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知名清官,死後裹草蓆下葬,300年後墓葬現世,出土10億黃金


明代知名清官,死後裹草蓆下葬,300年後墓葬現世,出土10億黃金

清官的墓葬裡挖出大量黃金,實在讓人疑惑不解。如果真是兩袖清風,為什麼墓葬會如此豪華呢?如果他生前貪墨銀錢,又怎麼獲得“清官”之名的呢?這個謎團還得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說起,當時,浙江臨海市出土了一座明代萬曆年間的官員墓葬。

明代知名清官,死後裹草蓆下葬,300年後墓葬現世,出土10億黃金

王士琦畫像

萬曆皇帝在位期間發生了“三大徵”,一是徵西北,二是徵西南,三是徵朝鮮。當時的日本正值戰國時代,豐臣秀吉打著借道的主意向李氏朝鮮發兵,結果慘敗。當時明軍大量趕赴戰場,隊伍中有一個叫王士琦的人,他剛剛升職為山東參政銜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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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琦是明朝名將,萬曆十一年(1583年)考中進士,之後擔任過兵部郎中,先後被派到福州、重慶、四川、山東、河南、山西等地任職,在沿海地帶時,王士琦全力抗倭取得了勝利,被朝廷嘉獎。王士琦的抗敵工作一直做得很不錯,這“第三大徵”他也扭轉了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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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琦像

不過王士琦的事蹟在《明史》裡筆墨不多,關於他的事都被寫進了跟他一起去的劉綎那部分裡:“監軍參政王士琦怒,縛其中軍,綎懼,力戰破之。”王士琦在這支軍馬入朝之後穩定了大明軍心,扭轉了敗局,戰後他繼續受到重用,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死在了山西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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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古人的傳統,落葉應該歸根,所以王士琦死後被葬在了家鄉浙江台州府的臨海。臨海的人都知道王士琦的名字,並且以此人為榮,因為王士琦生前為大明立下無數功勞,且他一生清正,聲譽很好,死後因為沒什麼錢而裹著草蓆下葬,父老稱讚,他的故事在當地非常知名。

但300多年後,當地的社員無意間發現了古墓,挖出了大量黃金後驚動文物部門,文物小組前來查看,村民們便在號召下將自己拿走的金器交了出來,只見那些金器各式各樣,製作工藝非常精美:有鉈尾形金帶板、長方形金帶板、金戒指、嵌寶石的金首飾、金鳳簪、玉叟金鹿梅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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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專家立刻根據村民的指點,來到古墓進行保護性挖掘,古墓的基石已經崩落,必須馬上將那些文物搶救出來。隨著發掘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更多的金器出土了,除了村民們撿到的那些,還有金扒耳、金絲冠等等,共有107件隨葬的器物,22件金器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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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議論紛紛:“這王士琦不是個清官嘛,怎麼墓裡這麼多金子?”根據在場專家考證,這些金器的工藝都達到了御用水平,粗略估計在今天的價值不下10個億,屬於絕世珍寶。面對眾人的疑問,專家現場分析加查閱資料後也給出瞭解答:

王士琦下葬時確實兩袖清風幾乎身無分文,可他去世幾年後,有人向萬曆皇帝奏報了他的下葬情景,萬曆皇帝聽說王士琦身後事如此寒酸,覺得不妥,便下旨賜了大量的陪葬金器,翻新墓葬,還在墓前修起了石亭,以示對功臣的撫慰。所以這一切都是萬曆皇帝所為,跟王士琦沒有半點關係,別人往他墓裡塞金子,他是萬萬沒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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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風光旖旎的西湖孤山,坐落著聞名海內的浙江省博物館,在奇珍異寶競相爭豔的工藝館裡,陳列著我們臨海鄉賢,官至明代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宣府王士琦墓出土的金器文物22件。金光燦燦的金器,深深吸引著觀眾。這組金器,製作精細,構思巧妙,令人歎為觀止,代表了古代中國高超的金器細工技藝。不僅如此,這些金器還被定為中國文物品的最高等級——一級文物,

新修1989年版《臨海縣誌》記載,萬曆四十六年(1618),王士琦“奉調巡撫江南,未行,以積勞疾深,卒于山西”。關於“奉調巡撫江南”這條材料,來自《章安王氏宗譜·王士琦傳》。《明神宗實錄》和《明史》本傳均載有被劾擬調的內容,但“奉調巡撫江南”的內容卻未見記載。《明神宗實錄》所記“復以拾遺調南京”之“拾遺”,是士琦被彈劾後的貶官之職。《明神宗實錄》卷五五六所載士琦“上疏乞歸,從之”和“原任大同巡撫王士琦卒”的史事,是可信的。如確有“奉調巡撫江南”之事,《明神宗實錄》不可能不載,因為這是條重要的任命。況且士琦的訃聞至京,《明神宗實錄》斷無只載“原任大同巡撫”而不載“江南巡撫”之理,即使奉調“未行”。新修《臨海縣誌》所記士琦“奉調江南巡撫”這條史料僅僅依據舊志和王氏宗譜,而未考《明實錄》和《明史》,疑有失誤。

  《民國臨海縣誌》士琦本傳中有“旅櫬”之詞,看來他不是卒於臨海,而是極有可能卒於“山西”。士琦從萬曆四十五年(1617)四月“上疏乞歸”,到萬曆四十六年(1618)五月卒,這中間有一年零一個月的時間。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士琦未歸臨海,而旅居在外,其原因可能與舊志所載“行邊值大雪,為風溼所中”有關。士琦步履艱難,不便歸故里,只好旅居養病。結果,沉痾不起,一命嗚乎。

  王士琦在四川平亂、朝鮮平倭、輔佐塗宗浚封順義王中都立有大功。後來士琦久鎮雲中,嚴守北疆,在任期間,邊疆平靜,威信素著,洪若皋《康熙臨海縣誌》雲:“歿之日,帑無長物,旅櫬蕭然,祀鄉賢祠。”洪若皋所撰縣誌是在清康熙年間纂修的,康熙年間與明萬曆、天啟年間時間較近,洪志所載,較為可信。據《明史》卷九十七記載,王士琦著有《封貢紀略》、《三雲籌俎考》,《三雲籌俎考》“一曰安攘,二曰封貢,三曰軍實,四曰險要”,詳載其守邊經驗。

  據臨海舊志記載,士琦有子二人,長子立程出嗣士崧,次子立準在崇禎六年(1633)由選貢官平和知縣,官至連州知州。而據《章安王氏宗譜》記載,士琦娶“大僕寺卿澄庵鄧公棟女”,“封淑人”,有子三人,即長子立鼎,次子立程,三子立準。立程出繼士崧,而立鼎是太學生,有子宜谷,臨海方誌卻失載,未知何故。

  府城南門內側尚存“十傘巷”、“三撫基”兩處古巷,南至城牆,北至稅務街,明代這一帶為王家巡撫府第。因王宗沐父子居官清要,府城百姓曾贈送‘萬民傘’十頂,“十傘巷”以此得名。又,王宗沐與長子士崧、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榮登進士,而宗沐、士琦、士昌又都曾任都御史兼巡撫,宗沐巡撫鳳陽,士琦巡撫大同和宣府,士昌巡撫福建,故“父子四進士,一門三巡撫”之說,台州府城幾百年來流傳不衰。清代,昔日顯赫的巡撫府第已成尋常百姓家,僅留“三撫基”巷名供後人憑弔,感嘆世事的無奈和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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