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鎮羈留草原之事，史書稱之為明英宗“北狩”事件。朱祁鎮在位的時期正值明朝的多事之秋，這時的大明帝國早已褪去了洪武、永樂年間“王師追討，北虜遠遁”的風采，自仁、宣之時，守成之君們愈加因循守舊，保守的防務政策、尖銳的國內矛盾使得疆土是內憂外患。尤其是在北方，邊務日漸廢馳，民族關係日趨緊張，傳統勁敵蒙古各部叛服不定，頻頻南下侵擾，雙方矛盾逐漸激化，最終釀成了影響歷史的“土木之變”。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被俘之後，落入了瓦剌也先手中。對於他那段“北狩高原”的歲月，明朝官方史料記載－《明英宗實錄》等並沒有涉及太多。畢竟朱祁鎮在草原上的生活起居，當時明朝的史官並沒有第一手資料，是無法直接瞭解和掌握的。
但隨明英宗一同被俘的一些侍衛、大臣，以及後來明政府派往瓦剌的使臣成為事件的親歷者，在他們後來所著述的文章中倒可以看到一些詳盡記載。如當時明英宗身邊的錦衣校尉袁彬所著的《北征事蹟》、時任通事（翻譯人員）的楊銘（哈銘，蒙古人，一說回回）所著的《正統臨戎錄》《正統北狩事蹟》，出使瓦剌的禮部右侍郎李實所著的《北使錄》、土木兵敗逃脫又再度出使瓦剌的右都御史楊善所著的《使虜記》等，這些都成為掌握明英宗北狩生活的重要參考資料。
本文繼續《 》之前述，按照時間脈絡為各位解讀明英宗朱祁鎮後“土木”時代的故事。
生擒英宗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公曆1449年9月1日），明英宗的親征大軍陷入瓦剌騎兵的合圍之中，“官軍人等死傷者數十萬”。
土木之變劇照
這一軍事潰敗後的場景，明英宗的近臣哈銘後來對此做了詳細記載。哈銘是蒙古人（後賜楊姓），他本來是明朝的一名通事，土木之變發生時，哈銘其實並不在現場，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時，他原本隨其父楊只跟著指揮使吳良，一同前往瓦剌也先那裡送賞賜，結果被瓦剌給囚禁起來。
後來，他被送到了被俘的明英宗那裡。在《正統臨戎錄》中，他“間聞聖旨備說”描述了當時的場景：起初，明英宗派人去找也先講和，結果派去的使臣在回營的路上被瓦剌使臣給殺了。
兵敗後，明英宗“蟠膝面向南坐”，有蒙古兵要強行奪取明英宗朱祁鎮的鎧甲，看到他的外表不一般，就押著去見也先的弟弟賽刊王（賽罕王）。
朱祁鎮影視劇照
畢竟是大國之君，明英宗見到了賽刊王，仍然不失氣場，反而質問對方是也先還是賽刊王，是伯顏帖木兒還是大同王。在發覺明英宗應該不是一般俘虜之後，賽刊王就告知了也先。也先隨後叫上兩個曾經出使過明朝的瓦剌使臣哈巴國師、哈者阿里平章一同前來辨認。結果明英宗一眼就認出跟隨也先的兩個人，並且喊出了名字。
在確認了明英宗的身份之後，也先是喜出望外。不過，面對如此重量級的俘虜，他也並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置，於是召集大小頭領商議。其中一個頭目認為明朝一直是瓦剌的敵人，應該除掉明英宗，一席話惹怒了也先的弟弟伯顏帖木兒，他認為“上天不曾讓他死，我們怎麼能害他性命”，其他眾頭領一看，紛紛認為“知院說的是”，也先於是就把讓明英宗去了伯顏帖木兒大營。從這段記載中能夠證實，明英宗在後來確實與伯顏帖木兒建立起了聯繫，並且在明英宗能夠返回明朝這件事上，伯顏帖木兒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對此，《明史》後來的總結更是是簡單直白，說也先聽到明英宗被俘是“錯愕未之信，及見，致禮甚恭，奉帝居其弟伯顏帖木兒營”。
瓦剌大營
瓦剌上層對於明英宗這樣一個人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態度，其實也不難理解，當時的蒙古方面是瓦剌和韃靼暫時形成了盟友關係，但兩部的合作並非鐵板一塊。土木之變中雖然瓦剌的獲勝，但還並不具備一口吞掉明朝的實力，兩手準備是免不了的。因此，也先在得到明英宗這樣一個籌碼後，一方面繼續軍事威脅，另一方面開始利用明英宗的天子身份開始大做文章，以獲取最大利益。
天子叫門
《明英宗實錄》中記載, 八月十六日（公曆9月2日），明英宗朱祁鎮的車駕被瓦剌士兵控制後，到達了雷家站。明英宗在這裡安排了錦衣衛校尉袁彬寫信，由千戶梁貴攜書信回京，去取“九龍蟒龍緞匹及珍珠六託、金二百兩、銀四百兩”，送給也先，以圖自贖。由此推斷，從這裡就拉開了後來也先挾持英宗，巡邊叩關，“天子叫門”的場景。
朱祁鎮劇照
劇照
袁彬當時只是一名錦衣校尉，為什麼安排他去執行這項任務呢？根據他在《北征事蹟》中描述，袁彬被俘後，在十六日這天於雷家站的一處高崗上，見到了坐在地上的明英宗朱祁鎮，當時明英宗被瓦剌兵圍著，袁彬趕緊叩頭大哭，說自己是“校尉”，但明英宗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卻不讓袁彬自稱是校尉，只能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袁彬會不會寫字，袁彬表示會寫後，明英宗“就令在左右隨侍答應”。
對於袁彬的到來，哈銘的《正統臨戎錄》記載是，他在瓦剌大營見到了明朝的千戶梁貴，回子撒失刺跟梁貴說，他“在營裡拏了一個識字的人，我進與皇帝伏侍”，讓哈銘奏報給明英宗，這個人就是袁彬。可見在土木堡之變後，明軍人員死傷逃亡嚴重，在後來證實了明英宗的皇帝身份後，瓦剌方面也開始給明英宗從戰俘中尋找一些合適的隨侍，袁彬就被選中了。
袁彬的真實身份是錦衣校尉，那明英宗為什麼不讓袁彬自稱校尉呢？哈銘在《正統北狩事蹟》中提到了這一細節，“虜所怒者校尉，勿雲校尉，只稱識字人”。原來，明英宗也擔心瓦剌知道了袁彬是錦衣衛校尉真實身份後，會將其殺害，為了在自己身邊留下一批忠實可靠的有用之臣，就提醒他以“會識字的人”身份擔任自己的隨侍人員。
袁彬劇照
再看《明英宗實錄》中這段記載：八月十七日（公曆9月3日），“也先聞車駕來，驚愕未信，及見，致禮甚恭（文中前述《明史》曾引此文）。奉至宣府城南，傳旨諭楊洪、紀廣、朱謙、羅亨信開門來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皆皇上城池，天暮不敢開門，楊洪已別往。’乃移蹕，涉宣府河而北“。這段話其實是明朝史官在編修《明英宗實錄》時引述袁彬的《北征事蹟》之言，難免有些“臉上貼金”之意。後面還有一些更為離奇的描述，先是這一天大雨中雷電劈死也先座騎，半夜，袁彬出帳發現紅光籠罩英宗寢幄。後有瓦剌人打算刺殺，結果看到英宗的寢幄有祥瑞之異，就不再行兇。第二天（八月十八日，公曆9月4日）一早，也先來到英宗帳前“頓首，進熟餚及皮服、寢具”。
此時，明英宗還再派宦官喜寧到京城取賞賜給也先的金珠彩幣，再求自贖。試想，明英宗來到宣府叫門，難道是也先畢恭畢敬地請來的？這一說法值得商榷。不過以明英宗當時執意親征的那種性格，他仍然是非常自信的，不管是也先的計劃，還是明英宗自己打算通過索取賞賜以換取自由，這次宣府之行，他應該是積極配合參與的。《北征事蹟》中描述，袁彬等人先是到宣府西城角舍喊話，結果被守城之人放短鎗，不得已又轉到了南門再宣聖旨。
可惜明英宗的宣府之行沒有成功，駐守宣府的人並沒有買他的帳，拒絕開門，而且明確表示總兵官楊洪不在城內。這在《明英宗實錄》《明史》及袁彬的《北征實錄》中口徑一致。
不過，根據形成於景泰年間的楊洪碑文《昌平伯進侯追封潁國公諡武襄楊公洪墓碑銘》中所記載，當時“土木之潰,賊為偽書,遣其下伯顏帖木兒、麻亮等誘公開門,公遣人出,縛送京師。”由此可見，楊洪當時肯定在城內，並且認為這是也先等人的故意設計敲詐，把“宣讀偽書”之人縛送京師。在哈銘的《正統臨戎錄》中，乾脆直接說“著袁彬等叫城，有城上總兵、太監等官不認，放鎗要打”。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中也同樣記載“也先擁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 。
李賢后來在他的《古穰集》中對宣府總兵楊洪當時的表現是非常的不滿，認為他見死不救。說楊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默特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及敵人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為急，所存可知矣”。但奇怪的是楊洪的表現卻得到了負責監國的郕王朱祁鈺的肯定，後來在八月二十四日（公曆9月10日）被升為了昌平伯。
楊洪像
到八月二十日（公曆9月6日），也先挾明英宗來到大同東塘坡，明英宗傳聖旨讓力士張林送到了大同城裡。駐守大同的總兵官劉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把張林給抓了起來，審問來歷。
八月二十一日（公曆9月7日），明英宗先是派遣忠勇伯蔣信（蒙古人，土木之變中一同被俘）到大同城下宣旨開門，結果城中人並不相信他。於是再派袁彬持駕牌騎馬到城下跪說，講述了土木之變經過，守衛發現這一情況，放下吊橋讓袁彬我進了城，見到劉安、郭登、沈固、霍瑄等官員。
聽到袁彬的敘說，廣寧伯劉安出城見到了明英宗，劉安本是一同隨明英宗親征的，準備回師時，任命劉安鎮守大同的。明英宗此時大哭，劉安也隨之大哭。明英宗讓劉安回去，派一個翻譯李讓隨袁彬過來。伯顏帖木兒方面提出索要羊、酒、錢等賞賜，劉安、郭登等官員又出城朝見，奉上了羊、酒、錢等。明英宗又問劉安城裡有多少錢糧，後讓袁彬隨劉安進城取錢取二萬二千兩，分賞給也先、伯顏帖木兒以及眾瓦剌兵。
郭登
《明英宗實錄》中記載，這時的朱祁鎮是“談笑自若、神采毅然，（郭）登等相謂曰：聖主可謂處困而亨者矣”。
得到了實惠的瓦剌並不想撤退。八月二十二日（公曆9月8日），明英宗讓袁彬再傳旨，索要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的家財以及三人的蟒龍衣服、酒器，賞賜給也先；讓城內的大小指揮，千戶、百戶把衣服綵緞等送來賞給也先帳下的大小頭目；接著又擺筵席款待瓦剌。到了晚上，明英宗隨也先駐紮在城西二十里處，城內派夜不收（哨探）來密告袁彬，說打算讓明英宗“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袁彬趕緊把城裡的這一營救計劃嚮明英宗作了彙報，明英宗說“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天，若萬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大同守軍計劃夜救皇帝的計劃被拒，顯然，明英宗認為過於危險，而且他堅信也先達到目的後一定會放了自己，這也似乎應了《明英宗實錄》中記載所謂的“談笑自若、神采毅然”。
在《明英宗實錄》中記載這一營救計劃是郭登提出的，但這在袁彬的《北征事蹟》中並沒有指明是誰，而且《明英宗實錄》中的記載顯然過於樂觀。這一點在《明史紀事本末》和《國朝獻徵錄》中卻是另一番記述，說郭登閉門不出，《明事紀事本末》中說也先挾持明英宗到大同索要金幣，“約賂至即歸上。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郭登卻說：“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 後來，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答應了也先的條件，然而，“既獻，復不應”。
《國朝獻徵錄》中收錄袁袠的《定襄伯贈定襄侯諡忠武郭公登傳》也有同樣記載“也先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不納”，而且說郭登策劃招募勇士劫救明英宗，結果“或以危言沮之，虜逐驚疑，擁上皇去” 。
瓦剌
也先
這裡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明英宗實錄》181卷八月乙亥條中記載，鎮守大同的廣寧伯劉安後來回京彙報工作，提到明英宗曾跟他說“也先欲將其妹與我結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而且還讓他向皇太后奏報，說他“雖虜中，身體無恙，若再遣使臣，多齎表裡物貨前來給賞，可得早回，如來遲，恐深入虜地”。就是說，明英宗讓劉安帶話給朝中說，也先希望跟他結親，支持他回朝繼續做皇帝，而且他現在瓦剌那邊一點事也沒有，應該多派使臣送來錢財，自己就能早回去，如果送晚了，他就會跟著瓦剌到他們腹地了。
但郕王朱祁鈺卻不這麼認為，他申斥劉安說，“爾等俱出朝見，及與銀兩、叚匹賞眾。此蓋虜寇設計詐誘，爾等爾等無知無謀，至於如此，朝廷用爾鎮守何為？中國惟知社稷為重，今後但有此等，不分真偽，爾等決不可聽信，以誤國家。近者虜寇詐誘楊洪三次，洪皆不聽，如爾等日後再聽詐誘，罪不容誅，慎之，慎之，遂以此意遍諭沿邊諸將”。此後，劉安在九月就被下獄，論死處置。十月，北京保衛戰爆發後，得以赦免。
一邊是明英宗頻頻四處要錢急於贖回自己，另一邊是郕王朱祁鈺定性為“詐偽”，訓斥劉安“無知無謀”，這也說明，當時的明朝內部已經知悉了明英宗在瓦剌的情況，並且朝中的權力已經在向郕王朱祁鈺轉移。
江山旁落
八月二十三日（公曆9月9日），在離開大同時，也先在貓兒莊（今內蒙古豐鎮市東北邊）開會，說打算送明英宗南歸，知道這一消息後，明英宗又加快了自贖進程。到了晚上，車駕到水盡頭（今內蒙古豐鎮市官屯堡鄉），明軍指揮盛廣等人送來銀子三千兩。
八月二十四日（公曆9月10日），明英宗車駕來到威寧海子（今察哈爾右翼前旗黃旗海），又為也先送來衣服。
八月二十五日（公曆9月11日），明英宗車駕來到九十九個海子（今察哈爾右翼中旗九十九泉）。（《北征事蹟》中記載為二十七日到）
八月二十六日（公曆9月12日），明英宗車駕到達柳源縣，又為也先送來綵緞、羊、酒、蜜食等物品。（《北征事蹟》中記載為二十八日到）
八月二十七日（公曆9月13日），明英宗車駕到達黑河（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大小黑河）。（《北征事蹟》中記載為二十九日到）
八月二十九日（公曆9月15日），明英宗車駕到達八寶山（今內蒙古大青山）。（《北征事蹟》中記載為三十日到）
九月一日（公曆9月17日），提督居庸關的兵部員外郎羅通匯報說瓦剌打算送明英宗車駕回京，擔心其中有假，請求增加各關隘兵力。
九月三日（公曆9月19日），瓦剌也先派遣使臣納哈出等人來京奏報事宜，明朝方面“賜宴並彩幣表裡等物”。並於九月五日（公曆9月21日）返回，郕王朱祁鈺還給也先寫了一封信，說“我與可汗當順天道，合人心和好如舊”，並送給了也先大批錢財物品，納哈出走後，明英宗派來要求賞賜的宦官喜寧，以及明政府派出的翻譯、都指揮嶽謙等人，他們又共同把賞賜送到也先那裡，並把明朝內部“不肯信，只要立郕王做皇帝”的消息帶給了明英宗。
袁彬、喜寧劇照
此後，巡撫山西的右副都御史朱鑑又奏報說也先詭詐百端，劫掠大量的武器錢財牲畜人丁，還在關外四處敲詐，所謂“以結親為由遣使來京”實際上是“刺探情報”。
九月六日（公曆9月22日），郕王朱祁鈺即皇帝位，是為明代宗，遙稱明英宗朱祁鎮為太上皇。
明代宗
九月十六日（公曆10月2日），明英宗車駕到達斷頭山（今內蒙古卓資縣一帶的大青山中），明朝政府送來的各類錢財物品等也到了，“也先進諸品熟野味”。袁彬的《北征事蹟》中記載，明英宗朱祁鎮得知朝中政局已變，就寫了三封信：一封是禪位於郕王朱祁鈺的，一封是給皇太后問安的，一封是寫給朝中百官的，無奈地接受了位居太上皇的尷尬地位。
小結
穿過草原，越過山川，載著夢想和回憶，一直是信心滿滿的明英宗，在瓦剌也先的挾持下，開始了巡著明邊叩門問關之路，本來寄希望於也先能早早開恩，放自己回朝，可惜通往京城的路太難，一路叩問，最後等來的只有氈布帷帳，逐水而居。
（未完待續，本文原創作者：史說新傳，部分圖片源自網絡及大明王朝驚變錄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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