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格非曾說過：“物質意義或者物理意義上的社會變化不過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為重要的當然是精神史，或者說心靈的反應史。因為任何一個社會的變革，都會在人的內心深處留下陰翳。在改革開放的30年來，我一度悲哀地發現，似乎很難透視物質層面去觀察精神史的吉光片羽。不管我們的反應是多麼麻木而遲鈍，也不管這種反應是多麼的微弱，我認為它是存在的。”
對於格非來說，歷史與現實、烏托邦的意義、人的生存意義及精神困境一直是他思考的命題。在《春盡江南》中，他更是直面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現實。
自《慾望的旗幟》轉型後，他筆下創作的女性形象更豐滿動人，又明晰具體。而在《春盡江南》的女性形象更加出彩，將都市社會之下的女性面臨新的難題揭露出來。不同女性的形象也是整個精神史書寫及分析中重要的一環，代表當下女性的生存狀態。
筆者將通過著名精神分析學者弗洛伊德所提出“本我、自我、超我”人格結構理論來分析《春盡江南》中的女性形象。
一、人格分析理論的闡釋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認為，人的心理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意識、潛意識、和無意識。當人的某些本能慾望與社會規範產生激烈的衝突，那些被壓抑與心靈深處的慾望和動機就構成了人類的潛意識，它是人類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動機。
基於這些意識層次理論，弗洛伊德又提出了人格結構理論，這個結構模型將人格分為三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
本我，是在潛意識形態下的思想，是人最為原始的、滿足本能衝動的慾望，反映人的生物本能，遵循享樂原則，是“原始的人”。
自我，介於本我與外部世界之間，是人格的心理面。此時個體學會區分心靈中的思想與圍繞著個體在世界的思想。按現實原則行事，是“現實的人”。
超我，是人格結構中的道德部分，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組成，遵循“理想原則”，是“道德的人”。
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間是處於一種協調的矛盾運動中，人的一切心理活動都可以從它們之間的聯繫中得到解釋。
二、弗洛伊德人格結構理論下的女性群像
1、從“本我”的人格來分析：以“慾望的化身”為代表的女性
察·高吉迪曾說:“人一旦成為慾念的奴隸，就永遠也解脫不了。”
正因為今天的犧牲都沒有任何價值，他們才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犧牲者。——《春盡江南》
格非筆下塑造的女性形象類型多樣，她們並非天生面目可憎，有的天真可愛，有的明豔動人，有的富有才情。可在時代的洪流之下卻無力自持並深陷其中，最終因為自身的侷限被迫屈服，被物化、被工具化，走向“墮落”的人生。
- A、在物慾中不可自拔的“本我”：小史
譚端午在地方誌辦公室的同事小史在文中是一個“本我”的狀態存在的。她最大的夢想是在鶴浦開一家飯店。她對端午頗有好感，明知端午已是有婦之夫，還多次暗示並引誘他。小史曾賭咒發誓，如果有人肯出錢給她開一家飯店，她一定要嫁給他。
明知上級馮老頭對她起了非分之想，她也吊著他，不放過任何一個讓她“夢想成真”的可能機會。
恰如基辛格曾說，“權勢是最好的春藥”。而對小史來說，“財力”“開飯店”就是最好的春藥。當她在龐家玉的答謝宴上就勾搭上財大氣粗酒樓禿頭老闆裴大椿，全然不顧對方已婚，且在初次見面就“將自己交了出去”，只因裴大椿允諾給她在竇莊開一家飯店。她深信對方會為了她而離婚，明知自己只是裴大椿“收藏贗品之一”，還是不顧道德倫理而深陷其中。
正如譚端午所想：“儘管女人沒有贗品一說，但貶值的速度也許比贗品還快。”對於小史的結局，小說沒有呈現出來，可似乎預見她終將難逃被拋棄的命運。
為了滿足自身的物慾——開一家飯店，她放棄了女性個體尊嚴，將自己物化為謀求利益的工具，喪失了健全的人格。氾濫的慾望、滑坡的道德、扭曲的價值觀，終將讓她走入悲慘的境地。
B、在權勢中深陷沉淪的“本我”：李麗霞
"慾望的化身"的典型代表還有醫生李麗霞，雖是知識分子卻是在緊跟時代的步伐，行走在慾望的深淵裡腐爛了的女性。
李麗霞，她是鶴浦第一人民醫院特需病房護理部的主任。雖然從事神聖的事 業，卻自稱是“死亡的使者”，當她霸佔了龐家玉唐寧灣的新房，面對龐家玉私下協商卻置若罔聞，並反唇譏諷，“屈死不訴訟”。
法律對於她來說不過是一紙空文，在這個權力至上的社會，她無所畏懼。只因鶴浦有權勢的人都要在她那兒看病，而她似乎掌管他們的生殺大權。她在權力的頂端為所欲為而肆無忌憚。
法律沒讓她妥協，良知沒讓她醒悟，暴力與野蠻卻讓她退縮且妥協，她迫不得已交出房子。為此她詛咒家玉終將死在她的手上，當家玉確診為末期肺癌時，她如同中了大獎了一樣，對將死之人龐家玉百般凌辱，以洩獸性私憤。
同情心及同理心已然蕩然無存。她事後向家玉祈求原諒，只是害怕家玉死後冤魂糾纏，自私膽小的她
“無力承擔作惡的後果”。在都市社會中，女性不再拘囿於庭院，她們的社會地位提高了，可卻更加容易陷入慾望和貪婪的深淵。理性缺席失範、道德滑坡墮落，充斥著現實的生活，侵蝕著人們的靈魂。
身為公務員的小史不提升專業能力卻為了“成為飯店的老闆”甘心淪為小三、情人。救死扶傷的醫生李麗霞利用職務的便利，自稱“死亡的使者”，玩弄權力。曾經是詩人社長宋蕙蓮成了衣錦還鄉的“海龜”卻活成了“撈錢”的小貼士。身為教師的鮑老師卻試圖將學生培養成“功利主義”且“蒙著眼”的驢的接班人。
現代女性不再是被愚昧、無知所扼殺。可在以世俗功利為能事經濟化的社會中，受社會觀念轉變的催化，奮不顧身地跌向慾望的溝壑。她們早已拋棄了理想主義的道德信條，成了腐爛在倫理上體系上的蛆蟲，以維護自己尚未被窒息的最後一點點原始的生命力。這揭示了當下都市社會中當下女性的精神狀態：信仰缺乏和理想的缺失。
- 2、從融合與重構的“自我”的人格來分析：以“現實的歸宿”為代表的女性
斯貝爾斯曾說：“追求世俗成功的人之所以追求，是為了發展她的生活的種種的條件。”
王元慶曾寫道，“我們其實不是在生活，連一分鐘也沒有，我們是在忙於準備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膽。”——《春盡江南》
- A、“超我”的李秀蓉：短暫的理想主義者
龐家玉，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母親在她五歲時去世，從此成了她錢包裡一張停留在29歲的小小的照片裡。父親嗜酒如命，母親去世後，第二年就搬到了鄰村一個年輕的寡婦家裡，通過人工受孕生了一個兒子。家玉在幼年就深受冷眼與呵斥，遭遇被拋棄的痛苦。她曾發出這樣的感慨：“為什麼自打我出生起，恥辱就一直纏著我不放，沒完沒了，沒完沒了。”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曾說：“出生是焦慮情感的起源和原型”。
龐家玉一直想擺脫生存焦慮與被拋棄的命運。
她崇拜理想，崇拜詩人，也崇拜著身為詩人的譚端午。當她在招隱寺準備追隨崇拜者譚端午時，可她現實的歸宿卻只是詩人的一夜露水情緣，成了詩人的祭品，慘遭拋棄，
成了理想主義的獻祭。為了改變這種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拋棄”的命運，不再被父親拋棄，不再被情人拋棄，更不想被時代拋棄。她毅然將原名“李秀蓉”改成“龐家玉”，這種改變意味著她“改掉了一個時代”。
“李秀蓉”的她是“超我”的狀態，是理想主義者，活在少女的懷想和奉獻的懷抱中，願意為追隨理想獻身獻心，成為犧牲者。
- B、融合後“自我”的龐家玉：時代的追隨者
更名為龐家玉後，她是“自我”的狀態，是現實的人。她努力去適應社會，並去迎合社會，成為時代的追隨者。她奮不顧身地投入到“資本與權力”的運作體系，成為一名精英律師。她拒絕譚端午給她在《鶴浦文藝》謀得的差事，“她已經摸到了時代的脈搏，認定和那些早已被宣佈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為了在時代裡“乘風破浪”，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她不得不附和功利至上時代裡大多數人的價值觀。她不得不為一個喪心病狂的富家子辯護，只為父母不惜傾盡家產 來救兒子的命，而她能得到豐厚的辯護費。那位富家子視人命如草芥，只因懷疑妻子與其上司有染，卻在風雨之夜兇殘地連殺7人。
她卻對上當受騙簽了勞務終結合同、過後只給少得可憐的賠償補助金的老大爺的案子卻無能為力、束手無策，因為聰明人都知道這渾水趟不得。
為了奪回被搶佔的房子，她專業的法律知識卻只能成為謀生的工具，毫無用武之地，最終只能藉助大混混的勢力非法奪回房子。為了讓兒子進入“龍班”，她只能從事權色交易。為了配合老師的要求，她不得不放走陪伴兒子七八年的鸚鵡，親手毀掉兒子的童年。
丈夫的頹廢、兒子的成績、婆婆的陰鷙、生活的焦慮、時代的步伐這都燒灼著她敏感的神經。哪怕她深諳這個社會的定律是“這個社會什麼都需要，唯獨不需要敏感。”
她遵從“自我”，衡量社會的規則及自己的需要，不斷衡量不斷調適自己去適應社會的步伐。可卻又與她的道德感相違背，跟她與生俱來又尚未泯滅的“敏感”格格不入。
又想從“本我”享樂主義原則來尋找突破，追逐一切並努力得到想要的一切。從服裝到化妝品，從房子到車子，讓落後貧窮的家庭步入小康家庭。她甚至強迫兒子走近庸俗的現實的軌道，渴望兒子以優異的成績來證明自己的“成功”，決不能讓兒子重蹈丈夫“失敗”之轍。
她上發條式的努力和拼搏只為想讓自己成為世俗眼中的成功者。可她只是時代的追隨者，並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俗無恥之徒。
無意識的衝動被壓抑，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狹路相逢，自我認知被排斥被否定的痛苦，讓她出現間隙式地崩潰跟無法抑制地嘶吼，並只能在肉慾的高潮中宣洩內心的渴望。
可在出軌陶建新時，“她甚至覺得端午在一旁靜靜地看著這一幕”、“沉浸在一種既瘋狂又悲哀的快意中”。可過後卻只能迎接更深的痛苦，讓她逃避不了的痛苦卻始終如影隨形，噬骨痛心，讓她痛不欲生。
在畸形病態的社會里實現個人奮鬥史而不被異化、被扭曲，那是不可能；而與之拒絕或反抗，都只能走向失落或癲狂的結局。而這時她得了肺癌，她肉體雖消亡可靈魂卻被拯救了。
死亡是她最好的歸宿，也是淨化她的靈魂最好的方式。
- C、重構後“自我”的龐家玉：生死焦慮的迴歸者
博爾赫斯在《永生》這樣寫道：“死亡（或它的隱喻）使人們變得聰明而憂傷。他們為自己朝露般的狀況感到震驚；他們的每一個舉動都可能是最後一次，每一張臉龐都會像夢中所見那樣模糊消失。”
人類的生命正因為有“輓歌式”的意味，才足夠莊重嚴肅。死亡的通知書讓龐家玉正視自己“恥辱的一生”，讓她卸掉“無所不能”的金剛裝備。這其實是“自我”的成長， 讓她尚未完全喪失道德的龐家玉又變回那個有“少女懷想”的李秀蓉。
“西藏之夢”的朝聖之路是龐家玉走上“人性”的迴歸之路，她又變回了敏感纖細的李秀蓉。 正如文本中徐景陽這樣評價龐家玉：“家玉情感太纖細太脆弱了”、“直到離職前，她在閱讀案卷的時候還會掉眼淚”。她的稟性一直沒變過。
她是這個功利時代的祭品，以孱弱的身軀檢視並承納了現實的汙濁，用神聖之愛及“迴歸人性”的死亡喚醒了譚端午屬於知識分子那另一半的靈魂。端午開始書寫小說，小說的故事就是“普濟”這個“烏托邦”的起源之地，他筆下的文字都帶有“家玉式”的慈悲。
由此得知，龐家玉身上具有雙重屬性，她在“本我”和“超我”的不斷衝突中掙扎，並在融合和重構中的“自我”中成長起來。她既不願在物慾橫流中徹底放逐慾望，被異化、被物質化，又恐懷抱超脫時代的夢想被遺忘、被拋棄。她在走向死亡的朝聖之路，其實是在走向“人性”的迴歸之路。
- 3、從“超我”的人格來分析：“精神的淨土”為代表的女性
朱元潛在悲劇心理學中提到，“憂鬱”本身是慾望受到阻礙或挫折的結果，所以一般都是伴之以痛苦的情調。
綠珠是以“超我”的狀態存在的，她是作者理想人物的化身。她才華出眾，博聞強識，包裡裝著《史蒂文斯詩集》，隨口就能背誦翟永明的詩。她的身上有當代知識分子悲哀的氣質。
她為人慵賴，看破人生。她對這個功利的社會與畸形腐爛的人性有著清醒的認知。原文這樣描述：
“她喜歡戈壁灘中悲涼的落日。她唯一的伴侶就是隨著攜帶的悲哀。她說，自從她記事的時候起，悲哀就像一條小蛇，盤踞在她的身體裡，溫柔地貼著她的心，伴隨著她一起長大，她覺得這個世界沒意思透了。”
她曾想出家，以此來逃脫知識分子的困境。清醒的認知讓她異常的痛苦，她必須隨身攜帶著抗憂鬱的藥片。她拒絕一切體制的束縛，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更不向任何誘惑屈服。面對“姨夫老弟”的亂倫行為，她敢採用“大聲呼喊並報警”的方法來反擊。
她同樣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並從一而貫徹到底。前期她離家出走，浪跡寺廟。中期她不但醉心於動物權益的保障，加入民間環保組織，而且投身於“香格里拉的烏托邦”，致力於生態保護、農民教育以及鄉村重建。
這不但是綠珠試圖建造一個詩意的棲息地，還是她給自己開一劑自救的“世外桃源”的文化偏方。
當然，在物慾橫流的末世中，烏托邦式的白日夢是無法實現。當她意識到“詩意棲居地”無法問世，她決定從現實中找回自我，回到人的精神深處，迴歸自我。
正如梅蘭所言，“個人如何從名利、慾望、夢想等一一解脫剝離出來，剩下生命樸素平淡的面貌和存在。”
綠珠決定過一種踏實而樸素的生活，在鶴浦的一家幼兒園當一名教師。
在畸形的商業社會中，綠珠是在對大自然關懷中自我拯救的。除了恪守內心的淨土，她也始終堅守著烏托邦的理想，尋覓著並建造一方人間淨土。但當這一理想與金錢至上的社會碰撞碎裂後，她還依然保持這理性和清醒，不絕望不妥協，依然恪守內心的道德底線。雖被物慾橫流的社會所拋棄，但在拋棄的地方，她開始和自由相遇。
正如學者張清華說道：“精神層面的荒蕪和毀滅，的確是一個事實，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反省，不光是社會、歷史，還有自身的生活和意義。”
沒錯，我們除了在物質豐盈的時代高舉理想和理性的旗幟，對於“自身的生活和意義”確實得開始反思。
三、時代的更迭，現實的反思
波德萊爾曾高喊：“透過粉飾，我會掘一個地獄。
格非對於當代的女性所面臨的精神困境與新的悲劇，並沒有作任何粉飾，而是直接進行披露。他用一種獨特而又冷靜的目光審視社會歷史的變遷及女性精神生活的演變過程，並對當代女性精神困境進行反思。
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中，都市社會中各類女性的精神困境。看到像小史、李麗霞一類的女性在慾望中自我放逐、人格扭曲、道德淪落，並自甘墮落。看到像龐家玉式的女性在生活中被重塑，身不由己又無可奈何，沉淪中求生，掙扎中“人性”迴歸。也看到像綠珠式的女性沒有放棄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恪守內心的道德底線，保持理性和清醒，堅守“烏托邦”式的理想陣地。
格非曾說過，“寫作使我加深了對世界或存在本身的瞭解，只有在寫作中，世界的混亂不堪的圖景才會暫時變得清晰起來。”
格非對當下社會女性的精神困境有獨到的認識和透析。在物質豐盈的時代，相比以前，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可女性又遇到新的難題，特別是女性的精神世界。如何在時代的桎梏中緊跟現實的步伐，讓女性身上的閃光點一代代更好地傳遞下去，女性的自我意識和素養的提高等等問題都給讀者有更多的探討的空間。
作為綠珠式的高潔堅守和烏托邦式的人生理想還是太過單薄、片面性，徹底扭轉社會壞境畸變的慘淡現實，進行精神重建，讓人們重新沐浴在理性主義的光輝才是根治之法，才能讓當代的女性擁有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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