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減水書生，與您一同品味歷史、感悟思辨。
歷史人物的豐功偉績，可能與他們的雄心壯志無關，而是因為歷史情境下的不得已。歷史情境，逼著他們去做某些大事，不做不行。而正是因為他去做了、而且做成了，所以才有了唐宗宋祖的風流得就。
但是，做大事，真得要花很多錢、要流很多血、甚至要死很多人。所以，做大事的大決策，往往很難憑藉理性的計算，大事和大決策需要憑藉歷史人物的情懷滿滿。
所以，一將功成萬骨枯，君王雄略萬鬼煩，君王的大情懷、大事的大決策，總需要一群向死而生的人。
當一切都具備了，歷史大事、君王雄略以及向死而生一眾追隨者，那麼就一定要發生某些大事。隋唐帝國就是如此，而唐徵吐谷渾之戰，就是這個命題的一個縮影。
公元630年，大唐平滅東突厥，解除北方草原的威脅。但是，自古以來，北方威脅和西域問題，從來都是相伴相隨的。解決北方但不解決西域，北方威脅還會死灰復燃。甚至，為了解決北方威脅，就要先解決西域問題。比如漢武帝，在漢匈戰爭期間，就已經在操刀西域問題了。
所以，在平滅東突厥之後，李世民的目光就轉向了西域。但是，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卻有一個必須要搞定的攔路虎——吐谷渾。
01.離家出走萬里的慕容吐谷渾
魏晉時期，入居遼西的鮮卑慕容氏迎來了一股優勢基因大爆發。慕容家，連續幾代人，都是英雄輩出。
在慕容廆時期，鮮卑慕容部快速發展，逐漸在遼西做大。所以，慕容廆算是引領鮮卑崛起的一個標誌性人物。
慕容廆的庶長兄，叫慕容吐谷渾，因為是庶出，所以沒能成為慕容部領袖，只分得了1700家作為部曲。
因為當時沒有鐵絲網，所以在草原上放牧也就不會那麼涇渭分明。於是，慕容廆部的馬與吐谷渾部的馬，就攪和在了一起，“二部馬鬥”。
作為慕容部的大族長，慕容廆自然要頤指氣使一番，斥責長兄慕容吐谷渾：
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鬥。
意思是說：父親過逝的時候，已經給咱們分家了，你為啥不離得遠點兒，故意讓兩部馬匹相鬥。慕容廆這話就有點兒一語雙關了：這個“遠離”就不止是讓哥哥吐谷渾離自己的部落遠點兒了，而是讓他滾出鮮卑慕容部。因為慕容吐谷渾這個長兄，對他這個繼位的嫡子總是一種威脅。草民壯士，從來都是豪邁直爽。所以，慕容吐谷渾受不了弟弟的雙關揶揄，於是怒曰：
馬為畜耳，鬥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
馬是畜生，畜生相鬥是其常性，你怎麼能遷怒與人呢？離開還不簡單嗎，那我就離你到萬里之外，這樣夠遠了吧。於是，慕容吐谷渾這一部鮮卑人就離開了遼西，而且遠去萬里。他們到哪去了？一直走到了涼州地區，也就是今天的甘肅、青海一帶。
後來，這支鮮卑人就以吐谷渾作為族名和國名，在南北朝時期建國稱汗，定都伏俟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鼎盛時期，東起甘肅省甘南地區、西至新疆若羌、且末，南至青海以南，北至祁連山。
祁連山以北、北山以南，就是河西走廊，中原通往西域的關鍵通道。所以，吐谷渾的存在，直接威脅著河西走廊，威脅著大唐通往西域的關鍵通道。
同時，吐谷渾控制區域主要是河湟地區，也稱河湟谷地，位於黃河與湟水流域的三角地帶，即今天青海省東部地區。這個地區溝通青海與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也就是說，從河湟谷地出發也能通西域。
治湟峽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漢代名將趙充國在平羌之後，就建議朝廷經營河湟以制西域。所以說，吐谷渾控制的這個地區，非常重要。
02.大唐為什麼要征戰吐谷渾
隋煬帝楊廣乾的事情，唐太宗李世民基本上全都幹了。楊廣兵威東突厥，李世民平滅東突厥；楊廣三徵朝鮮，李世民也三徵朝鮮；楊廣徵戰吐谷渾，李世民也征戰吐谷渾。李世民唯一少乾的事情，可能就剩開鑿大運河了，因為楊廣已經開鑿完了。
所以，《絢爛的世界帝國》的作者氣賀澤保規，如是說：作為一位統治者來說，唐太宗並沒有任何方面超過隋煬帝。同時，認為“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還是在學問以及文學素養等方面”，李世民一點兒都不比楊廣強。而大隋與大唐之間的關係，也是一種“蕭規曹隨”，大隋幹什麼、大唐就幹什麼，大隋怎麼幹、大唐就怎麼幹。
就評價歷史人物而言，我們總是摻雜了太多的主觀意願，即楊廣的主觀意願是好大喜功，所以各種搞工程；李世民的主觀意願是雄才偉略，所以各種英明神武。實際上，真實的歷史情境，可能比歷史人物的主觀意願重要得多。做出這樣或那樣的決策，也許就是歷史情境下設定的各種不得已。不是他們想這樣做，而是當時的情境逼著他們就得這麼做。
平定吐谷渾，就是一種歷史情境下的不得已。而且，這種不得已，還有歷史的經驗模型可循。
漢武帝開始了對匈奴的全面戰爭，從西漢一直打到了東漢。強漢是真得強，在草原上把匈奴人打得六畜不繁息、婦女無顏色。但是，大漢就是死活不能解決北方威脅，也就是匈奴人永遠也打不死，逼得漢武帝沒辦法也只能修長城。
而其原因就是西域，西域是匈奴人的後方糧倉，可以源源不斷地向草原帝國輸血。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是在東漢時期。東漢東聯鮮卑、西聯烏孫，才把匈奴帝國打成歷史。而為了防止匈奴死灰復燃，從西漢到東漢，兩漢一直加強對西域的控制，為得就是斬斷北方草原的西部糧倉。
所以，解除北方威脅，並不是掃蕩完北方草原就完事了。要徹底解除，就必須遙制西域，防止北方威脅死灰復燃。因此，西域雖然遠在萬里之外，但是大漢要通西域，大隋也要通西域，甚至五胡十六國的前秦以及南北朝的北魏，都要通西域。其目的就是要削弱來自草原的威脅力量。因此，大唐也必須通西域。
大唐通西域，就得征服吐谷渾。因為吐谷渾的實力已經控扼了通西域的兩個關鍵通道，一個是河西走廊、一個是河湟谷地。
所以，徵吐谷渾之戰，就是歷史情境下的不得已。
03.大唐征伐吐谷渾之戰
河湟地區，原是羌人的聚集地。所以，西漢趙充國才會平羌亂、治河湟。但是，隨著羌人遷出和鮮卑遷入，如乞伏鮮卑、禿髮鮮卑以及鮮卑吐谷渾部，河湟以及涼州地區地區就成了鮮卑人的天下。最終，吐谷渾部成為了這一地區的主宰。
吐谷渾政權，並非是純遊牧的草原政權，漢化特徵比較明顯，有王、公等號，還有僕射、尚書、將軍、郎中等官職。關鍵是他還建立了伏俟城等數座城池。但是，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就是賦稅的問題。所以，吐谷渾只能是進化了的草原政權，但還不是標準的傳統政權。所以，面對大唐的進攻，吐谷渾也就存在著韌性不足的問題。
公元634年春，唐太宗李世民派段志玄和樊興出擊吐谷渾，向西挺進八百里，在青海湖一帶擊敗吐谷渾。但是，段志玄沒有千里奔襲的魄力，所以沒能對吐谷渾形成毀滅性的打擊。唐軍撤退之後，吐谷渾立即捲土重來，並報復性地進攻唐朝的涼州地區。
公元634年底，唐太宗李世民再次興兵吐谷渾，老將李靖主動請纓，被任命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侯君集、李道宗和李大亮三路大軍征伐吐谷渾。
此次征戰，侯軍集嶄露頭角。鄯州統帥部會議，侯君集建議：
簡精銳，長驅疾進，彼其不虞，可有打利，此破竹之勢也。
這一建議得到李靖的首肯，於是唐軍此次出征就是一場遠征之戰，而目的就是要消滅吐谷渾的有生力量，對其實施毀滅性的打擊。
於是，李靖命李道宗先鋒出擊，並在庫山（今青海湟源縣南）突襲了吐谷渾伏允可汗部，首戰告捷。
然後，吐谷渾繼續上演年初的策略，就是：打不過就跑，而且拼命往西跑，跑過雪山和大漠，等著唐軍畏難撤退。
但是，這一次大唐是要玩命乾的。於是，鄯州休整後，李靖再次採納侯君集的建議，決定對吐谷渾窮追猛打，發動絕地大追擊。
李靖率薛萬均、李大亮諸將從北路實施追擊作戰；侯軍集率李道宗諸將從南路實施追擊作戰。南北兩軍，形成鉗形攻勢。
此次追擊作戰，極為艱苦。
李靖的北路軍團，追到了曼頭山（今青海湖以東日月山口），薛萬均、薛萬徹兄弟以及李大亮分路掩殺，接戰吐谷渾各部。後來，李世民又派執失思力帶軍馳援，再接再戰。在取得連續勝利後，李靖所部繼續西進，打到了新疆且末（即吐谷渾統治的最西端）。
侯君集的南路軍團，前出兩千餘里，據載：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唐軍面對高原的險惡環境，仍舊窮追不退，在杳無人煙、缺糧缺水的困境中“人齔冰、馬瞰雪”。
南北兩軍在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會師後，李靖命李大亮、薛萬均兄弟以及契苾何力繼續追擊吐谷渾伏允可汗部，命侯君集在柏海地區追殲吐谷渾殘部。
契苾何力率精騎一千，長途奔襲，直插突淪川（即今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沙漠無水便“將士刺馬血飲之”，唐軍猛追不退，直至“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
伏允在逃亡過程中被部眾殺死，其子慕容順殺死權臣天柱王（伏允年邁，國事由天柱王把持），舉國向大唐投降。
至此，唐徵吐谷渾之戰正式結束，吐谷渾成為大唐的藩屬國。
04.大勢的不得已、情懷的大決心以及將士的向死而生
隋唐帝國統一華夏，解決了內部問題，必然要直面外部問題，也就是草原問題。因為中原和草原是一對穿越千古的矛盾。這就是大勢。大勢之下，就會有草原這個不得已。
平滅東突厥之後，大唐的目光必然要轉向西域。因為不能制衡西域，大唐就不算徹底解決北方威脅。這也是一種大勢。大勢之下，就會有西域這個不得已。
為了通西域，大唐就要打通關鍵通道，也就是要征服吐谷渾汗國。因為搞不定吐谷渾這個攔路虎，大唐通西域就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大勢之下，就會有吐谷渾這個不得已。
隋朝面對的問題，大唐同樣要面對，所以大隋與大唐之間，就是一種蕭規曹隨的關係。楊廣要解決的問題，李世民也要解決，這不是暴君與明君的問題，而是歷史情境設定的問題。
在這種情境設定下，楊廣和大隋要面對草原和西域的問題，李世民和大唐也要面對草原和西域的問題。所以，他們都要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去做一樣的事。
但是，戰爭總是要流血的。
所以，司馬光會把秦皇漢武作為反面教材。士大夫致君堯舜上，但司馬光這個士大夫，絕不想致趙家皇帝於秦皇漢武之上。
羅素說：我不敢讓別人為我的信念去死，因為我不能肯定那個信念是對的。
可能，司馬光和羅素一樣，他們都是善良而聰明的學者。那種“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司馬光不想見到。雄主很風流，但雄主風流的背後是百姓流血。
羅素可以這樣想，也可以這樣做，因為他只是一個學者。而司馬光卻不能這樣想，也不能這樣做，因為他不止是一個學者，還是大宋的朝堂領袖。
面對演化的競爭和歷史的大勢，要麼是勝者王霸、要麼是敗者奴隸。這就是傳統時代的演化法則。
司馬光是一個合格的學者，但不是一個合格的領導。凡人可以聰明而善良，所以可以過一種正確而平庸的生活。但是，領導者，必須要面對歷史情境設定的不得已。理性計算，總是能不戰就不戰，因為戰就要流血流淚。但是，面對大勢下的不得已，可能真得需要某種情懷的衝動。
渭水之盟，李世民認為是渭水之恥。於是，鼓勵將士勤練弓箭，自己不要宮殿華麗，只要能雪渭水之恥。這是歷史人物的情懷。正是這種積極進取的情懷衝動，所以大唐才會積極主動地面對歷史情境所設定的不得已。
但是，還要有凡人的向死而生。
徵吐谷渾之戰，早過花甲之年的老將李靖，從青海打到新疆；而侯君集則窮追兩千餘里，“人齔冰、馬瞰雪”。還有契苾何力的一千精騎，從青海高原打到新疆沙漠，“將士刺馬血飲之”。這就是一種向死而生。
在羅素或司馬光看來，這些人一定都很傻。他們為了太宗李世民的某種信念或情懷，就深入險境、不顧生死。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李靖、侯君集、契苾何力以及遠征的將士，他們很可能就會成為青海頭那些無人收的白骨。如果死能成鬼，他們就是天陰雨溼中的新鬼和舊鬼。
面對歷史大事的不得已，李世民這個雄主情懷決策，李靖這些將向死而生，他們真得不如司馬光更善良、更聰明。
但是，歷史卻往往是被這群人所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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