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心區的人民路小北門有一段上海古城牆遺址，這也是上海僅剩的古城牆遺址，城牆上有“大境關帝廟”，二者於1959年公佈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由上海市文管會大修，並於1995年10月對外開放。曾有人在三山會館相鄰的“三山裡”拆遷工地上發現一塊很大的石質砝碼，形似桿秤上使用的方錐形秤砣，但很大。工作人員借附近的一家國糧店的地磅秤稱了一下，實重約六十一市斤。砝碼的一面鐫陰文“上海花業公所北市”，另一面鐫“司馬秤五十棲”，許多人想知道，這上面的字是什麼意思，要多大的秤才能配這隻大秤砣，它又是派什麼用場的。
今天，中國的沿海城市或地區往往是經濟發達地區，而在農耕時代，大海不僅對種田人來講派不上什麼用場，而且沿海多風災、水災，土地貧瘠，不宜種植，沿海地區大多是“窮地方”，還是政府發配犯人的“天涯海角”，古代上海也是如此。
棉花原產熱帶、亞熱帶地區，中國的海南島和廣東、福建有少量種植，它是一年生或多年生木本植物，有的品種可高達五六米，花結果後再開裂，就是植物纖維棉花，所以，中國古人講的“木棉”就是今日的棉花。中國的北方沒有棉花，用棉花織的布很珍貴，古人用來抄寫經文，其作用與“貝葉”相同，於是被叫做“吉貝”。
上海地區近海，以沙土、鹽鹼地為多，不適宜耕種，但是，有福建、廣東的船商不定期地來上海，把棉花種子帶進上海，人們試著種棉花，想不到上海的土質頗適宜種棉花。但棉花的後期加工很複雜，先要將籽棉脫籽，成為原棉，然後將棉花彈松，再紡紗織布，上海人不懂棉花整理的技巧，又沒有合適的工具，所以棉花種植難以推廣。
元朝初年，有一位叫黃道婆的人從海南漂洋到了上海烏泥涇，她帶來了紡織工具和技巧，還對紡織工具進行改進，教人們織出各種各樣的布，於是，棉花就成了上海主要的經濟作物，家庭手工紡織也成了家庭的副業或主業，織出來的布遠銷各地，使上海百姓擺脫貧困，走上小康。當然“上海之布，衣被天下”，黃道婆對上海作出的貢獻可謂大矣。 一直到近代以前，上海是江南棉花的種植區，上海的棉花產量很高，而家庭手工紡織的能力有限。於是商家把多餘的棉花販銷到上海周邊地區，使周邊地區的農家可以在家庭織布，既可以“自給自足，豐衣足食”，也可以使空閒的家庭婦女利用織布增加收入。
上海的棉花銷量極大，利潤較高，於是農家放棄種糧，改種棉花，上海的糧食種植面積減少，糧食就得依賴蘇州、常熟地區，作者擔心，一旦運輸中斷，上海人真的要餓肚皮了。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上海市東部的上海、南匯、川沙、寶山等縣還大多種植棉花，西部的青浦、松江、嘉定等縣以種植水稻為主。棉花是上海主要的經濟作物，其收成好壞直接關係到農家的收入，於是在滬方言中，凡獨稱“花”就是指棉花。
在滬業農者，罕見種稻。自散種以及成布，男耕女織，其辛勤倍於禾稼，而利亦贏。鄉人稱木棉，統稱為“花”。 確實如此，上海人把種棉花叫做“種花”，採摘棉花叫做“捉花”，曬棉花叫做“曬花”，棉花初結的鈴叫做“花鈴”，棉花稈叫做“花萁”等，滬諺有“花好稻好”喻“樣樣都好”。上海農家種植的農作物主要就是棉花和水稻，如棉花和水稻的收成都很好，那當然是“花好稻好，樣樣都好”了。 花了這麼多的筆墨去解釋“花”，無非就是想說明，上海的“花業公所”就是棉花業公所，而不是“flower業公所”。
“小武當”是一座道觀，址在今董家渡路。“聖賢橋”是跨薛家浜的橋，在今董家渡路與南區街相交處。“梅家弄”今日還在，是一條連通董家渡路與南區街的小路。這個花業公所吉雲堂的建築大約在20世紀20年代拆了，後來的董家渡路梅家弄11弄叫做“吉雲裡”，就是沿用了“吉雲堂”的名稱。我已很久未到那裡，不知這個“吉雲裡”是否還在。 這裡再介紹一下上海的“北市”的概念。在古代漢語中，“市”多用於市場、貨賣，上海也無所謂“南市”和“北市”。
近代以後，1843年上海開埠，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縣城的北郊建立，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和法租界也相繼在北郊建立，於是就出現了以老城廂為主的“南市”和以租界為主的“北市”。老城廂的貿易以傳統的國內貿易為主，而租界的貿易則以進出口貿易為主，於是，在上海，“北市”就是以對外貿易為主的租界市場。前引王韜《瀛壖雜誌》中提到：“滬人生計在木棉，販輸遠及數省，今則且至泰西各國矣。”
在上海開埠前，上海的棉花市場主要是內銷市場，而1843年上海開埠後，上海產的棉花大量被銷往國外，併成為出口商品之大宗，於是，上海的棉花業分為“南市”和“北市”。採摘的棉花中有籽，這種棉花叫做“籽棉”、“子棉”，去了籽的棉花在行內稱之“原棉”，在上海則稱之“花衣”。商業貿易中通常是“原棉”或“花衣”，今天，上海小南門外近黃浦江的地方有一條叫“花衣街”的小路，它就是以原來這裡的花衣倉庫和市場而得名的。
當棉花成為出口商品後，銷量很大，價格也有所上升，於是，不僅上海棉花的種植面積不斷增加，上海周邊的南通、崇明、海門等地也大量推廣種植棉花。作為商品，棉花的檢驗指標主要為三類，即纖維的質量、含水率和乾淨度，商人的品行良莠不齊，不法商人為增加棉花的重量，往往將未曬乾的棉花打包進入市場，甚至有意在棉花中摻水。於是，必須在棉花業中建立同業公所，規範商業行為，統一棉花標準，打擊不法行為。於是，海門、南通、崇明的棉花商人也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在上海法租界聯合成立“售花公所”，因公所所在地在“北市”，並以外貿為主，故又稱“花業公所北市”。
近代以後的約五六十年間，上海生產或南通、崇明、海門進入上海市場的棉花大多以出口為主。雖然，早在秦始皇時代就提出統一度量衡，但實際上中國的衡制長期處於混亂狀態中，各地有自己的衡制，不同行業也有自己的衡制，為商業貿易設置了重重障礙。近代以後，中國對外貿易的總量不斷上升，又出現了外國的度量衡制，必須建立一種新的，專門的度量衡制，才能保證貿易正常、順利地開展、進行。
日商的“內外棉”的英文名為Home&Foreign Cotton Trading Co.1887年創辦於日本大阪。日本的棉花種植量很少，早期，“內外棉”就大量從上海收購原棉，運到日本後生產成紡織品，再部分銷往中國。中日甲午戰爭後，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條約規定：“日本居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稅”。實際上就是承認日本人可以在中國的通商口岸投資建廠，將生產的商品銷往各地。根據“最惠國條件”原則，任何與中國簽約的外國也同時獲得這一權利。
條約生效後，許多外商立即在上海投資建廠，其中又以紡織廠居多，僅“內外棉”就在中國擁有紡織廠十八家之多，並主要集中在上海。紡織廠的原料就是棉花，從此，上海的棉花不再出口，而是就地消耗。原有的產量不敷使用，中國的許多地方開始推廣種植棉花，上海仍是中國最大的原棉市場，不過，傳統的花業公所、售花公所難以適應龐大的市場。1914年，上海出現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1921年，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開業，棉花成為“期貨”，仍是交易之大宗，原來的花業公所、售花公所結束了歷史使命，部分商人轉入交易所而成為經紀人或乾脆建立經紀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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