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捨近求遠的調兵方式不止這一次，乾隆的軍機班子也不止一次的提出，盛京地區的遊牧民弓馬嫻熟，戰鬥力強，不用來打仗實在是可惜了。所以自平定新疆準噶爾叛亂時調遣的錫伯兵，到乾隆帝“十全之功最後一役”平定廓爾喀時調遣的索倫兵，都是利用東北原著部落強大的戰鬥力，提高戰爭的勝算。而且乾隆帝強調過“盛京之兵亦不如索倫”，所以徵廓爾喀的索倫兵戰鬥力更為彪悍。另外，根據戰爭的規模、目的、對方實力、將領與士兵的粘合度等綜合考慮，從黑龍江調兵符合當時的現實需求。
戰爭背景
廓爾喀是從部落走向沙啊王朝的尚武民族，於18世紀中葉崛起後迅速統一了尼泊爾，這個民族曾被印度僱傭，抵抗近代裝備下的英國殖民者都不落下風。所以當英國戰領印度後，格外拉攏這個戰鬥民族，這也正迎合了廓爾喀對外擴張的需求，所以東印度公司就與廓爾喀形成了軍事合作，東印度公司輸送近代工業的軍事成果，廓爾喀則通過貿易手段成為英國的資金來源與礦產原料產地，並希望由廓爾喀向西藏輸送鴉片進入清朝市場。廓爾喀的擴張領域是今天尼泊爾領土的三倍之多，在近代軍事成果的支撐下，其擴張開始向清朝西藏地區滲透。
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世班禪之弟沙瑪爾巴與康藏地區“活佛”發生爭端，沙瑪爾巴引廓爾喀為援，廓爾喀則趁機藉口貿易稅過重，動用3000兵力入侵西藏，迅速佔領了聶拉木、宗喀和濟嚨。清政府方面，駐藏大臣慶麟組織藏內500清兵，1600藏兵，1300臺站兵設防的同時，向四川總督求援，並向紫荊城送去消息；四川總督李世傑急遣提督成徳、總兵穆克登啊率領500滿兵、1300綠營、1200屯練降番，由康定線赴藏；清政府收到消息後，令成都將軍鄂輝率滿漢兵3000入藏；乾隆皇帝又欽派理藩院侍郎巴忠赴藏查辦。
而當援軍奔赴藏廓邊境之時，達賴喇嘛、活佛和駐藏大臣慶麟、雅滿泰等，已私下同廓爾喀議和，後得到巴忠、鄂輝、成德等贊同。並在欽差巴忠的暗允下，雙方簽訂《廓藏密約》，規定西藏地方當局每年向廓爾喀賠款300個元寶（銀1萬兩左右），廓爾喀則立刻撤軍。但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西藏地區的失職官員被換了一茬又一茬，駐藏大臣和幫辦都換了兩撥，哪還承認密約，由此爭端，又引發了廓爾喀第二次入侵。這次入侵規模遠大於上次，廓爾喀直接佔據了後藏（日喀則市），並搶掠了扎什倫布寺，其中還包括六世班禪的冊封金冊。由於冬雪封路，廓軍暫時對前藏（拉薩附近區域）無法構成威脅，清軍也無法出擊後藏地區，故而乾隆帝決心春雪消融之後，重兵進擊廓爾喀腹地，徹底令其臣服。
由黑龍江調兵的原因
“現剿辦廓爾喀賊匪，索倫、達斡爾兵丁向為得力，著都爾嘉將呼倫貝爾兵挑選六百名，打牲兵挑選四百名，照例辦給馬匹路費，令呼倫貝爾兵從多倫諾爾行走，打牲兵從八溝行走，迅速到京。”——《清實錄》
乾隆帝已經下了決心，戰略目標也已明確，所以搬出了軍事大佬福康安，由兩廣召入京城授將軍銜，欽令督辦西藏軍事，副手則是他平定臺灣林爽文叛亂的老搭檔，名將海蘭察，由此人事認命就可看出乾隆帝對此戰的重視。在徵調兵力方面，清政府也不惜各地召集精銳，動用了四川金川兵、青海、甘肅滿蒙八旗兵、西藏駐地滿、漢、藏兵，加之黑龍江索倫兵，共計一萬三千多人，索倫兵只有1000正兵，500隨從。
（福康安劇照）
在這些兵員中，乾隆帝的考量很是細緻。徵廓兵是以川兵為主，其中以金川部落的土司兵為核心，金川位於四川東北部，當時的金川部落稱金川苗，但實際上屬於藏族的一支系。這支部落在乾隆朝兩次叛清，皆消耗了清朝大量人力物力，原因是其強悍的戰鬥力，以及對山地高寒地區的適應性極強，這正是清朝滿漢兵不具備的素質。但金川兵的缺陷也足夠明顯，他們更擅長依託有利地形的防禦戰，一旦陷入野戰，就暴露軍事素養不足的問題；而且他們是有兩次叛亂“前科”的，對於清廷的認同感不如滿蒙漢軍，臨陣倒戈不無可能。而青海、陝甘地區的八旗、綠營空響問題早就暴露，乾隆帝為解燃眉之急，睜隻眼閉隻眼不追究而已，所以陝甘總督勒保、青海辦事大臣奎舒皆是奉旨籌辦乘騎、運畜、糧秣、柴薪、臺站、嚮導等事宜，動員的兵力多用於後勤保障。
更為滑稽的是，甘肅綠營撥掉1500匹戰馬供督辦官員、傳訊兵使用；青海辦事大臣從蒙古王公處採購3000多匹戰馬專供索倫達斡爾騎兵使用，這樣的軍需分配，就不難看出此役的特種部隊是誰了。索倫達斡爾到底什麼來頭呢？現代學者考證認為，索倫人即鄂溫克人，而乾隆時代應該是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的合稱，他們被合編為索倫八旗，亦是兵民合一的黑龍江土著。其中鄂溫克、鄂倫春遊獵山林，肩負著向皇室“納貂”的職責；達斡爾人則定居農耕區域，相比較前兩者，更容易集中動員，人口數量也更多，所以徵廓一戰中，應該是達斡爾人居多。
“打牲索倫等處兵丁，人甚健壯，搶箭敏捷，臨戰甚屬得力。”——《東北邊防輯要》
康熙一朝就非常重視東北地區的土著居民，時常讚美其勤勞衷心，並“異日加恩”。到了乾隆朝，軍機處就在平定準噶爾叛亂時，提出了重用東北土著的思想，隨後就挑選了千餘錫伯兵隨徵新疆地區，最後還留鎮伊犁，並於乾隆三十二年建制“錫伯營”，編入八旗。其實在錫伯營之前的康熙時期，索倫人就派駐於烏里雅蘇臺，並建制成營，按理說要比錫伯營更早，只是乾隆時期，分批進入新疆的索倫人陸續編進錫伯營，這才抬起了錫伯營的名號，也使伊犁四營成為維護邊疆穩定的中堅力量。乾隆帝十分重視索倫人的悍勇，稱“東三省兵制，定能得力，索倫質性獷悍。”也就是說，東北地區的土著，論兇悍沒有超過索倫人的，所以乾隆皇帝從黑龍江調索倫兵，是增加戰爭勝利的籌碼，也是對金川兵、八旗兵的不放心。
“該索倫兵丁等，衝寒就道，亦當加以體恤，於該兵丁等過境時，所有飯食湯水等項，俱應妥為預備，給豬羊肉湯飯，使得飽暖前行。”——《清高宗實錄》
從戰役經過來看，索倫兵出發時，廓爾喀已經入侵西藏半年之久，金川兵與青海兵早已先期到達。乾隆帝向福康安下發的手諭是務必等待索倫兵到達才可開戰，當索倫兵到達西寧時稍微做了修整，乾隆帝還專門下旨囑咐地方軍需供給要保障好，生怕餓著這支特種部隊。經過四個多月跋涉，索倫兵從西寧到達拉薩，未經修整，直接投入戰鬥。半個月時間，由前藏推向後藏，濟嚨宗之役，海蘭察指揮索倫兵六個小時解決戰鬥，殺敵六百、俘虜兩百。再過半月，已入廓爾喀境內百七十里，在逼近其首都加德滿都時，才遭遇頑強抵抗，雖清軍陷入腹背夾擊，但廓爾喀主動請降，此戰以清軍勝利而告終。
索倫兵在這場遠征中戰績不菲，但也損失慘重，海蘭察也在戰後第二年，累傷不愈而亡。這位名將其實也是鄂溫克族，世居黑龍江布特哈阿倫河，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索倫族馬甲的身份從徵準噶爾部，可以說這場戰爭調用索倫兵，與海蘭察為副統率有關，將士的粘合度是戰爭走向的重要因素。所以綜合來看，乾隆帝捨近求遠，主要是對方實力不俗，自身動用主戰兵員具有一定缺陷，故而需要做出補充，以提高勝算，加之海蘭察的因素，由黑龍江調派索倫兵就最為合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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