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曾任教於美國華盛頓大學與西北大學,2007年回國後任教於北京大學。
素來關注科學與科學精神發展的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饒毅,曾著有《饒議科學》一書,但他對科學遠不止於“議”,還直接參與了多項科技體制改革。這個過程讓饒毅深有感觸:當前,更為緊迫和重要的任務是科學精神要在文化上深入人心。
“中國古代科學先進”的說法,並不符合歷史實情
問:您有一個觀點,相比科學,中國古代的技術稍好些,但總體上也是落後於西方的。但在生活中,人們常常將科學和技術視為一體。
饒毅:科學是人類探索、研究、感悟宇宙萬物變化規律的知識體系的總稱,是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然的好奇。而技術是人類在長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知識、經驗、技巧和手段,是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總和。
科學和技術,兩者雖密切聯繫,卻區別甚大。科學主要解決理論問題,技術主要解決實際問題。科學主要是和未知的領域打交道,其進展,尤其是重大的突破,是難以預料的；技術一般是在理論相對成熟的情況下工作,可以做規劃。
問:您的“落後說”,顯然與“中國古代科學先進,明清才衰弱”的“主流”說法背道而馳。
饒毅:文化和科學史顯示,中國古代在軍事謀略、詩詞歌賦等方面都很有創造性,也有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一些原創技術,但對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關注,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遠遠落後於古希臘起源的西方科學。
所謂“中國古代科學先進,明清才衰弱”的說法,最初由英國學者李約瑟廣為傳播,一些國人出於良好的願望,把它引進國內,但它並不符合歷史實情。技術的先進和科學的先進是兩回事。
比如,2000多年前,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就寫了《幾何原本》,這樣嚴密的系統科學在200年前的中國也還不存在。《幾何原本》的譯者之一徐光啟,在比較了中國古代數學經典《九章算術》和《幾何原本》之後指出:“其法略同,其義全闕,學者不能識其由。”意思是,我們的運算方法與《幾何原本》略同,但完全沒有《幾何原本》所闡述的那些原理,讓學習的人只會這麼算,卻不曉得為什麼要這麼算。
重溫我們的科學史,就是為了讓今天的人們不再沉醉於虛構的輝煌中。如果說以前我們是把“李約瑟假說”當成一種自我鼓勵,那麼,到了今天還這樣認為的話,就是自我麻痺了。
在中國古代,詩作得好,可以收穫很多粉絲,而鮮有為科學家樹碑立傳的
問:與其討論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萌生科學,是不是不如討論中國科學傳統的缺乏給今天帶來的影響更有意義。
饒毅:是的。缺乏科學傳統,缺乏科學精神,是我們文化中的一個重大缺陷。
科學精神是人們在長期的科學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共同信念、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是貫穿於科學活動中的基本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
我這麼說,聽起來比較抽象,但實際上,科學精神包含了很多內容,這些內容都是很具體的。比如,尊重事實。剛剛提到的“李約瑟假說”,很動聽,但不是事實,我們就不能聽。再如,雙方爭論,彼此應該認真聽取、努力理解對方的觀點,看看其中是否有合理的部分。這是科學精神應有的理性和包容。當然,包容不是良莠不分,不是一團和氣,而是通過理性的討論和深究,逼近真理。
科學精神不足背後的原因
問:您如何透視我們科學精神不足背後的原因?
饒毅:與我們的好奇心不足有關。中國人不喜歡探求人與自然的關係,而喜歡探求人與人的關係。
英國早期有一批像牛頓這樣的科學家,就是在好奇心的驅動下做研究。力學定律、光學原理都不能直接生產出產品,也不能讓科學家獲得經濟上的回報,但這樣的科學有很強的“後發力”,日後幫助英國強大了起來。
科學對美國在20世紀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也至關重要；瑞士是個人口不到800萬的小國,卻有21人獲得了諾貝爾獎。這些國家都在科學領域進行重要的前沿性研究,而不僅僅是發展實用技術。
問:純粹而不功利的好奇心,最後足以演變成為一種發展的巨大力量。
饒毅:好奇心的缺乏,可能直接導致一個民族的創新能力不強。假如我們對世界不好奇,不從事超前的、根本性的科學研究,那麼,我們可能總是落在為別人生產的層次上,這樣發展起來的經濟實力,即使耀眼,也只能獲得有限的尊重。
科學有時是一條寂寞之路,特別在初期很難為一般人所理解。在中國古代,詩作得好,可以收穫很多粉絲,而鮮有為科學家樹碑立傳的。可以說,這種觀念上的褊狹或多或少還在今天留有痕跡。
應該讓院士的頭銜迴歸到一種榮譽的表彰,而且僅是表彰一個階段的原創性工作
問:如何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培植起民族的科學精神,讓發生於過去的缺席,不再成為未來的缺憾?
饒毅:你說到文化的土壤,這個很對。我們遇到問題,常常抱怨體制和機制,卻對文化上的根源挖掘不深。
我們的問題就在於,科學精神不僅沒有在文化上深入人心,而且,恰恰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陋習,限制了科學精神的培植與滋長。比如,在科學界,迄今未能解決創新需要冒尖的文化與我國傳統中庸文化的衝突；在科學界以外,不科學的東西很容易流行,反科學的東西不時會冒出來。
問:具體表現為什麼?
饒毅:首當其衝的就是科學的評價體系。上世紀後半葉,評價科技作品還是以大家坐下來討論的方式進行的,大家盡力做出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但由於當下人與人之間互信度不夠,以及腐敗對中國科學界某種程度上的侵襲,我們的評價體系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採用量化指標。一個個指標列下來,評審員要做的事就是數數、統計。數數總不會數錯吧?這樣的評審,看上去客觀,實際是不負責,此外還導致了用處不大、質量不高的論文的泛濫。
舉個例子說,現在自然科學基金會甚至規定評委之間不可以交流、討論。因為評審機構發現,以前設立的討論環節竟成了某些人拉選票、搞串聯的契機。
問:量化的指標與硬性的規定似乎並沒有奏效,相反,人們對科學評價體系越來越心生疑竇。比如院士制度,就曾一度讓很多人質疑。
饒毅:其中很關鍵的一點是,院士制度不能從榮譽制度異化成利益制度。如果當上院士,就有特別的待遇,掌握評審項目和分配科研經費的權力,就會導致有些人削尖了腦袋想當院士。
還有一點我總覺得比較可笑,那就是開會院士坐主席臺。其實在很多國家,院士該排隊還得排隊,學術會議上根本就不設主席臺,無論多大牌的科學家,都規規矩矩坐在臺下。
問:如何防止院士評審制度從榮譽制度異化為利益制度?
饒毅:院士制度是國家科研評價體系的“塔尖”,具有風向標作用。我們應該讓院士的頭銜迴歸到一種榮譽的表彰,而且僅是表彰一個階段的原創性工作。曾有一位美國科學院院士,剛剛因為多年前的研究得了諾貝爾獎,卻被資助他的某家研究所告知,他不能繼續得到該所的資助,因為他近幾年的工作做得不好。顯然,這樣的事情很難發生在中國的院士身上。
既要去利益化,又要堅持原創性貢獻為評審核心依據,才能讓院士制度與院士評審迴歸科學的本義。
—— 摘自2015年12月18日《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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