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為士人生平第一要事”。我國藏書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最早的私人藏書家，公認的當推孔夫子。因為唐代以前成書實屬不易，所以藏書家相對比較少些，宋朝之後就日漸其多了。清人藏書家張金吾有段精闢的見解：“欲致力於學者，必先讀書，欲讀書者，必先藏書。藏書者，通讀之資，而學問之本也。”這或許是對興化(今莆田市)士人傾財求書、捨命護書、埋頭抄書、勤奮讀書，用情著書的最佳詮釋吧。
藏書量的多少，往往是衡量某一個地方文化教育興盛的標誌之一。宋代莆田民間藏書之多在全省以至於全國都是名列前茅的，堪與當時的國家圖書館比肩而立。這一方面得益於福建刻書業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則是莆田士人視書為財的風氣所致。
據考，福建的刻書業始於五代初，當時邑人徐寅有《自詠十韻》詩，詩中是這樣說的：“拙賦偏聞鐫印賣，惡詩親見畫圖呈。”可知福建在五代初已有書商刻書了。到了兩宋時，福建刻書業已經相當發達和繁榮了。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流通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主要標誌是刻書機構眾多，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統已經形成；刻書地點分佈廣泛，刻印書籍數量居全國之首，是宋代著名的三大刻書中心之一，正如南宋藏書家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所說的，宋代刻書“其精以杭為最，其多以閩為最，蜀皆次之”。
雖然宋代閩刻的中心是福州和建陽，但是當建陽麻沙版盛行時，莆田也有開雕，所刻書籍遠銷於省內外。據載，莆田著名的刻書坊有“莆田郡齋”等幾家，所刻內容，經、史、子、集無所不包，許多刻本被名家書目所記載，有的還流傳至今成為圖書館珍藏的善本。莆田的刻書業到了南宋已發展到繁榮階段，可與泉州等地齊頭並進，在福建雕版印刷業中佔有一席之地。
南宋乾道四年（1168）興化軍學刻印蔡襄的《蔡忠惠集》36卷。蔡襄還著有《荔枝譜》和《茶錄》兩本書。宋慶元五年（1199），莆田人黃汝嘉刻印胡安國的《春秋傳》30卷，該書初刻於宋乾道四年（1168），後汝嘉修補刊行，北京大學圖書館今藏有修補本。同年，他還重刻了呂本中的《東萊詩集》20卷，北京圖書館存有殘本6卷。饒節的《倚松老人詩集》3卷和晁衝之的《貝茨集》1卷。另據《直齋書錄解題》題黃庭堅《山谷別集》版本時稱：慶元（1195-1200）中莆田黃汝嘉增刻，由此可知，汝嘉在慶元年間，又刻有《山谷別集》傳世。
宋嘉定七年（1214），福清人林瑑任興化知軍期間，為郡儒李俊甫刻印《莆陽比事》7卷；嘉定十四年，莆陽許興裔刻印趙彥肅的《復齋易說》6卷；宋淳佑九年（1249），莆田郡齋又刊刻劉克莊的《後村居士集》50卷；宋寶佑三年（1255），樓昉《崇古文訣》35卷在莆田開雕，這書是樓昉知興化軍時的力作；宋景定四年（1263）興化軍學刻印徐元傑《楳野集》25卷，此書為徐元傑之子徐直諒任興化知軍時所刊。
此外，林慎思的《伸蒙子》3卷；方惟深的《方秘校集》10卷；鄭樵的《通志略》、朱熹的《周易本義》、真德秀的《文章正集》等，都是宋代莆田書坊刻印的書籍。誠如劉後村所言：“吾裡藏書多善本，游泮多英才，傍考互校，它日莆本當優於廣越矣！”的確，興化軍刻書業已相當繁榮，其刻本不但較有名氣，而且也可與外埠刻本相媲美。但遺憾的是，莆田的宋刻，如今很難見到了。
以上所舉僅是名家書目和現存刻本中的一部分，據不完全統計，宋代興化共刻印書籍60部871卷，對促進莆田的教育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外，莆田刻書業的繁榮還可從藏書中窺見一斑。興化不但軍學縣學有藏書，書院寺廟也有藏書，而且還有許多私人藏書家，其藏書量累計多達數十萬卷，其中以“萬卷樓”、“一經堂”、“富文書屋”、“衍極堂”、“藏六堂”等最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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