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方方，我什麼都好像懂一點，就是不懂得諂媚
武漢女作家方方的《武昌城》，寫的是當年鐵血征戰中的圍城之役，北伐戰爭時期。方方大約對以往此類作品單純對英雄人物與戰績的讚頌並不十分認同，她想做的是寫出非常狀態下人性的糾結和日常生活的崩潰，“在我們居住的地方，曾經有過這樣的往事，這些是我們應該記住的事情”。圍城分城內與城外，於是，《武昌城》亦分“攻城篇”與“守城篇”，一體兩面，適足以不同角度反映事件的複雜性。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以銳不可當之勢北上，在湖北，經汀泗橋、賀勝橋兩捷，直抵武昌城下。北洋軍堅守不出，雙方激戰，因城高牆固，雖付出慘烈代價，依然無法攻克，於是成圍城之勢。整整四十天，軍人傷亡，城內無辜百姓飽受災難，城破之日，什麼樣的結果對許多人已不再重要，城與人的痛楚烙印留在了歷史的記憶檔案內。
在《武昌城》中，方方不採歷史的黑白二分法，而是注入了多元的探索與思辨。如北伐為順應歷史潮流之舉，北伐軍亦是正義之師，但許多將領士兵未必不對圍城造成的平民傷亡心懷愧疚，以至為一個傳教士的話語所震撼：“北伐軍出征既以為民請命、救民於水深火熱為說辭，倘若這拯救，要以犧牲如此之多的平民百姓為代價，又有誰相信你的拯救？”因此雖然炮轟可以儘快解決戰事，但顧及城內百姓的安危只能放棄這個辦法。
雨果在《九三年》中說，在絕對正確的變革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對壘雙方可以分為正義與非正義，但牽涉其中的平民卻都是無辜的，不能以任何高尚的名義去屠戮這些生命；且更進一步探究，戰場上的拼殺，生死較量，固然是軍人的職責所在，可摧殘的何嘗不是自己的同胞或自己的同類，這種族群的痛楚無時不處於矛盾糾結中。
在各式矛盾裡，道義上居非正義一方的內心交戰顯得愈加觸目。守城長官劉玉春明知困守無望，且軍隊渙散，城內百姓輾轉飢餓與戰火之間，可軍人的天職為服從，這城就得守下去，哪怕落得罵名也無可奈何。自然，也有另一種選擇，軍官馬維甫為百姓計，打開了自己駐守的賓陽門將北伐軍放入，結束了圍城的膠著狀態；而最終他無法面對自己的內心。
圍城，不僅有戰事，還有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處於現在時態中。這是方方的著力之處，因為亂世中平凡而實在的平民生活的漸次崩潰尤其顯出觸目驚心，不忍多睹。平時，繁瑣細碎的市民生活多可見庸常與無趣，而在戰亂中，雖想再覓這份平靜亦不可得。生命尚且朝不保夕，遑論其他？於是，驚悸、飢餓、混亂、奔逃，接踵而來，整座城不復昔時的面目，人與城一起飽受著痛楚的煎熬。方方的筆觸是隱忍的，冷靜之中含有悲憫，似乎希望將籠罩於這城上空的愁雲慘霧盡力拂去一些，為生民現出一條罅隙，以利於呼與吸。
然而，歷史的殘酷就在於不可更改，無數生命還是或哭泣號叫或悄無聲息地消失了，成為戰爭祭壇上的芻狗，比天地的不仁更為我們不可接受。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易碎，更何況在這樣混亂的圍城內外。生命之光的消逝，痛楚之外，已然無望。方方的凝重與悲傷也表現於此，不過，她希冀的顯然不是迷失，而是傷痛之後的突圍與反思。雖說希望之為虛妄，但人性的光束依然掩不住透射而出。
圍城之役，人是無辜的，城亦是無辜的。但解圍之後，這城即刻遭到拆除的命運。用作品中人物的眼睛看去，“月光下，毀垣塌壁的城牆，像一條被斬斷的大蟲趴在那裡。”這城在方方的筆下，似乎已具有了悠遠的生命，此時卻大難臨頭，這大約就是懷璧其罪的運道。人比城先老，卻一代一代可以延續；城比人長命，但一旦譭棄即絕難復原。和平時，城是人們遊樂安憩的所在；圍困時，城與人一同經受征戰的痛楚。然而，痛楚過後，城隨即就被拋棄了，“這年之後，武昌從此無城”。這是城的宿命，其實又何嘗不是城中人的宿命。
方方對城與人的感情是複雜的，她少做評判，多以飽含體貼或敬意的描寫，刻畫出其身處歷史情境中的多面體，提示我們，在此地“曾經有過這樣的往事”；書寫被湮沒的圍城史，是為了銘記，因為“銘記使我們得知來處”。方方的敘述不是暖性的，並不遮掩歷史的殘酷與冰冷，但我們並不因之而絕望，因為她對生命抱敬重之態度，無論生存還是死亡。她的文字雖冷靜卻非零度介入，在其下自有充沛的情感湧動，感知著歷史的複雜與個體的選擇，並給予理解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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