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格非曾说过：“物质意义或者物理意义上的社会变化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当然是精神史，或者说心灵的反应史。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都会在人的内心深处留下阴翳。在改革开放的30年来，我一度悲哀地发现，似乎很难透视物质层面去观察精神史的吉光片羽。不管我们的反应是多么麻木而迟钝，也不管这种反应是多么的微弱，我认为它是存在的。”
对于格非来说，历史与现实、乌托邦的意义、人的生存意义及精神困境一直是他思考的命题。在《春尽江南》中，他更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现实。
自《欲望的旗帜》转型后，他笔下创作的女性形象更丰满动人，又明晰具体。而在《春尽江南》的女性形象更加出彩，将都市社会之下的女性面临新的难题揭露出来。不同女性的形象也是整个精神史书写及分析中重要的一环，代表当下女性的生存状态。
笔者将通过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所提出“本我、自我、超我”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春尽江南》中的女性形象。
一、人格分析理论的阐释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心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当人的某些本能欲望与社会规范产生激烈的冲突，那些被压抑与心灵深处的欲望和动机就构成了人类的潜意识，它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动机。
基于这些意识层次理论，弗洛伊德又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这个结构模型将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
本我，是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是人最为原始的、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反映人的生物本能，遵循享乐原则，是“原始的人”。
自我，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是人格的心理面。此时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在世界的思想。按现实原则行事，是“现实的人”。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组成，遵循“理想原则”，是“道德的人”。
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是处于一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可以从它们之间的联系中得到解释。
二、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下的女性群像
1、从“本我”的人格来分析：以“欲望的化身”为代表的女性
察·高吉迪曾说:“人一旦成为欲念的奴隶，就永远也解脱不了。”
正因为今天的牺牲都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春尽江南》
格非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类型多样，她们并非天生面目可憎，有的天真可爱，有的明艳动人，有的富有才情。可在时代的洪流之下却无力自持并深陷其中，最终因为自身的局限被迫屈服，被物化、被工具化，走向“堕落”的人生。
- A、在物欲中不可自拔的“本我”：小史
谭端午在地方志办公室的同事小史在文中是一个“本我”的状态存在的。她最大的梦想是在鹤浦开一家饭店。她对端午颇有好感，明知端午已是有妇之夫，还多次暗示并引诱他。小史曾赌咒发誓，如果有人肯出钱给她开一家饭店，她一定要嫁给他。
明知上级冯老头对她起了非分之想，她也吊着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让她“梦想成真”的可能机会。
恰如基辛格曾说，“权势是最好的春药”。而对小史来说，“财力”“开饭店”就是最好的春药。当她在庞家玉的答谢宴上就勾搭上财大气粗酒楼秃头老板裴大椿，全然不顾对方已婚，且在初次见面就“将自己交了出去”，只因裴大椿允诺给她在窦庄开一家饭店。她深信对方会为了她而离婚，明知自己只是裴大椿“收藏赝品之一”，还是不顾道德伦理而深陷其中。
正如谭端午所想：“尽管女人没有赝品一说，但贬值的速度也许比赝品还快。”对于小史的结局，小说没有呈现出来，可似乎预见她终将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为了满足自身的物欲——开一家饭店，她放弃了女性个体尊严，将自己物化为谋求利益的工具，丧失了健全的人格。泛滥的欲望、滑坡的道德、扭曲的价值观，终将让她走入悲惨的境地。
B、在权势中深陷沉沦的“本我”：李丽霞
"欲望的化身"的典型代表还有医生李丽霞，虽是知识分子却是在紧跟时代的步伐，行走在欲望的深渊里腐烂了的女性。
李丽霞，她是鹤浦第一人民医院特需病房护理部的主任。虽然从事神圣的事 业，却自称是“死亡的使者”，当她霸占了庞家玉唐宁湾的新房，面对庞家玉私下协商却置若罔闻，并反唇讥讽，“屈死不诉讼”。
法律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在这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她无所畏惧。只因鹤浦有权势的人都要在她那儿看病，而她似乎掌管他们的生杀大权。她在权力的顶端为所欲为而肆无忌惮。
法律没让她妥协，良知没让她醒悟，暴力与野蛮却让她退缩且妥协，她迫不得已交出房子。为此她诅咒家玉终将死在她的手上，当家玉确诊为末期肺癌时，她如同中了大奖了一样，对将死之人庞家玉百般凌辱，以泄兽性私愤。
同情心及同理心已然荡然无存。她事后向家玉祈求原谅，只是害怕家玉死后冤魂纠缠，自私胆小的她
“无力承担作恶的后果”。在都市社会中，女性不再拘囿于庭院，她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可却更加容易陷入欲望和贪婪的深渊。理性缺席失范、道德滑坡堕落，充斥着现实的生活，侵蚀着人们的灵魂。
身为公务员的小史不提升专业能力却为了“成为饭店的老板”甘心沦为小三、情人。救死扶伤的医生李丽霞利用职务的便利，自称“死亡的使者”，玩弄权力。曾经是诗人社长宋蕙莲成了衣锦还乡的“海龟”却活成了“捞钱”的小贴士。身为教师的鲍老师却试图将学生培养成“功利主义”且“蒙着眼”的驴的接班人。
现代女性不再是被愚昧、无知所扼杀。可在以世俗功利为能事经济化的社会中，受社会观念转变的催化，奋不顾身地跌向欲望的沟壑。她们早已抛弃了理想主义的道德信条，成了腐烂在伦理上体系上的蛆虫，以维护自己尚未被窒息的最后一点点原始的生命力。这揭示了当下都市社会中当下女性的精神状态：信仰缺乏和理想的缺失。
- 2、从融合与重构的“自我”的人格来分析：以“现实的归宿”为代表的女性
斯贝尔斯曾说：“追求世俗成功的人之所以追求，是为了发展她的生活的种种的条件。”
王元庆曾写道，“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春尽江南》
- A、“超我”的李秀蓉：短暂的理想主义者
庞家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母亲在她五岁时去世，从此成了她钱包里一张停留在29岁的小小的照片里。父亲嗜酒如命，母亲去世后，第二年就搬到了邻村一个年轻的寡妇家里，通过人工受孕生了一个儿子。家玉在幼年就深受冷眼与呵斥，遭遇被抛弃的痛苦。她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自打我出生起，耻辱就一直缠着我不放，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曾说：“出生是焦虑情感的起源和原型”。
庞家玉一直想摆脱生存焦虑与被抛弃的命运。
她崇拜理想，崇拜诗人，也崇拜着身为诗人的谭端午。当她在招隐寺准备追随崇拜者谭端午时，可她现实的归宿却只是诗人的一夜露水情缘，成了诗人的祭品，惨遭抛弃，
成了理想主义的献祭。为了改变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抛弃”的命运，不再被父亲抛弃，不再被情人抛弃，更不想被时代抛弃。她毅然将原名“李秀蓉”改成“庞家玉”，这种改变意味着她“改掉了一个时代”。
“李秀蓉”的她是“超我”的状态，是理想主义者，活在少女的怀想和奉献的怀抱中，愿意为追随理想献身献心，成为牺牲者。
- B、融合后“自我”的庞家玉：时代的追随者
更名为庞家玉后，她是“自我”的状态，是现实的人。她努力去适应社会，并去迎合社会，成为时代的追随者。她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资本与权力”的运作体系，成为一名精英律师。她拒绝谭端午给她在《鹤浦文艺》谋得的差事，“她已经摸到了时代的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为了在时代里“乘风破浪”，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她不得不附和功利至上时代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她不得不为一个丧心病狂的富家子辩护，只为父母不惜倾尽家产 来救儿子的命，而她能得到丰厚的辩护费。那位富家子视人命如草芥，只因怀疑妻子与其上司有染，却在风雨之夜凶残地连杀7人。
她却对上当受骗签了劳务终结合同、过后只给少得可怜的赔偿补助金的老大爷的案子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因为聪明人都知道这浑水趟不得。
为了夺回被抢占的房子，她专业的法律知识却只能成为谋生的工具，毫无用武之地，最终只能借助大混混的势力非法夺回房子。为了让儿子进入“龙班”，她只能从事权色交易。为了配合老师的要求，她不得不放走陪伴儿子七八年的鹦鹉，亲手毁掉儿子的童年。
丈夫的颓废、儿子的成绩、婆婆的阴鸷、生活的焦虑、时代的步伐这都烧灼着她敏感的神经。哪怕她深谙这个社会的定律是“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
她遵从“自我”，衡量社会的规则及自己的需要，不断衡量不断调适自己去适应社会的步伐。可却又与她的道德感相违背，跟她与生俱来又尚未泯灭的“敏感”格格不入。
又想从“本我”享乐主义原则来寻找突破，追逐一切并努力得到想要的一切。从服装到化妆品，从房子到车子，让落后贫穷的家庭步入小康家庭。她甚至强迫儿子走近庸俗的现实的轨道，渴望儿子以优异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成功”，决不能让儿子重蹈丈夫“失败”之辙。
她上发条式的努力和拼搏只为想让自己成为世俗眼中的成功者。可她只是时代的追随者，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俗无耻之徒。
无意识的冲动被压抑，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狭路相逢，自我认知被排斥被否定的痛苦，让她出现间隙式地崩溃跟无法抑制地嘶吼，并只能在肉欲的高潮中宣泄内心的渴望。
可在出轨陶建新时，“她甚至觉得端午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沉浸在一种既疯狂又悲哀的快意中”。可过后却只能迎接更深的痛苦，让她逃避不了的痛苦却始终如影随形，噬骨痛心，让她痛不欲生。
在畸形病态的社会里实现个人奋斗史而不被异化、被扭曲，那是不可能；而与之拒绝或反抗，都只能走向失落或癫狂的结局。而这时她得了肺癌，她肉体虽消亡可灵魂却被拯救了。
死亡是她最好的归宿，也是净化她的灵魂最好的方式。
- C、重构后“自我”的庞家玉：生死焦虑的回归者
博尔赫斯在《永生》这样写道：“死亡（或它的隐喻）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他们为自己朝露般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张脸庞都会像梦中所见那样模糊消失。”
人类的生命正因为有“挽歌式”的意味，才足够庄重严肃。死亡的通知书让庞家玉正视自己“耻辱的一生”，让她卸掉“无所不能”的金刚装备。这其实是“自我”的成长， 让她尚未完全丧失道德的庞家玉又变回那个有“少女怀想”的李秀蓉。
“西藏之梦”的朝圣之路是庞家玉走上“人性”的回归之路，她又变回了敏感纤细的李秀蓉。 正如文本中徐景阳这样评价庞家玉：“家玉情感太纤细太脆弱了”、“直到离职前，她在阅读案卷的时候还会掉眼泪”。她的禀性一直没变过。
她是这个功利时代的祭品，以孱弱的身躯检视并承纳了现实的污浊，用神圣之爱及“回归人性”的死亡唤醒了谭端午属于知识分子那另一半的灵魂。端午开始书写小说，小说的故事就是“普济”这个“乌托邦”的起源之地，他笔下的文字都带有“家玉式”的慈悲。
由此得知，庞家玉身上具有双重属性，她在“本我”和“超我”的不断冲突中挣扎，并在融合和重构中的“自我”中成长起来。她既不愿在物欲横流中彻底放逐欲望，被异化、被物质化，又恐怀抱超脱时代的梦想被遗忘、被抛弃。她在走向死亡的朝圣之路，其实是在走向“人性”的回归之路。
- 3、从“超我”的人格来分析：“精神的净土”为代表的女性
朱元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提到，“忧郁”本身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是伴之以痛苦的情调。
绿珠是以“超我”的状态存在的，她是作者理想人物的化身。她才华出众，博闻强识，包里装着《史蒂文斯诗集》，随口就能背诵翟永明的诗。她的身上有当代知识分子悲哀的气质。
她为人慵赖，看破人生。她对这个功利的社会与畸形腐烂的人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原文这样描述：
“她喜欢戈壁滩中悲凉的落日。她唯一的伴侣就是随着携带的悲哀。她说，自从她记事的时候起，悲哀就像一条小蛇，盘踞在她的身体里，温柔地贴着她的心，伴随着她一起长大，她觉得这个世界没意思透了。”
她曾想出家，以此来逃脱知识分子的困境。清醒的认知让她异常的痛苦，她必须随身携带着抗忧郁的药片。她拒绝一切体制的束缚，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更不向任何诱惑屈服。面对“姨夫老弟”的乱伦行为，她敢采用“大声呼喊并报警”的方法来反击。
她同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从一而贯彻到底。前期她离家出走，浪迹寺庙。中期她不但醉心于动物权益的保障，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而且投身于“香格里拉的乌托邦”，致力于生态保护、农民教育以及乡村重建。
这不但是绿珠试图建造一个诗意的栖息地，还是她给自己开一剂自救的“世外桃源”的文化偏方。
当然，在物欲横流的末世中，乌托邦式的白日梦是无法实现。当她意识到“诗意栖居地”无法问世，她决定从现实中找回自我，回到人的精神深处，回归自我。
正如梅兰所言，“个人如何从名利、欲望、梦想等一一解脱剥离出来，剩下生命朴素平淡的面貌和存在。”
绿珠决定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在鹤浦的一家幼儿园当一名教师。
在畸形的商业社会中，绿珠是在对大自然关怀中自我拯救的。除了恪守内心的净土，她也始终坚守着乌托邦的理想，寻觅着并建造一方人间净土。但当这一理想与金钱至上的社会碰撞碎裂后，她还依然保持这理性和清醒，不绝望不妥协，依然恪守内心的道德底线。虽被物欲横流的社会所抛弃，但在抛弃的地方，她开始和自由相遇。
正如学者张清华说道：“精神层面的荒芜和毁灭，的确是一个事实，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反省，不光是社会、历史，还有自身的生活和意义。”
没错，我们除了在物质丰盈的时代高举理想和理性的旗帜，对于“自身的生活和意义”确实得开始反思。
三、时代的更迭，现实的反思
波德莱尔曾高喊：“透过粉饰，我会掘一个地狱。
格非对于当代的女性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新的悲剧，并没有作任何粉饰，而是直接进行披露。他用一种独特而又冷静的目光审视社会历史的变迁及女性精神生活的演变过程，并对当代女性精神困境进行反思。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都市社会中各类女性的精神困境。看到像小史、李丽霞一类的女性在欲望中自我放逐、人格扭曲、道德沦落，并自甘堕落。看到像庞家玉式的女性在生活中被重塑，身不由己又无可奈何，沉沦中求生，挣扎中“人性”回归。也看到像绿珠式的女性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恪守内心的道德底线，保持理性和清醒，坚守“乌托邦”式的理想阵地。
格非曾说过，“写作使我加深了对世界或存在本身的了解，只有在写作中，世界的混乱不堪的图景才会暂时变得清晰起来。”
格非对当下社会女性的精神困境有独到的认识和透析。在物质丰盈的时代，相比以前，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可女性又遇到新的难题，特别是女性的精神世界。如何在时代的桎梏中紧跟现实的步伐，让女性身上的闪光点一代代更好地传递下去，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素养的提高等等问题都给读者有更多的探讨的空间。
作为绿珠式的高洁坚守和乌托邦式的人生理想还是太过单薄、片面性，彻底扭转社会坏境畸变的惨淡现实，进行精神重建，让人们重新沐浴在理性主义的光辉才是根治之法，才能让当代的女性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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