他向盛宣懷錶示,俄國人陰謀蠶食朝鮮己久,此時正在與朝鮮商討陸路通商問題,將來肯定有所紛亂。

此番言語當然是袁世凱希望能通過盛宣懷傳達到李鴻章處,說明自己的籌謀之才,但是盛宣懷卻勸他“蟬聯”,同時盛宣懷還主動提出與袁世凱義結金蘭。

袁世凱:蟄伏的10年,也是積攢政治資本的10年

“中國實業之父”——盛宣懷

除了盛宣懷外,吳大澂也主動與袁世凱結下姻婭之誼,中間作媒之人正是袁保齡的好友周馥。通過叔父袁保齡這層關係,袁世凱結識了眾多北洋幕僚。

雖然袁世凱年歲較輕,但經過自己的努力,在官場上己經具備與這些人物同臺交流的資格,故而對於袁世凱這樣的青年才俊,北洋諸人頗願結識。因此在開差回國這件事上,袁世凱也積極聯繫周馥和劉含芳等人代為請求。

李鴻章:再幹三年

可是李鴻章最終只答應袁世凱可以在十月左右允假探親,假後仍須回韓。李鴻章的意思是,朝鮮責任重大,關係天下大局,袁世凱責任重大,袁世凱在朝的又一個三年任期要開始了。

從1889年開始的第二輪任期剛過半年,就有不好的消息相繼傳來。先是袁世凱養母的乳旁生了小疙瘩,後來又接到了袁保齡去世的消息,母親患病讓袁世凱更加牽掛家中之事,而袁保齡去世無疑對袁世凱的政治前途有所影響。這讓原本求歸的袁世凱更加焦躁不安。

終於,在第二輪任期結束前的兩個月,袁世凱收到家書,信中說母親病重,李鴻章隨即代奏乞假兩月。袁世凱連續兩天拜訪了張佩綸,並給張佩綸贈送了朝鮮境內所立權懷素書《大唐平百濟國碑銘》的拓本。待家中諸事完畢,袁世凱來到天津再次拜訪了張佩綸。表示想盡快擺脫朝鮮這個漩渦,盡力向國內政治權力中心靠攏。

時間到了1892年:

“在內地謀事”再次失敗

這一年,袁世凱乞假返鄉,既是因為母親病重也是因為正好到了任職輪期。所以袁世凱在光緒1892年初回差之後,因起服和新一輪任期的原因再次得到了李鴻章的奏保,李鴻章也是想通過此舉穩住袁世凱,從而保證朝鮮局勢的穩定。

在袁世凱方面,當然是繼續想借此“在內地謀事”,言語之間大有視李鴻章為伯樂之感。因此在簡放實職一事上,袁世凱不僅希望“在內地謀事”,同時也不願離開李鴻章的北洋勢力範圍。

因為在北洋既有李鴻章的賞識,也有朋友、同僚的支援,實在是得天獨厚的環境。不過,最終李鴻章還是以朝鮮事務關係緊要為由,將袁世凱奏留在了朝鮮。

期待了一番,最後還是留在了朝鮮。若是仍然在外,朝鮮因系藩屬名義,袁世凱己是超擢的二品道員。

東學黨叛亂成為歸國契機

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日本開始有所行動。1893年,面對東學黨的叛亂和日本的試探,袁世凱和總署皆發生誤判。等到日軍登陸,袁世凱愈發感到此地不宜久留,並提醒李鴻章,倭兵操法律令甚佳,戰鬥力很強。而且日本大軍前來,不可能空手而歸。清軍不如陳兵鴨綠江或平壤周圍,既可防範又能避免開戰。

袁世凱:蟄伏的10年,也是積攢政治資本的10年

甲午戰場上的日軍

朝廷為緩解朝鮮的情緒,終於,1893年的8月,電旨準袁世凱調回。袁世凱離開了前後工作生活近十年的朝鮮。

但此時日本方面已再次聲明拒絕撤兵。兵臨城下,即使袁世凱回津,朝鮮局面己無可挽回。漩渦己經擴大,若仍在天津,以後被李鴻章派赴戰事,仍將難以避禍。為此,袁世凱聯繫到了戶部尚書翁同鮮,想稱病回京,只有來到京師,才有可能徹底擺脫朝鮮的困境。

因為袁世凱既己回津,上策是晉京,其次是留在北洋,總之是不會想著回朝鮮了。

翁同龢與李鴻藻:袁世凱領兵上前線

翁同龢與李鴻藻的意見是想讓袁世凱帶兵,於是次日便有電旨發出,“著李鴻章速催薑桂題、程允和招募成軍,令袁世凱會同帶領,即赴前敵,相機進剿”。

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點,這顯然不是袁世凱所期望的。所以當週馥被電旨明令總理營務後,袁世凱也向李鴻章說願意協助辦理糧臺。不過此時,袁世凱將要啟程奔赴前敵了。

時間到了1894年:

袁世凱在後方搞運輸

對於朝鮮不斷惡化的戰局,袁世凱的思考是厚集大軍再圖進取。

他建議李鴻章陳兵鴨綠江或平壤。這也可以讓自己避免在前線遭遇不必要的意外。

袁世凱是負責辦理後方糧臺,與周馥各有分工,但顯然在這裡,袁世凱選擇了比鳳凰城更為後方的新民廳,而讓周馥去了前線。

袁世凱依然擔心朝鮮局勢的發展會對自己不利,他尋求開差回津的想法一直沒有停止。但此時前線正兵荒馬亂,這樣的請求不僅李鴻章不會答應,盛宣懷也難以在當中疏通,袁世凱只得繼續等待時機。

漢納根:練兵十萬

袁世凱:蟄伏的10年,也是積攢政治資本的10年

德國人漢納根

就在陸戰前線吃緊,袁世凱尋求開差回津的時候,漢納根因隨北洋海軍作戰負傷得到朝廷嘉獎,從而進入了廷臣的視野。

實際上,漢納根不僅沒有袒護李鴻章的意思,而且試圖指揮北洋海軍進行整頓之時,李鴻章表達了嚴重不滿。

漢納根首次提出了練兵十萬的計劃,但對於海軍,只是談了購買軍艦和僱洋人管帶之事,對於海軍制度則未涉及。就在漢納根遞上條陳的前一天,盛宣懷寫就的練兵籌款稟帖也由李鴻章代遞到了總理衙門。

盛宣懷在電稟中談到,“西法用兵實勝中法”,軍制規整、號令統一。所以“請速練槍隊兩大軍,計二萬四千人;炮隊一軍,計三千人;馬隊一軍,計三千人”。

這儼然是一個讓李鴻章繼北洋海軍後,再次主導清朝陸軍軍事改革的方案。翁、李皆為主戰之人,也希望由此練兵而可操勝券。

翁同龢力保漢納根練兵:

朝廷也初步同意了漢納根練兵十萬的計劃。

聖旨發下的第二天,漢納根即把所言的詳細辦法擬了出來,練十萬人,分兩隊,每隊五萬人。其中步隊四萬,馬隊五千,陸路炮隊三千,圍城炮隊一千,工程隊一千。另外月餉計劃需一百七十萬兩,餉項由新海關領導新設的新軍支應局辦理。

在漢納根的設想中,新軍的訓練並不由北洋主導。反而計劃將新軍支應局的總司設在北京,由總稅務司兼理,並與督辦軍務處王大臣時常商酌。支應局的人員也由總稅務司簡派,名義上屬於北洋的總糧臺完全成了單純發放餉項的機構。

另一邊:議和開始

不過在另一方面,向日本示意求和的計劃也逐漸活動開來。首先是張佩綸聽說張蔭桓將赴天津是為了求和之計。繼之,廷寄準德璀琳赴日本,通伊藤。李鴻章也因此給伊藤博文發電示好。在此氛圍下,旅順又己全失。

十一月初十日,張蔭桓因商量議和事赴津,在和李鴻章的交談中,張明白了李對於漢納根練兵的態度。李鴻章說:“雲眉向不知兵,又升轉在邇,豈合以此相累?至漢納根,雖有才而不易駕馭,不圖內間撫番至此。”第二天,漢納根仍不明就裡,向張蔭桓面呈練兵辦法,想作最後努力。但張蔭桓只能支吾以應。回京後,光緒帝向張蔭桓問及此事,張蔭桓以天津見聞答之,光緒帝聞之只得默然以應。

十一月二十日,翁同龢日記記道:“夜草駁洋隊稿,此事全系胡燏棻鼓簧以致中變”。而京中也有御史上奏稱:“洋將漢納根事事核實,諸有條理,胡燏棻以其不諛己,又恐其妨己,致礙將來報銷,而必欲去之。故作危疑之言,以敗其成,假公濟私,不顧大局”。

最終漢納根練兵一事己不了了之。

袁世凱發跡—掌權練兵

袁世凱進入視野

漢納根練兵中輟的消息傳出後,盛宣懷立即重拾其之前的練兵構想,尤其有了漢納根的藍本,盛宣懷也列出了較為詳細的計劃。他提到“袁世凱有智略,肯講西法,如能病痊,似可任用”。

並且在具體措施中,強調了不在京中設軍務總司,一切“仍宜中堂慨然自任”。袁世凱雖一直身在前線,但也對京中的練兵動向十分關切。

目睹戰場敗狀,盛宣懷意識到仍須按西法練兵。他向張之洞表示自己可以設法籌款,人員也己定妥,唯獨欠一個支持此計劃的督撫大員。若是張之洞能支持,自己願意離津赴寧,作為協助。

但張之洞的想法卻與盛宣懷的目標有所分歧,對於盛宣懷的投效,張之洞也顯得謹慎、實際。他問盛宣懷道:“來電謂,閣下能設法籌款。能籌若干?大約從何處設法?尊意中有何將可任用?漢納根現在情形若何?想己不用。能調來江否?均祈迅速詳示,方能酌辦。至託許星使募洋弁一節,是否閣下託?抑自傅相托?或胡云楣託?望早示。”

一連串的質問,言下之意就是,他很重視這批洋將招募的名義,而且他也相信盛宣懷是能籌款的。但非常明確,盛宣懷若來此則主要負責籌款,而不是練兵。

袁世凱更加積極

經此一事,袁世凱在軍務建議上更加積極。胡燏棻也試探著讓袁世凱在前線帶小支軍隊,袁世凱對此顯得胸有成竹地說道:“凱須餉優械精熟練一枝,能操不潰之權,始敢措手,否則決不願隨人奔潰。慶軍如張不行,其中營官吳長純勇略兼優,操守不苟,足勝接統任,請問功亭便知。前日凱己設西路探撥及密探多人前往,必不致為奸寇所算。”

和胡燏棻說完,袁世凱自然也更進一步,再次聯繫了李鴻藻。他主要指出了前線諸將領存在的問題,“勇營大半新集,未及精煉,故不耐戰”。

可見袁世凱的戰略戰術意識相較戰前並沒有多少差別,仍然強調集中優勢兵力的重要性。不過對於日軍的作戰,袁世凱己有了親身體驗,而且表現出對戰場形勢非常瞭解的姿態,這不由得讓劉坤一這樣的“老軍務”以及朝中大臣刮目相看。

擺脫李鴻章

三月二十七日,李鴻章己由日本議和回國,因此戰事實際上己接近尾聲。所以盛宣懷建議袁世凱仍回北洋,依附於李鴻章為好。

但袁世凱並不做此打算,而是再次致信李鴻藻,先是表述了中國應當臥薪嚐膽,精煉新軍,然後說如今諸將領或“優養既久”,或“年近衰老,利慾薰心”,所以應“速派明練公正、真實知兵大員”進行練兵,但袁世凱話鋒一轉卻說“擬即稟請北洋賞假歸省”。

實際上這是徹底脫離李鴻章,等待朝廷電召的策略。兩日後,電旨袁世凱“來京交吏部帶領引見”,袁世凱的機會終於來了。

進入督辦軍務處

他在奏摺的開頭就談到:“竊維天下大勢,遞變而不窮者頁。變局之來,惟變法以應,則事變乃消弭於無形。此次軍興失利,勢誠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恥,破除積習,因時變通,不過數十年間,而富強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轉機也。”

可見此時袁世凱上奏的出發點乃是呼應當時朝野上下的變法潮流。他自己也不確定練兵之事是否有把握,所以選擇了一個廣泛撒網的策略,不僅談練兵,也談其他。

雖是如此,但袁世凱己然在為獲得練兵權而暗自溝通。在進京之前,袁世凱就寫信詢問盛宣懷,“雲翁己入都否?”任職督辦軍務處後,袁世凱和從弟袁世承談到:“惟內事甚遲緩,辦事殊不易,只隨班奔走而己,似未能久居此,暫留以備顧問,而赴任之事之無可望,大約仍不外兵事。”

袁世凱在督辦軍務處隨班奔走的日子裡,“乃招致幕友,僦居嵩雲草堂,日夕譯撰兵書十二卷”。而此時張之洞的薦舉人才折適時地送到了中樞。折中稱袁世凱“志氣英銳,任事果敢,於兵事最為相宜”。

—個月之後,袁世凱向翁同龢遞上了詳細的訓練洋隊章程。又十日後,十月初三,

中樞最終確定袁世凱在小站統領訓練新式軍隊。

袁世凱:蟄伏的10年,也是積攢政治資本的10年

小結

甲午戰敗之際,雖然朝野上下變法之聲四起,但在實際操作中,漢納根的練兵方案被迫中斷,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凱政治鑽營成功後的練兵條陳。此時中國各地雖己有零星的新型軍事學堂,但在政治和教育制度變革之前,傳統的政治邏輯仍是政治資格優先於職業經驗。

聚焦甲申至甲午十年間袁世凱的政治生涯,可知袁世凱最初被派駐朝鮮並非其內心中最理想的升遷結果。因為朝鮮遠離家鄉,而且與國內政治情形有所隔膜。因此在屢次求歸受挫後,藉著甲午戰敗李鴻章失勢之際,袁世凱積極聯絡前線及朝中各大員,以求得在政治上擺脫因朝鮮而生的局勢泥潭。最終,得到朝內外大員共同賞識的袁世凱成功獲得了新式軍隊的練兵權。

顯然這並不是因為袁世凱替朝鮮練兵或在戰場後方籌辦糧秣獲得的機會,而是其在政治上進取的結果。因此,袁世凱的成功也反映了晚清政治生態的典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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