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陽標統:忠義救國軍,一支被歷史誤會的抗日勁旅

歷史上的忠義救國軍是一支犧牲慘重,績效顯著的抗日部隊,卻被政治小說《紅巖》與樣板戲《沙家浜》描繪成漢奸部隊,形象從此誤會。


歷史不是這樣的,事實本不復雜,複雜的是政治。而歷史工作無非盤剝史料,釐清事實,秉實而論。談忠義救國軍是否一支抗日部隊,不如談雨農將軍與這支部隊的關係。後世見諸各種文字對雨農將軍描繪與評論多屬抹黑,尤其喜歡對他私生活進行潑汙,其情節之荒謬無聊,實不足信。


屢見庸文指斥雨農將軍為國民黨反動派,真是不知從何說起。作文者連雨農將軍乃無黨派人士都不知道便信口開河。雨農將軍不是國民黨員,亦非三民主義信徒身份。這件事連蔣先生都是在抗戰勝利後無意向雨農將軍談及詢問後才知道,乍聞之下,蔣先生也是驚訝萬分。


民國時期,國家制度與一般的社會觀念未能開化進步完善,軍人所謂效忠國家民族的理想志向,往往投射在具體個人身上,形成封建人身依附關係。雨農將軍則身時代,亦不例外。畢其一生,他只服從蔣先生個人,餘者不及。故蔣先生敵人便是其敵人,蔣先生利益便是其利益。


日本侵華,初始時在某種程度上便是要推翻積極備戰、對日強硬蔣先生領導的國民政府。在這個前提下,雨農將軍做人做事或有狠辣殘忍可檢討之處,但他酷烈手段同樣用在對日作戰上,便是正義。其領導敵後武裝“忠義救國軍”與他一樣,既有特務武裝囂張跋扈毛病,亦有堅決抗日光榮歷史。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是月底,蔣先生呈准軍委會,命雨農將軍與上海士紳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9月7日別動隊編成,總兵力一萬一千餘人,總指揮是梅縣籍老桂系將領劉志陸,參謀長由陸軍第八十七師參謀長楊仲華調任。全隊下轄五個支隊及一個特務大隊。支隊、大隊仿正規軍團、營建制縮編。


第一支隊長何行健。(杜月笙門生,黃埔二期。)

第二支隊長陸京士。(杜月笙門生。)

第三支隊長朱學範。(杜月笙門生。一九五〇後歷任郵電部部長、全國人大六、七、八屆副委員長。)

第四支隊長張 鄴。(黃埔三期,步科。)

第五支隊長陶一珊。(黃埔六期,步科。)

特務大隊長趙理君。(黃埔五期,政治科。中共早期黨員,允文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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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朱學範年輕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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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京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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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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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理君軍校五期同學錄畢業照(不確定)


一、二、三支隊成員多為上海青紅幫成員與工人。第四支隊、特務大隊官兵為原有之情報及行動工作人員。第五支隊長由上海地區曾接受國民軍事訓練青年及高中以上學生軍訓總隊學生編成。值得一提的是,雨農將軍曾請時任第八集團軍司令張發奎從軍中抽調六百餘名軍士補入別動隊任班排長,以充實基層力量。另,平津地區情報行動人員組成別動隊北方支隊,總指揮王天木、副指揮陳恭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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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兩期作戰,別動隊官兵登記在冊陣亡者總計兩千七百餘人,其餘犧牲者因戰時環境複雜,資料名冊跌宕遺失,又或成建制全軍覆沒,連姓名都沒辦法留下。


會戰期間,雨農將軍指揮諜報工作,撐持到最後才撤出上海,部屬勸其無需親冒矢石,底近一線指揮。將軍慨然作答:“別動隊起自民間義從,草創伊始,而遽當大敵;諸君無薪餉之奉,官爵之榮;犧牲奮鬥,所憑無非忠義精神。吾當以身先為倡,庶乎能穩固根基,發揚光大,豈可臨危他去?”


1937年11月,淞滬會戰末期,別動隊掩護國軍後撤,犧牲至為慘烈。如第四支隊在淞滬抗戰第二階段奉命至閘北掩護正規軍撤往蘇州河南岸。該支隊奮力阻擊日軍進攻,逐街巷戰逐屋爭奪。無奈軍事素養不足,全支隊2500餘人犧牲殆盡,但為正規軍的轉移和佈設新陣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再如松江特訓班駐金山衛學員大隊大隊長廖曙東,撤退時被日軍包圍,廖用配槍擊斃逼近的數名敵兵,高呼:“中國不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在日軍亂槍掃射下壯烈殉國。


毛澤東表弟文強晚年回憶“蘇浙別動隊”這段壯烈的抗戰歷史時記載:“這支部隊,除第五支隊佈置於南市一帶,負責維持治安、肅清敵諜、守護倉庫等任務外,其餘第一、二、三、四支隊十二個大隊,均按預定計劃,配合正規軍部署於蘇州河沿岸與日軍血戰,他們視死如歸,前赴後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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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姑表弟文強將軍


我曾親至前線視察慰問多次,見各大隊堅持奮戰到底,主動堵擊陣地突破口的敵人,無論如何令其後撤也不聽,雖傷亡慘重,猶戰鬥不止。一支隊長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彈,兩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機手槍,高呼著率領隊員,向敵衝鋒,負重傷仍不下火線。


又見朱學範支隊之盛瑜大隊的一位中隊長毛勳,率領中隊配合正規軍作戰,接連三晝夜不下火線,全中隊傷亡過半,該中隊指導員朱巨陣亡時他高喊:‘為指導員報仇!’呼聲激勵著隊員奮起向敵陣衝鋒,壓倒敵軍氣焰。毛勳負重傷後,與該中隊倖存的戰士掩蔽在一座便橋下柴堆裡,被敵機發現,慘遭轟炸掃射,死傷累累,毛本人周身著火,鬍鬚頭髮燒光,兩耳震聾,從橋邊一直滾到水裡才得救。他是湖南人,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抗日戰爭勝利後,我曾在長沙見到他,雖然傷重身殘,但與他分享勝利的喜悅,含淚笑對。愛國英雄志士,何止千萬。


上海戰役撤退後,我調前方辦事處任處長,從南通天生港繞道到蘇州、句容等地,收容別動隊撤散的部隊。派出六個收容小組四處收容,僅得萬人中兩千人。除少數星散不歸者外,其餘都犧牲了,他們同心同德抗日救國的精神,永遠不可磨滅”


1937年12月,蘇浙行動委員會軍事組長俞作柏(桂系宿將)從上海帶領約一千七百餘名殘餘隊員撤退至抵達安徽省祁門縣歷口鎮。


1938年01月,浦東第一支隊由何行健帶領雷忠大隊為主的殘部經奉化撤至遂安;與軍統局毛森在江山辦的遊擊幹部訓練班在東陽的巍山,組成別動隊“浙東支隊”。


鑑於其後作戰所需,雨農將軍呈准軍委會,將安徽和浙江兩地殘部統一編成“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教導團”。安徽為教導第一團,浙江為教導第二團。將軍親兼總團長,俞作伯為副總團長,負實際指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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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03月,雨農將軍奉軍委會命令:“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滬杭沿線的國軍,加強敵後遊擊工作”;於是立即指派得力幹部,深入敵後收容整理部隊。其時日軍正組織武漢會戰,妄圖逼降國民政府,其兵力不足,對淪陷區控制不嚴。當一支比較正規代表國家的武裝出現,就能迅速得到社會與民眾的認同與依靠,因此忠義救國軍在江浙皖滬敵後迅猛發展,收容整訓了大批江浙皖滬抗日戰場上潰散的正規軍官兵。迄4月底,忠義救國軍編成五個支隊,一個直屬大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連同教導第一、二兩團(後來改為第一、二支隊),總人數又達一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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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代號“定平”。


1938年05月,別動隊易名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設漢口,雨農將軍兼總指揮,徐光英任參謀長,指揮部隨後推進至浙江孝豐,後移安徽廣德縣王嶺。總指揮先後由俞作柏、周偉龍及阮清源接任。


同年底,忠義救國軍北方支隊被日軍包圍於河北香河、寶坻附近,彈盡糧絕後全軍壯烈殉國。


別動隊易名之事,由杜月笙向雨農將軍建議,杜說別動隊並非正規部隊,人員構成多為幫會人員,番號不必太正規,稱“忠義”比較能得到沒什麼文化,對國家民族認識,僅僅來自看戲聽書的士兵理解與認同。雨農將軍將民間“忠義”文化與抗戰特有的“救國”結合起來,將部隊易名“忠義救國軍”。據文強回憶,雨農將軍曾與他談及別動隊易名之事,他也認為這支以青洪幫成員為主組成部隊,對於民間傳統文化中“忠義”比對“國民革命”、“三民主義”等現代政治意識形態更容易理解接受。


1938年12月,共產黨員錢杏邨任主編的《文獻》雜誌曾刊登專欄特稿《忠義救國軍:一支活躍於東戰場上的民眾武裝》,文章裡說:“他們無論是農工大眾,知識青年,以至於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義救國軍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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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受傷的忠救軍士兵。


文章對忠義救國軍11月份的戰果做了統計,一個月內大型戰鬥九次,小型戰鬥無法計算,僅十號一天就兩次。某支隊從青浦某處挺進至京滬線崑山一帶,掃蕩蘇嘉路直達吳江,旬月之間與日軍激戰十多次,斃日軍百數十,毀日軍車二十輛,破壞公路及鐵路二十餘里,炸燬鐵橋及橋樑十二座;某支隊接總指揮部情報,奉命將無錫石塘灣鐵路一段破壞,偽政府政要所乘車輛經過時立即傾覆,預伏忠義軍的大刀隊從山崗後躍出,揮刀亂斬。該役殺日軍八十九名,並截獲軍械子彈軍旗刺刀,秘密文件日記照片無數,俘虜日軍四名”。


1939年2月8日,忠義救國軍第一縱隊司令何行健率部投降叛國,直接導致淞滬地區忠義救國軍一度分崩離析、軍心渙散,不少部隊更是效仿其投敵。雨農將軍得知消息後,電上海站對何行健執行民族紀律,勒令“不惜一切代價,予以制裁,以儆效尤”。隨後何行健、陳明楚兩僚被軍統特工馬河圖擊斃於上海街頭。


迄1940年春,忠義救國軍發展迅速,擴編為四個縱隊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共轄二十六個大隊及兩個直屬大隊,總兵力達二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未計陣亡者三千五百餘人)。於浦東、上海、及京滬、滬杭鐵路,京杭國道公路兩側展開政治工作,佈置諜報網,安排地下交通線,發動民運、策反偽軍,捕殺漢奸,配合特工人員不斷打擊日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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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序列


1941年1月,忠義救國軍分四路重回寧滬杭淪陷區,第一路蘇嘉滬區挺進縱隊,以第三支隊阮清源部及淞滬行動總隊為基幹,由孝豐附近向太湖以東的蘇州、嘉興與上海之間的地區活動;第二路澄錫虞區挺進縱隊,以第一支隊郭墨濤部為基幹,由孝豐向陽澄湖、常熟、崑山之間的地區行進;第三路錫武宜區挺進縱隊,以第二支隊文德部為基幹,由廣德沿太湖西岸向宜興、無錫、蘇州、江陰之間的地區行進;第四路京丹溧區挺進縱隊以南京行動總隊為基幹,進出南京、江浦、丹陽等地。


但由於其時日偽大力開展“清鄉”活動,部分忠救軍官兵叛變投敵,再加之忠救軍在與共產黨武裝磨擦中屢佔下風,忠義救國軍雖屢敗屢戰,但在淪陷區的活動能力大為削弱,不得不於1942年底前後退回浙江天目山游擊區整訓,任務除繼續從事情報收集、暗殺、爆破等特務工作而外,主要負責游擊區防務安全(翁養正:《我所知道的忠義救國軍》)。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結成軍事同盟,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交流日軍情報。雨農將軍為加強敵後情報偵搜能力,安排軍統局在皖南雄村辦了特訓班,抽調忠義救國軍各部官兵進行輪訓。至一九四四年春,官兵素質和裝備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此時,忠義救國軍共擁有三個縱隊,五個行動總隊、若干地方支隊獨立大隊,官佐士兵總數達三萬一千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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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所著回憶錄中對忠義救國軍的描述:“除了中美合作所轄營地和軍事單位外,戴將軍還有一支非常特殊的遊擊部隊,稱作忠義救國軍。這支部隊大半時候在上海郊外活動……日本人充份明白這個地區的重要,因此在襲擊珍珠港的前四年,便開始在該地區駐紮大批軍力……但戴將軍居然在這地區組織了一支兩萬多人,極有效能的軍隊。他們控制著一半以上偽軍,不但經常保持聯絡,作戰時甚至能得到他們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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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4年秋,設在徽州附近的第一營地,一共訓練了八千官兵。在長達七年半對日本人的作戰中,這支軍隊陣亡了一萬多人,在這裡訓練的官兵補充了損失人數。我知道對這些部隊訓練越多,供給槍支越多,那麼他們襲擊日本人的行動便越活躍。在十個月的時間內,這支部隊殲滅了將近一萬名日軍,這一點證明了他們的效率。這個數字固然還不能與在華中受訓的部隊收穫相比,但這個收穫已是平均一杆槍殺死一個多敵人,而且這個工作是在中國受到敵人最充分控制的最艱苦地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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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訓班學員在刷牙洗臉


中美合作所對忠義救國軍的訓練,開始於1943年。安徽歙縣雄村特訓班即梅樂斯所說的“第一營地”;後來又陸續開設了二十多個類似的訓練班。各訓練班的內容大同小異,以雄村訓練班為例,其受訓內容分軍事、政治兩方面,軍事訓練方面,有武器使用、爆破、投擲、防毒、劈刺、射擊、演習、游泳、通訊、特工、情報、化裝、擒拿、搜索、築城、測繪等科目;政治訓練主要講授三民主義和蔣介石著作。學員結業後由美國教官授給美製武器彈藥,官佐發給手槍,士兵發給卡賓步槍或湯姆生機槍,少數編為爆破組的發給炸藥。學員畢業後大多遣回原部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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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中美合作所幹員在中國東海岸情報作業時所攝。


1945年初,中美合作所幹員在中國東海岸情報作業時所攝,照片中兩名美軍海軍軍官分別為甘提(Gantry)少校、羅許(Rosche)上尉,他們身旁六位中國游擊隊員沒有留下姓名。抗戰勝利後統計,中美合作所訓練的敵後武裝,對日發動特種作戰一共1,867次。


敵後活動很多事情無法公開說明白,忠義救國軍被指控為漢奸,是很自然的事情。例如忠義救國軍策反一部偽軍,往往不要求偽軍立即反正,而是令其繼續保留偽軍身份掩護遊擊部隊生存與作戰。只有發生兩種情況下才會令偽軍反正,一是正面戰場發動大型會戰,敵後遊擊部隊奉命配合展開一系列重大破襲行動。在關鍵的時間點與地點,會佈置偽軍突然反正,達到最大的作戰效能,給予日軍重大殺傷。二是與偽軍聯絡的秘密被日偽有所察覺,偽軍失去繼續潛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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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淑倫(1894~1985),廣東省五華縣雙華鎮大徑村人,忠義救國軍少將政訓處長。


這類情報是沒辦法公之於眾,新四軍不掌握這個情況,或者掌握也不理會,在戰機對己有利情況下依然發起對偽軍進攻。偽軍一旦情勢危急,便向忠義救國軍求援,接下來自然會發生忠義救國軍與偽軍夾擊新四軍情況,但對外又不能公開告示說是幫偽軍解圍,只能說奉命“剿共”……這樣事例l屢見不鮮。


這便是忠義救國軍與敵偽勾結說法由來。


還有一些獨立活動忠救軍別動隊,在日偽軍進行“清鄉”時,便躲到偽軍營地裡,或乾脆在偽軍掩護下,打著漢奸自衛團旗號躲風頭。


忠義救國軍兵源成份多樣,品流複雜。一旦該部隊派到敵後,環境艱苦且無各級長官嚴密控制,生活艱難之下,軍紀難以維持,因此私自設卡收費,對游擊區百姓敲詐勒索、盜竊搶掠事件時有發生。本人親自採訪陸軍第九十六師二八七團上尉連長盧灘如說:“國軍平時駐訓與作戰,軍紀是沒問題的。軍紀不好多數發生打敗仗後潰散,或者敵後活動,沒軍官管束,士兵們沒人管,就會亂來一通。”


與新四軍摩擦是經常發生事情,但此類事情並不見得都是政治因素,底層官兵很難從政治上理解上面“防共、反共”政策,大多數摩擦只是純粹爭奪糧草給養。蘇北挺進軍老兵郭予廣,抗戰時任中隊長,帶著手下幾十人在蘇北打游擊,自述經常與新四軍管文蔚部爭奪徵糧地盤,雙方除了沒動槍開火,平時吵架、打架、動刀都是經常的。


事實上忠義救國軍與國民革命軍其他正規部隊也有摩擦,顧祝同便不止一次向軍委會告狀忠義救國軍襲擊正規軍。浙西天目山游擊區流傳著這樣的民謠:“挺伯伯(挺進軍),忠爺爺,二十八軍小兄弟”,可見忠救軍在當時浙西民眾心目中的橫蠻形象。


連陽標統:忠義救國軍,一支被歷史誤會的抗日勁旅

馬志超電蔣中正陳報忠義救國軍成立以來各役戰績傷亡戰績01


連陽標統:忠義救國軍,一支被歷史誤會的抗日勁旅

馬志超電蔣中正陳報忠義救國軍成立以來各役戰績傷亡戰績02


以上兩頁檔案為1944年02月01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馬志超向蔣先生彙報電文,檔案名稱為:“馬志超電蔣中正陳報忠義救國軍成立以來歷戰各役戰績傷亡各情並告整訓所部效忠另請時予訓誨俾資遵循”……


請注意,這份電文所述戰果與自身傷亡人數,不涵括忠救軍蘇浙行動委員會時期作戰績效,也沒統計活躍的1944年與1945年度作戰成果。只統計1938年5月——1943年底。所述戰績應是榨乾宣傳因素灌水成份,電文摘錄如下:……忠義救國軍成立於八一三之秋,七年來陳師京滬,轉戰武漢,將士鹹能不辭犧牲與敵戰鬥,先後經過大小戰役兩百四十六次,擊斃敵偽匪二千五百八十三人,俘虜敵偽匪官兵一千二百十二人,行動爆破工作三百零四次,炸燬敵重轟炸機九架,汽車十輛,火車頭二十個,車廂三十二節。我官兵傷亡四千八百〇三人……


綜上所述,忠義救國軍是一支敵後抗日武裝,也是一支有瑕疵的武裝。但因此指控他們是與日偽勾結的漢奸部隊,不符合史實。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忠義救國軍對日抗戰態度是堅決的,可以說犧牲慘重,績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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