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曾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与西北大学,2007年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素来关注科学与科学精神发展的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饶毅,曾著有《饶议科学》一书,但他对科学远不止于“议”,还直接参与了多项科技体制改革。这个过程让饶毅深有感触:当前,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是科学精神要在文化上深入人心。
“中国古代科学先进”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情
问:您有一个观点,相比科学,中国古代的技术稍好些,但总体上也是落后于西方的。但在生活中,人们常常将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体。
饶毅:科学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而技术是人类在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巧和手段,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
科学和技术,两者虽密切联系,却区别甚大。科学主要解决理论问题,技术主要解决实际问题。科学主要是和未知的领域打交道,其进展,尤其是重大的突破,是难以预料的；技术一般是在理论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工作,可以做规划。
问:您的“落后说”,显然与“中国古代科学先进,明清才衰弱”的“主流”说法背道而驰。
饶毅:文化和科学史显示,中国古代在军事谋略、诗词歌赋等方面都很有创造性,也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一些原创技术,但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关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落后于古希腊起源的西方科学。
所谓“中国古代科学先进,明清才衰弱”的说法,最初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广为传播,一些国人出于良好的愿望,把它引进国内,但它并不符合历史实情。技术的先进和科学的先进是两回事。
比如,2000多年前,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就写了《几何原本》,这样严密的系统科学在200年前的中国也还不存在。《几何原本》的译者之一徐光启,在比较了中国古代数学经典《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学者不能识其由。”意思是,我们的运算方法与《几何原本》略同,但完全没有《几何原本》所阐述的那些原理,让学习的人只会这么算,却不晓得为什么要这么算。
重温我们的科学史,就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不再沉醉于虚构的辉煌中。如果说以前我们是把“李约瑟假说”当成一种自我鼓励,那么,到了今天还这样认为的话,就是自我麻痹了。
在中国古代,诗作得好,可以收获很多粉丝,而鲜有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
问:与其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萌生科学,是不是不如讨论中国科学传统的缺乏给今天带来的影响更有意义。
饶毅:是的。缺乏科学传统,缺乏科学精神,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贯穿于科学活动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我这么说,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科学精神包含了很多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很具体的。比如,尊重事实。刚刚提到的“李约瑟假说”,很动听,但不是事实,我们就不能听。再如,双方争论,彼此应该认真听取、努力理解对方的观点,看看其中是否有合理的部分。这是科学精神应有的理性和包容。当然,包容不是良莠不分,不是一团和气,而是通过理性的讨论和深究,逼近真理。
科学精神不足背后的原因
问:您如何透视我们科学精神不足背后的原因?
饶毅:与我们的好奇心不足有关。中国人不喜欢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喜欢探求人与人的关系。
英国早期有一批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就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做研究。力学定律、光学原理都不能直接生产出产品,也不能让科学家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但这样的科学有很强的“后发力”,日后帮助英国强大了起来。
科学对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至关重要；瑞士是个人口不到800万的小国,却有21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国家都在科学领域进行重要的前沿性研究,而不仅仅是发展实用技术。
问:纯粹而不功利的好奇心,最后足以演变成为一种发展的巨大力量。
饶毅:好奇心的缺乏,可能直接导致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不强。假如我们对世界不好奇,不从事超前的、根本性的科学研究,那么,我们可能总是落在为别人生产的层次上,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即使耀眼,也只能获得有限的尊重。
科学有时是一条寂寞之路,特别在初期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在中国古代,诗作得好,可以收获很多粉丝,而鲜有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可以说,这种观念上的褊狭或多或少还在今天留有痕迹。
应该让院士的头衔回归到一种荣誉的表彰,而且仅是表彰一个阶段的原创性工作
问:如何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培植起民族的科学精神,让发生于过去的缺席,不再成为未来的缺憾?
饶毅:你说到文化的土壤,这个很对。我们遇到问题,常常抱怨体制和机制,却对文化上的根源挖掘不深。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科学精神不仅没有在文化上深入人心,而且,恰恰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陋习,限制了科学精神的培植与滋长。比如,在科学界,迄今未能解决创新需要冒尖的文化与我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冲突；在科学界以外,不科学的东西很容易流行,反科学的东西不时会冒出来。
问:具体表现为什么?
饶毅:首当其冲的就是科学的评价体系。上世纪后半叶,评价科技作品还是以大家坐下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大家尽力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但由于当下人与人之间互信度不够,以及腐败对中国科学界某种程度上的侵袭,我们的评价体系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用量化指标。一个个指标列下来,评审员要做的事就是数数、统计。数数总不会数错吧?这样的评审,看上去客观,实际是不负责,此外还导致了用处不大、质量不高的论文的泛滥。
举个例子说,现在自然科学基金会甚至规定评委之间不可以交流、讨论。因为评审机构发现,以前设立的讨论环节竟成了某些人拉选票、搞串联的契机。
问:量化的指标与硬性的规定似乎并没有奏效,相反,人们对科学评价体系越来越心生疑窦。比如院士制度,就曾一度让很多人质疑。
饶毅: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院士制度不能从荣誉制度异化成利益制度。如果当上院士,就有特别的待遇,掌握评审项目和分配科研经费的权力,就会导致有些人削尖了脑袋想当院士。
还有一点我总觉得比较可笑,那就是开会院士坐主席台。其实在很多国家,院士该排队还得排队,学术会议上根本就不设主席台,无论多大牌的科学家,都规规矩矩坐在台下。
问:如何防止院士评审制度从荣誉制度异化为利益制度?
饶毅:院士制度是国家科研评价体系的“塔尖”,具有风向标作用。我们应该让院士的头衔回归到一种荣誉的表彰,而且仅是表彰一个阶段的原创性工作。曾有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刚刚因为多年前的研究得了诺贝尔奖,却被资助他的某家研究所告知,他不能继续得到该所的资助,因为他近几年的工作做得不好。显然,这样的事情很难发生在中国的院士身上。
既要去利益化,又要坚持原创性贡献为评审核心依据,才能让院士制度与院士评审回归科学的本义。
—— 摘自2015年12月18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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