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舍近求远的调兵方式不止这一次，乾隆的军机班子也不止一次的提出，盛京地区的游牧民弓马娴熟，战斗力强，不用来打仗实在是可惜了。所以自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时调遣的锡伯兵，到乾隆帝“十全之功最后一役”平定廓尔喀时调遣的索伦兵，都是利用东北原著部落强大的战斗力，提高战争的胜算。而且乾隆帝强调过“盛京之兵亦不如索伦”，所以征廓尔喀的索伦兵战斗力更为彪悍。另外，根据战争的规模、目的、对方实力、将领与士兵的粘合度等综合考虑，从黑龙江调兵符合当时的现实需求。
战争背景
廓尔喀是从部落走向沙啊王朝的尚武民族，于18世纪中叶崛起后迅速统一了尼泊尔，这个民族曾被印度雇佣，抵抗近代装备下的英国殖民者都不落下风。所以当英国战领印度后，格外拉拢这个战斗民族，这也正迎合了廓尔喀对外扩张的需求，所以东印度公司就与廓尔喀形成了军事合作，东印度公司输送近代工业的军事成果，廓尔喀则通过贸易手段成为英国的资金来源与矿产原料产地，并希望由廓尔喀向西藏输送鸦片进入清朝市场。廓尔喀的扩张领域是今天尼泊尔领土的三倍之多，在近代军事成果的支撑下，其扩张开始向清朝西藏地区渗透。
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世班禅之弟沙玛尔巴与康藏地区“活佛”发生争端，沙玛尔巴引廓尔喀为援，廓尔喀则趁机借口贸易税过重，动用3000兵力入侵西藏，迅速占领了聂拉木、宗喀和济咙。清政府方面，驻藏大臣庆麟组织藏内500清兵，1600藏兵，1300台站兵设防的同时，向四川总督求援，并向紫荆城送去消息；四川总督李世杰急遣提督成徳、总兵穆克登啊率领500满兵、1300绿营、1200屯练降番，由康定线赴藏；清政府收到消息后，令成都将军鄂辉率满汉兵3000入藏；乾隆皇帝又钦派理藩院侍郎巴忠赴藏查办。
而当援军奔赴藏廓边境之时，达赖喇嘛、活佛和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等，已私下同廓尔喀议和，后得到巴忠、鄂辉、成德等赞同。并在钦差巴忠的暗允下，双方签订《廓藏密约》，规定西藏地方当局每年向廓尔喀赔款300个元宝（银1万两左右），廓尔喀则立刻撤军。但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西藏地区的失职官员被换了一茬又一茬，驻藏大臣和帮办都换了两拨，哪还承认密约，由此争端，又引发了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这次入侵规模远大于上次，廓尔喀直接占据了后藏（日喀则市），并抢掠了扎什伦布寺，其中还包括六世班禅的册封金册。由于冬雪封路，廓军暂时对前藏（拉萨附近区域）无法构成威胁，清军也无法出击后藏地区，故而乾隆帝决心春雪消融之后，重兵进击廓尔喀腹地，彻底令其臣服。
由黑龙江调兵的原因
“现剿办廓尔喀贼匪，索伦、达斡尔兵丁向为得力，著都尔嘉将呼伦贝尔兵挑选六百名，打牲兵挑选四百名，照例办给马匹路费，令呼伦贝尔兵从多伦诺尔行走，打牲兵从八沟行走，迅速到京。”——《清实录》
乾隆帝已经下了决心，战略目标也已明确，所以搬出了军事大佬福康安，由两广召入京城授将军衔，钦令督办西藏军事，副手则是他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的老搭档，名将海兰察，由此人事认命就可看出乾隆帝对此战的重视。在征调兵力方面，清政府也不惜各地召集精锐，动用了四川金川兵、青海、甘肃满蒙八旗兵、西藏驻地满、汉、藏兵，加之黑龙江索伦兵，共计一万三千多人，索伦兵只有1000正兵，500随从。
（福康安剧照）
在这些兵员中，乾隆帝的考量很是细致。征廓兵是以川兵为主，其中以金川部落的土司兵为核心，金川位于四川东北部，当时的金川部落称金川苗，但实际上属于藏族的一支系。这支部落在乾隆朝两次叛清，皆消耗了清朝大量人力物力，原因是其强悍的战斗力，以及对山地高寒地区的适应性极强，这正是清朝满汉兵不具备的素质。但金川兵的缺陷也足够明显，他们更擅长依托有利地形的防御战，一旦陷入野战，就暴露军事素养不足的问题；而且他们是有两次叛乱“前科”的，对于清廷的认同感不如满蒙汉军，临阵倒戈不无可能。而青海、陕甘地区的八旗、绿营空响问题早就暴露，乾隆帝为解燃眉之急，睁只眼闭只眼不追究而已，所以陕甘总督勒保、青海办事大臣奎舒皆是奉旨筹办乘骑、运畜、粮秣、柴薪、台站、向导等事宜，动员的兵力多用于后勤保障。
更为滑稽的是，甘肃绿营拨掉1500匹战马供督办官员、传讯兵使用；青海办事大臣从蒙古王公处采购3000多匹战马专供索伦达斡尔骑兵使用，这样的军需分配，就不难看出此役的特种部队是谁了。索伦达斡尔到底什么来头呢？现代学者考证认为，索伦人即鄂温克人，而乾隆时代应该是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的合称，他们被合编为索伦八旗，亦是兵民合一的黑龙江土著。其中鄂温克、鄂伦春游猎山林，肩负着向皇室“纳貂”的职责；达斡尔人则定居农耕区域，相比较前两者，更容易集中动员，人口数量也更多，所以征廓一战中，应该是达斡尔人居多。
“打牲索伦等处兵丁，人甚健壮，抢箭敏捷，临战甚属得力。”——《东北边防辑要》
康熙一朝就非常重视东北地区的土著居民，时常赞美其勤劳衷心，并“异日加恩”。到了乾隆朝，军机处就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提出了重用东北土著的思想，随后就挑选了千余锡伯兵随征新疆地区，最后还留镇伊犁，并于乾隆三十二年建制“锡伯营”，编入八旗。其实在锡伯营之前的康熙时期，索伦人就派驻于乌里雅苏台，并建制成营，按理说要比锡伯营更早，只是乾隆时期，分批进入新疆的索伦人陆续编进锡伯营，这才抬起了锡伯营的名号，也使伊犁四营成为维护边疆稳定的中坚力量。乾隆帝十分重视索伦人的悍勇，称“东三省兵制，定能得力，索伦质性犷悍。”也就是说，东北地区的土著，论凶悍没有超过索伦人的，所以乾隆皇帝从黑龙江调索伦兵，是增加战争胜利的筹码，也是对金川兵、八旗兵的不放心。
“该索伦兵丁等，冲寒就道，亦当加以体恤，于该兵丁等过境时，所有饭食汤水等项，俱应妥为预备，给猪羊肉汤饭，使得饱暖前行。”——《清高宗实录》
从战役经过来看，索伦兵出发时，廓尔喀已经入侵西藏半年之久，金川兵与青海兵早已先期到达。乾隆帝向福康安下发的手谕是务必等待索伦兵到达才可开战，当索伦兵到达西宁时稍微做了修整，乾隆帝还专门下旨嘱咐地方军需供给要保障好，生怕饿着这支特种部队。经过四个多月跋涉，索伦兵从西宁到达拉萨，未经修整，直接投入战斗。半个月时间，由前藏推向后藏，济咙宗之役，海兰察指挥索伦兵六个小时解决战斗，杀敌六百、俘虏两百。再过半月，已入廓尔喀境内百七十里，在逼近其首都加德满都时，才遭遇顽强抵抗，虽清军陷入腹背夹击，但廓尔喀主动请降，此战以清军胜利而告终。
索伦兵在这场远征中战绩不菲，但也损失惨重，海兰察也在战后第二年，累伤不愈而亡。这位名将其实也是鄂温克族，世居黑龙江布特哈阿伦河，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索伦族马甲的身份从征准噶尔部，可以说这场战争调用索伦兵，与海兰察为副统率有关，将士的粘合度是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所以综合来看，乾隆帝舍近求远，主要是对方实力不俗，自身动用主战兵员具有一定缺陷，故而需要做出补充，以提高胜算，加之海兰察的因素，由黑龙江调派索伦兵就最为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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