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1期
內容提要
1975年黎巴嫩內戰爆發，這場複雜的現代戰爭對中東地區乃至國際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黎巴嫩內戰的爆發有其深刻的國內根源。在政治層面，教派主義政治制度為黎巴嫩實現國家獨立奠定基礎，但也成為制約日後國家政治發展與改革的障礙；穆斯林社群對分享更多政治權力的訴求同基督徒社群對失去特權的擔憂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併成為引發國家認同危機的重要原因。在經濟層面，黎巴嫩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仍面臨教派和階級矛盾激化帶來的雙重壓力。與此同時，在後謝哈布時期，黎巴嫩政府的社會治理和危機應對能力持續弱化。上述因素的交織疊加構成了黎巴嫩內戰爆發的國內根源。
關鍵詞
黎巴嫩內戰；教派主義；國家認同；基督徒社群；穆斯林社群
熊亮，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系2015級博士研究生
正文
1975年爆發的黎巴嫩內戰既是一場由該國內部矛盾升級引發的戰爭，又是地區和國際力量在黎巴嫩扶植代理人、以黎巴嫩為主戰場的代理人戰爭。黎巴嫩內戰的爆發，是內外因素相互疊加、互動和影響的結果。本文通過考察黎巴嫩內戰爆發的歷史背景，梳理教派主義政治制度的形成、國家認同危機、教派政治動員與政治力量重組、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等問題及其對黎巴嫩政治發展的影響，分析1975年黎巴嫩內戰爆發的國內根源。
一、教派主義政治制度的歷史形成
黎巴嫩雖然是一個現代獨立國家，但長期以來沒有形成一種超越社會、能夠緩和衝突並將衝突控制在秩序之內的政府力量。這種現象是由黎巴嫩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所決定的。黎巴嫩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發源地巴勒斯坦毗鄰，靠近伊斯蘭教發源地阿拉伯半島；黎境內多山谷，居民在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統治期間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權，這在事實上形成了各教派社群雜居、割據的傳統。黎巴嫩的與眾不同還是其幾個世紀相對與世隔絕的環境使然，崎嶇的黎巴嫩山為國內的少數社群提供了天然庇護。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75年黎巴嫩內戰爆發前的30年間，黎巴嫩一直處於一種內外部因素的微妙平衡中。一方面，黎巴嫩作為一個人為劃定的國家，其人口構成複雜，政治基礎鬆散，時刻處於被外部敵對勢力破壞的危險之中；另一方面，黎巴嫩的政治體制是中東地區獨一無二的多元政體。
黎巴嫩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最早出現在奧斯曼帝國治下的1861年。黎巴嫩政治實體的形成和發展，以及1975年至1990年內戰的爆發，都與當時黎巴嫩的領土範圍、人口構成和政治制度息息相關。黎巴嫩山是黎巴嫩最重要的地理標識，最初指的是黎巴嫩北部山區。隨著天主教馬龍派人口的增加以及由此帶動的由北向南的人口遷徙，黎巴嫩山的概念擴展至整個黎巴嫩山區。居住在黎巴嫩山區的主要社群除天主教馬龍派外，還有長期在此聚居的德魯茲派。與此同時，不少東正教徒和伊斯蘭教什葉派、遜尼派社群也在黎巴嫩酋長國時期在此地區定居。
在德魯茲派曼家族埃米爾法赫魯丁二世統治的巔峰時期，黎巴嫩以德魯茲派和天主教馬龍派的合作關係為基礎，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框架下實行事實上的自治。這一時期，黎巴嫩同歐洲天主教國家發展關係，逐漸向周邊的敘利亞行省拓展勢力範圍。17世紀末曼家族衰落後，遜尼派謝哈布家族取代曼家族，德魯茲派的地位逐漸下降。當時，得益於經濟地位的改善，天主教馬龍派的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大，導致佔統治地位的謝哈布家族也改信馬龍派天主教，德魯茲社群則向敘利亞南部地區遷徙。埃米爾巴希爾二世（1788年至1840年在位）在黎巴嫩山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巴希爾二世倒臺後，黎巴嫩進入了長達20年的社會政治動盪，其間爆發了馬龍派農民針對封建領主的暴動和德魯茲派與馬龍派之間的衝突，後者強化了黎巴嫩的教派認同和社會分裂，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75年黎巴嫩內戰期間，在1984年至1990年黎巴嫩山戰爭中有突出體現。1860年德魯茲派和馬龍派之間爆發衝突，馬龍派社群在法國遠征軍的幫助下避免了毀滅性結果的發生。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黎巴嫩政治實體中，基督徒社群佔據主導地位，少數派社群在其中分享權力。一個自治的黎巴嫩政治實體在這一時期能夠在奧斯曼帝國的框架下建立，一方面是得益於歐洲國家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於基督徒社群的人口數量優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開始對黎巴嫩實行委任統治。委任統治當局支持馬龍派社群，視其為抗衡日益興起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和穆斯林社群、強化委任統治的可靠盟友。委任統治當局認為，應當對馬龍派社群給予經濟上的扶持，為此在1920年9月1日頒佈法令，將奧斯曼時期原屬於敘利亞地區的部分疆域劃給了黎巴嫩，這在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新的國家——“大黎巴嫩國”。的黎波里、賽達和提爾等重要沿海城市以及利塔尼河和貝卡地區就是在此時被劃入黎巴嫩的。黎巴嫩的疆域逐漸拓展至黎巴嫩民族主義者所要求的“自然邊界”。此後，法國開始根據自身對黎巴嫩社會的理解，著手重塑黎巴嫩的政治文化。法國人將黎巴嫩視為一個由多個宗教社群組成的脆弱混合體，而非一個獨立的民族共同體，進而根據這一觀念來設計黎巴嫩的政治架構，教派主義政治制度就此在黎巴嫩建立起來。這意味著，從理論上來看，政治職務是根據人口比例分配給黎巴嫩不同的宗教社群的。
然而，在國土面積大幅增加、經濟發展成果得到鞏固的同時，兩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卻出現了：一是大敘利亞主義的興起；二是黎巴嫩穆斯林特別是什葉派穆斯林人口的大幅增加，使黎巴嫩原來基督教徒佔多數的狀況轉變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口大體平衡的狀況。在黎巴嫩山地區，基督教徒佔總人口的76%，但在新併入的沿海城市以及東部的貝卡和東黎巴嫩山等地區，基督徒僅佔人口總數的58%。由於不同教派出生率的差異，這一比例在日後持續下降。黎巴嫩的人口結構由此發生了重要變化。
1943年，比沙拉·扈裡領導的以馬龍派社群為核心的基督徒社群，與里亞德·蘇爾赫領導的以遜尼派建制派為核心的穆斯林社群同意分享權力，達成《民族憲章》，黎巴嫩現代國家的框架和教派分權體系得以確立。《民族憲章》的達成使黎巴嫩事實上成為不同宗教社群實行自治的聯邦國家，國民向各自所屬的社群效忠，社群—教派領袖在國內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教派內部裙帶關係成為制約國家政治良性運轉的重要因素。由於無法反映真正的人口構成，議會成為具有高度排斥性的政治利益網絡。憲章實際上將法國為實行殖民統治所推行的“社群主義”原則神聖化，進而僵化地在各宗教社群之間分配權力職位，導致國家難以實現真正的政治融合。法國人在黎巴嫩留下了分裂的遺產，其危害的持久性遠超法國人統治的歷史。
然而，占人口比重越來越高的什葉派社群因其經濟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偏低且缺乏有效的政治動員，在分權體系中未獲得與其人口比例相匹配的權力。根據1943年《民族憲章》，黎巴嫩總統、總理和議長分別由馬龍派人士、遜尼派人士和什葉派人士擔任。但實際上，什葉派的政治地位明顯低於馬龍派和遜尼派。這凸顯出黎巴嫩政治體系的先天缺陷，為日後國內的政治動盪和內戰衝突埋下了隱患。對於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改革派等不同意識形態集團而言，各自的政治議程在這一制度安排下難以推進，他們紛紛將教派主義政治制度視為踐行其政治理想的障礙。而對於敘利亞、埃及、蘇聯等外部勢力而言，只要投入有限的資源扶植特定派別，便能削弱甚至打擊其他外部勢力在黎巴嫩和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黎巴嫩的政治體系呈現出一種尷尬的局面：對內封閉且缺乏活力，對外過於開放而缺乏對外部影響的抵抗力。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這樣的制度安排，黎巴嫩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正視教派差異，使各派別減少教派敵對情緒、發展競合關係；而不像敘利亞和伊拉克那樣，刻意漠視教派差異。這一多元政治安排使黎巴嫩成為二戰後阿拉伯世界唯一實行真正意義上的議會政治制度的國家。
1958年，黎巴嫩爆發了一場激烈的內部危機，凸顯了黎巴嫩政治體系的先天缺陷和改革困境。當時，黎巴嫩穆斯林相信其人口數量已經超過基督徒，強烈要求獲得更大政治權力。但自1932年以來，黎政府未再批准過任何新的人口普查，這又反過來加重了穆斯林的疑慮，即基督徒拒絕承認新的人口現實，不願分享權力。黎巴嫩穆斯林開始質疑現有的權力分配格局，要求賦予他們更多的政治話語權。總的來看，教派主義政治制度是黎巴嫩立國和發展的基礎。對黎巴嫩而言，這一制度既是最不壞的選擇，又是結構性矛盾的根源，政治制度的僵化為黎國內矛盾的激化和衝突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二、黎巴嫩的國家屬性與國家認同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對黎巴嫩實行委任統治，作為天主教社群的長期庇護方，法國始終將確保黎巴嫩的“基督教國家屬性”作為其在黎利益的重要落腳點。二戰後，法國在黎巴嫩影響力大幅下降，阿拉伯民族主義勢頭漸起。1943年，穆斯林社群與基督徒社群達成《民族憲章》，基督徒社群受制於自身不再具備人口優勢的現實，不再強求黎巴嫩的基督教國家屬性，承認黎巴嫩在一定程度上是阿拉伯世界的組成部分，並在歐美國家的支持下保持自身的傳統支配地位；遜尼派建制派力量則清醒地認識到，在什葉派穆斯林人口大幅增加的背景下，與馬龍派妥協幾乎是最大程度維護遜尼派自身權益和影響力的唯一選擇，遂不再堅持黎巴嫩與敘利亞合併的主張。
以色列學者伊塔瑪爾·拉賓諾維奇（Itamar Rabinovich）對黎巴嫩內戰中不同陣營的政治目標曾有如下論述：以基督徒社群為代表的守成派，得到了部分遜尼派建制派力量的支持，其目標在於維護黎巴嫩現行政治體系，特別是基督徒社群在其中的主導地位；以穆斯林社群為代表的修正派，其骨幹力量是德魯茲派和什葉派，該群體致力於改革或顛覆現行政治體系，提升穆斯林社群地位。在20世紀50年代上半葉，黎巴嫩政局主要由支持現行體制的守成派主導；修正派在政府和議會中被普遍邊緣化，無法謀得一席之地。但與敘利亞和埃及軍人執掌政權以及約旦阿卜杜拉國王遇刺等周邊國家面臨的危機形成對照的是，當時的黎巴嫩仍能通過憲政體系應對國內政治危機。然而，1958年危機成為改變黎巴嫩政治生態的分水嶺。這場危機是在一系列內外矛盾交織激化的背景下爆發的。冷戰時期，由埃及總統納賽爾領導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黎巴嫩亦受到波及。主導政局的基督徒社群對日益興盛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態度曖昧，這引發了作為黎巴嫩“二等公民”的穆斯林社群的反思。後者認為，穆斯林擁有人口優勢，應賦予該群體更多話語權，黎巴嫩的對外政策也應與納賽爾的主張合拍。
面對這一局面，黎巴嫩基督徒社群領導層內部出現了立場分裂。一派主張採取靈活的安撫政策渡過難關；而以總統夏蒙為代表的另一派則主張與西方和保守的阿拉伯國家開展合作，抵禦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浪潮。然而，夏蒙通過修改憲法謀求連選總統的嘗試，使形勢進一步複雜化，逐漸朝著對其不利的方向發展。1958年2月，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成立，最終引發了以長槍黨代表的支持夏蒙的陣營，同以穆斯林社群為代表的、主張黎巴嫩併入敘利亞的反對派陣營之間的武裝衝突。在此過程中，黎巴嫩政府軍在福阿德·謝哈布將軍領導下保持中立，按兵不動。事情的結果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應黎巴嫩政府要求在貝魯特登陸，而夏蒙則被迫放棄連任訴求，謝哈布在美國和埃及的支持下當選新一任黎巴嫩總統，既有政治局面得以維持，內閣人員構成進行了相應調整。
這場衝突本質上反映的是黎巴嫩自《民族憲章》達成以來，基督徒社群和穆斯林社群對黎巴嫩國家屬性的一種勉強認同。雖然這場衝突表明，黎巴嫩的政治制度和黎巴嫩人生活方式之於其他阿拉伯國家和同胞而言仍具有明顯的優勢，但任何企圖改變黎巴嫩既有政治安排的極端措施，都將導致暴力危機的發生，這種制度安排仍然只是最不壞的選擇。1958年至1970年間，黎巴嫩基督徒社群仍採取維持現狀、拒絕改革的立場。對基督徒社群而言，改變以自由主義經濟、低稅收、小規模官僚系統為主要內容的現行社會經濟體系，以及限制政府對社會經濟事務的干預，都是難以接受的。享有支配地位、佔據大部分社會資源的基督徒社群擔心，任何改革措施都有可能使穆斯林社群受益，並帶來一系列可怕的政治後果。這種擔心或許可以理解為，維持本社群支配地位和特權的訴求，始終是影響基督徒社群認同黎巴嫩國家屬性的消極因素。
黎巴嫩穆斯林社群對平等的政治參與的訴求，實際上意味著穆斯林建制派開始脫離長期以來泛阿拉伯主義思想的影響，轉而採取《民族憲章》所倡導的黎巴嫩民族主義的立場。但以長槍黨、自由國民運動為代表的馬龍派等基督教政治力量，顯然沒有意識到穆斯林社群的變化，仍不願放棄自己的特權和優勢地位。1974年秋，黎巴嫩基督教陣營中最重要的代表——長槍黨面臨來自三大政治戰線的挑戰：巴勒斯坦拒絕陣線、黎巴嫩修正派和遜尼派穆斯林建制派。當時，長槍黨同時反對黎巴嫩修正派和遜尼派穆斯林建制派，其後果是使二者走近、修好，而後者實際上有可能成為長槍黨對抗修正派的盟友。
黎巴嫩是一個由不同宗教社群組成的國家，每個社群都擁有各自特定的歷史屬性和利益訴求，教派忠誠十分強烈且突出。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在黎巴嫩建立一種將教派忠誠排除在外的政治制度是難以想象的。卡邁勒·瓊布拉特領導的民族運動等修正派力量自1969年成立以來就一直主張修訂《民族憲章》、變更選舉法、廢除公共職位和議會中的教派代表制。民族運動宣稱，《民族憲章》籠罩下的黎巴嫩國家統一是虛假的，國家真正實現統一需要摒棄教派因素，通過政治改革實現社會公正。與民族運動在意識形態層面反對《民族憲章》不同，以薩義布·薩拉姆、拉希德·卡拉米和大穆夫提哈桑·哈立德為代表的遜尼派陣營主張黎巴嫩穆斯林應獲得正當的政治權力，這實際上是希望馬龍派將自己的權力讓渡一部分給遜尼派社群。但馬龍派大權在握，特別是牢牢佔據總統、武裝部隊總司令和公安總局局長等職務的現實，導致遜尼派社群難以實現上述訴求。
黎巴嫩內戰爆發後，為整合政治立場和統一軍事指揮，守成派力量代表、前總統卡米勒·夏蒙領導的自由國民黨、傑馬耶勒家族領導的長槍黨和弗朗吉亞集團於1976年組建了黎巴嫩陣線。黎巴嫩陣線於1980年12月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想要建立的黎巴嫩》的文件，闡述了其指導路線。文中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如何在基督徒社群不佔人口主體的黎巴嫩實現該社群對國內政治的支配地位。黎巴嫩陣線認為，儘管基督徒社群的人口規模已不佔優，黎巴嫩陣線仍以基督徒社群的名義，要求該社群在黎巴嫩享受特殊地位。黎巴嫩陣線的理由是，黎巴嫩基督教徒在國家的歷史形成中發揮了特殊作用，黎巴嫩的基督教國家屬性應當得到保護。
綜上，黎巴嫩穆斯林社群和基督徒社群對該國國家屬性的認同均持保留態度，其導致的國家認同危機與黎巴嫩教派主義政治制度密切相關。教派主義政治制度造成教派間的割裂狀態，使得國家認同危機不斷髮酵，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制度的負面效應。
三、黎巴嫩教派政治動員與政治力量重組
天主教馬龍派和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教派政治動員是影響黎巴嫩內戰爆發和走勢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黎巴嫩政治力量重組的關鍵因素。
20世紀50年代末，黎巴嫩面臨現代化發展的迫切需要。1958年危機一方面導致了黎巴嫩政治體系的崩潰，另一方面也為劇烈的社會變革和政治動員提供了空間。這一時期，黎巴嫩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伴隨貝魯特、賽達和的黎波里等城市現代化進程快速發展的是大批沿海城市，特別是貝魯特城郊貧民區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甚至有來自鄉村的穆斯林移民直接將房屋建造在原屬房地產開發商或基督教修道院的土地上。可以說，貧民區是黎巴嫩經濟社會大發展的副產品。一方面，公立教育系統的擴大為更多農村人口前往大城市謀生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謝哈佈政府著力打造的鄉村道路網絡，為農村居民進城提供了極大便利。這帶動了貝魯特郊區什葉派貧民區人口的迅速增長。同一時期，馬龍派農村居民也在向城市大量遷移。從遷移方向來看，一般是北部地區農村人口向的黎波里遷移；中南部地區農村人口大部分向貝魯特遷移，小部分向南部沿海城市賽達遷移。在此過程中，貝魯特周邊馬龍派和什葉派的新聚居區逐漸相互毗鄰。
來自天主教馬龍派的皮耶爾·傑馬耶勒於1936年成立的黎巴嫩長槍黨是基督徒社群的代表性政治力量。該黨成立之初是一個激進的青年運動，主張“腓尼基主義”，初期意識形態和組織架構受到同時代極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呈現出較強的軍事色彩和馬龍派民粹主義特徵，同時還納入了貝魯特主流社會所推崇的強調黎巴嫩實體的思想。該黨從最初的反對法國殖民、支持黎巴嫩獨立，到黎巴嫩獨立後轉變為反對敘利亞、巴勒斯坦等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在政治上比較務實。
傑馬耶勒來自貝魯特附近的黎巴嫩山馬騰地區北部的布克菲亞鎮。當時的布克菲亞鎮是黎巴嫩山區中具有國際化氛圍的一個村鎮。傑馬耶勒家族系當地名門望族，擁有“謝赫”頭銜，他本人早年從事藥劑師工作。他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幾大群體：馬騰地區和貝魯特東北部的農民；從山區遷居至貝魯特、賽達和的黎波里並逐漸喪失傳統教區歸屬的馬龍派；具有政治訴求的基督徒，該群體將擁有嚴密政黨組織、與政府聯合的長槍黨視為爭取更大政治資源的渠道。傑馬耶勒以馬龍派社群的中下層為主要政治動員對象。1958年危機爆發後，長槍黨選擇與謝哈布當局開展合作，成為謝哈布主義的支柱之一。但相當一部分基督教派，特別是東正教派則因此不再支持長槍黨，導致其地位受到削弱。在他們看來，長槍黨是奉行機會主義的“謝哈布主義者”，粗俗且鄉土氣濃重，其民兵組織更令人反感。
成立伊始的長槍黨為對抗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反對黎巴嫩基督徒社群的穆斯林團體，曾試圖與當權派建立良好關係，使自己在黎巴嫩政壇中保有一席之地。在領導長槍黨的40餘年間，老傑馬耶勒在堅守建黨初衷的同時，展現出與時俱進的魄力以及進行政治參與和調整政治策略的務實性。20世紀50年代長槍黨贏得議會席位後，開始以議會政黨的身份參與黎巴嫩的政治進程。在這一時期，長槍黨有別於其他政黨最顯著的特點是其精心設計的領導層級和官僚體系。同時，長槍黨在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方面具有極強的靈活性。傑馬耶勒的侄子莫里斯·傑馬耶勒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莫里斯·傑馬耶勒主張政黨應超越基督教和穆斯林社群的敵對競爭關係，倡導“黎巴嫩主義”和社會經濟改革，在發展黨員時注重吸納非基督徒和非馬龍派人士加入長槍黨。然而，從該黨的歷史發展來看，此舉更多地是長槍黨採取的權宜之計。本質上，長槍黨仍是一個具有馬龍派教派屬性的政黨，其強調的“黎巴嫩主義”實則是基督教屬性。當危機爆發之時或黎巴嫩政局不明朗時，長槍黨扮演的歷史角色仍然是在充滿敵意的穆斯林汪洋中，以武力捍衛黎巴嫩基督徒社群的保護者，充當黎巴嫩基督教國家屬性的最後屏障。
什葉派農村人口向城市遷徙並在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定居，也為其日後進行政治動員奠定了基礎。當時黎巴嫩議會按照基督徒與穆斯林6:5的人口比例分配席位，已難以充分反映黎巴嫩真實的人口現狀，選舉的結果更無法代表黎巴嫩社會的真實情況，議會代表的有效性與社會輿論、民眾訴求之間的矛盾日益激烈。至1970年3月，以色列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武裝襲擊的報復性打擊波及至黎南部地區，當地的什葉派和遜尼派村莊遭受嚴重破壞，這導致大量村民流離失所，被迫北上遷移至貝魯特郊區聚居。然而同一時期，黎巴嫩的基督徒社群和執政當局卻樂見貝魯特郊區貧民區中什葉派人口的迅速增加，想當然地認為貧民區什葉派人口是他們的天然盟友，不會與城市遜尼派為伍。無論是卡米勒·夏蒙還是雷蒙德·埃代，都擁有各自的什葉派擁躉；傑馬耶勒領導的長槍黨此時也招募了不少什葉派成員。從當時整個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來看，伊朗是黎巴嫩基督教派的盟友，而伊朗極易對黎巴嫩什葉派產生政治影響，這無疑使黎巴嫩基督徒社群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邏輯判斷。但現實情況是，相似的經濟社會境遇使黎巴嫩城郊貧民區居民和毗鄰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居民之間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共生關係，雙方彼此同情對方的遭遇。當時基督教派領導人對形勢產生了嚴重誤判，在什葉派政治動員發生的初始階段，未能將局勢引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
法國委任統治時期，法當局利用黎什葉派對阿拉伯民族主義事業的不信任感來穩固委任統治，給予了黎什葉派社群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不具備的權利。1926年，為體現黎巴嫩的制度優越性，法國委任統治當局賦予了什葉派社群獨立的司法地位。1967年，什葉派成立該教派伊斯蘭最高委員會，穆薩·薩德爾於1969年出任該委員會主席。在當時眾多激進群體中，什葉派已成為第一大社群，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現狀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滿。薩德爾在謝哈布執政初期回到黎巴嫩，憑藉其睿智、個人魅力和靈活的手腕迅速成為引人矚目的穆斯林政治領袖。薩德爾曾在伊朗和伊拉克求學，父親是黎巴嫩人，他與伊朗王室有著複雜且密切的關係。他一手創建“阿邁勒運動”，為什葉派社群的利益代言。薩德爾主張什葉派應在黎巴嫩政治體系中獲得更大的權力和更多職位，要求政府保護什葉派聚居的南部黎以邊境地區，並向什葉派聚居區撥款實施社會經濟發展項目，打擊腐敗。
黎巴嫩什葉派的政治力量重組是在一系列社會因素、地區衝突和國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發生的，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黎巴嫩什葉派人口的大幅增長。20世紀70年代初，黎什葉派平均每個家庭擁有9口人，同時期的基督教家庭人口只有6人。即便在穆斯林社群內部，什葉派婦女平均要比遜尼派婦女多生一個孩子。擁有十多個孩子的什葉派家庭在當時的黎巴嫩並不鮮見。黎巴嫩建國後的十年間，人口流動顯著增強，越來越多的什葉派人口從窮鄉僻壤向貝魯特或海外遷徙，甚至遠及美洲和非洲地區。當時，僑匯是黎巴嫩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也為什葉派的政治動員提供了資金支持。內戰爆發前，黎巴嫩什葉派的經濟和政治地位較低。在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來到黎巴嫩後，其意識形態對黎巴嫩民眾具有較強吸引力，參與巴解武裝能夠獲得較為可觀的收入用於養家餬口，這對於缺乏經濟機會的什葉派群體非常有吸引力。正因如此，黎巴嫩內戰中什葉派人口的損失遠超過其他任何派別。
但是，此時的什葉派建制派已與大眾脫節，群眾基礎幾乎喪失殆盡。實際上，這種情況由來已久。早在1926年敘利亞反法暴動期間，法國委任統治當局承認什葉派社群擁有獨立的司法地位，黎巴嫩南部和貝卡地區的什葉派政治領袖對該派獲得大量權力和財富頗為滿意，並沒有對相關政治安排提出異議。什葉派社群政治和宗教領袖對底層民眾的關注度十分有限。黎巴嫩什葉派政治動員的發展實際上也是社群內部政治力量重組的過程。
綜上所述，人口比例的不斷變化使馬龍派社群的擔憂不斷積聚，該社群特別是中下層民眾的政治動員持續發展，長槍黨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性政治力量。與此同時，出於對自身地位的不滿，什葉派為改變自身政治和社會經濟地位而進行的政治動員，進一步刺激了以馬龍派為代表的基督徒社群的反彈。兩大教派及所屬社群之間的矛盾又反映在教派主義政治制度上。馬龍派認為，確保該制度的存續是保持自身優勢地位的關鍵，也是其政治動員的最主要動機；什葉派則認為，該制度是阻礙其發展的桎梏，其政治動員的目的在於修正這一制度。二者的動機和目的之間的矛盾成為催化黎巴嫩政治形勢不斷惡化的主要因素。
四、黎巴嫩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問題
1975年4月，黎巴嫩內戰爆發。這場內戰發生在黎巴嫩獨立以來最後一支外國武裝部隊撤離29年之後。1946年至1975年間，黎巴嫩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使其以貿易和服務業為主的私營經濟蓬勃繁榮。黎巴嫩政府採取不干預和鼓勵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即使當時政府採取了較為保守的財政政策，但在20世紀50年代初便實行了自由浮動匯率。這一舉措促進了黎巴嫩與外部世界的經濟互動，與當時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存在很大差異，成為黎巴嫩在整個中東地區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在各種有利因素的刺激下，黎巴嫩不僅保持了國民經濟的整體增長，同時還實現了相對穩定的金融環境，這為進一步吸收外來資本尤其是來自美國和南美洲國家的僑匯奠定了基礎。據估算，1950年至1974年間，黎巴嫩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約7%，1974年黎巴嫩的人均收入達1,200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1,450美元，在阿拉伯國家中排名第7。1971年前，黎巴嫩的年均通貨膨脹率在2%至3%，在內戰爆發前三年增至8%。1970年至1974年間，黎巴嫩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幅達20%，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1965年至1969年數據漲幅達45%。1970年至1974年間，黎巴嫩人口增長了10%。內戰爆發前，黎巴嫩本國人口約300萬，首都貝魯特是內戰期間中東地區最為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航空港。
上述經濟成就的取得與謝哈布時期的政策密切相關。1958年至1964年間出任黎巴嫩總統的謝哈布，被不少學者和黎巴嫩普通民眾視為黎獨立後最傑出的政治家。謝哈布擁有其他政治家難以企及的政治資本：權威地位、家族聲望、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在1958年危機中堅守中立而塑造的“救世主”形象等。作為馬龍派的政治領袖，謝哈布採取溫和路線，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國家身份認同和阿拉伯民族主義兩股力量中游刃有餘，在現實政治中採取了略傾向於納賽爾主義的外交政策。圍繞他個人形成的“謝哈布主義集團”致力於加強黎巴嫩中央政府權威，嚴把情報系統，希望通過經濟發展化解社會矛盾。與此同時，以經濟社會發展為主要內容的黎巴嫩現代化進程，帶動了國內廣泛的人口流動，其間開展的社會、政治動員相對削弱了守成派的影響力。
研究內戰問題的科利爾和霍夫勒將導致內戰爆發的因素歸結為以下幾大變量：社會分化、族群優勢虛擬變量、收入和經濟增長、自然資源財富以及人口規模。根據這一模型，黎巴嫩內戰前爆發衝突的風險並不高。1970年，黎巴嫩爆發衝突的概率僅2.6%，遠低於同時代沒有經歷內戰衝突的國家（5.8%）。由於該模型採取的數據以5年為一個週期，因此無法掌握單個年份的準確數據。但從該模型幾大變量的相關數據進行推算，內戰爆發前的1974年的衝突發生概率較1970年並無太大變化，其間黎巴嫩國內的相關變量因素都未發生顯著變化。從族群角度來看，黎巴嫩國內人口屬於同一族群，國內的社會分化更多表現為宗教和教派層面的分化。根據科利爾和霍夫勒構建的模型，一國如有一個占人口絕對多數（45%～90%）的族群，則國內衝突的風險將增加，而黎巴嫩實際上沒有占人口支配地位的單一族群。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科利爾和霍夫勒模型中關於經濟變量對沖突爆發風險的影響並不適用於解釋黎巴嫩內戰爆發的根源。繁榮的經濟極大地滿足了普通民眾的獲得感，但這種獲得感並不平衡。黎巴嫩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了不同利益群體擁有不同的幸福感和被剝奪感，而這種不平衡在教派因素的疊加下更加突出。更嚴重的是，政府缺乏解決問題的意願和措施。從社會經濟地位看，基督教徒普遍比穆斯林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穿著更講究，居住條件也更好。各宗教社群的經濟社會狀況存在明顯差異：非天主教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處於頂端，德魯茲派位於中間位置，遜尼派處於中下層，什葉派則處於最底層。
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1973年至1974年間，黎巴嫩國內54%的人口屬於相對貧困階層，25%的人口屬於中產階級，21%的人口屬於富裕和非常富裕階層。雖然這種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在發展中國家並不鮮見，但如果綜合地區發展的不平衡與教派因素來考察黎巴嫩的經濟發展狀況，便能窺見推動黎巴嫩國內衝突爆發的相關因素。以首都貝魯特為例，在內戰爆發前已逐漸形成以基督徒社群為主的東區和以穆斯林社群為主的西區，高度發達富裕的區域毗鄰極為貧窮落後的區域，中間星羅棋佈的是巴勒斯坦難民營飛地。黎巴嫩南部地區巴解組織武裝對以色列突襲招致以軍報復性襲擊，導致大批黎南部居民湧入貝魯特避難和謀求生計，其中不少居住在南郊貧民區。湧入的人口以穆斯林為主，其中又以什葉派人口居多，窘迫的經濟狀況導致當地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與日俱增，進而改變了貝魯特的政治生態。無論是傳統的守成派政黨，還是新興的修正派力量，都通過激進化的言論和立場來吸引支持者，傳統建制派政治領袖的地位受到削弱，原有的政治共識不斷遭到蠶食。同時，大部分中產階級生活在貝魯特（主要由基督徒和遜尼派穆斯林組成）和中部山區（主要為基督徒），在什葉派和遜尼派穆斯林聚居的黎巴嫩南部、貝卡谷地、東北部和北部阿卡地區，當地的中產家庭少之又少。這一現實使得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被烙上了一層教派色彩。
除大力發展經濟外，謝哈布總統在任內對巴勒斯坦難民營實行嚴格管控。當時的黎巴嫩面臨在黎巴勒斯坦人可能建立政治、軍事組織的巨大壓力，埃及納賽爾總統對此更是推波助瀾。除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外，當時的黎巴嫩還面臨其他諸多挑戰。1958年危機後，黎巴嫩軍事情報局已關注到國內湧現出一批遜尼派黑幫，他們在政治上大多支持納賽爾主義。為了將他們從遜尼派政治強人賽義卜·薩拉姆身邊拉走，軍事情報局僱傭了他們，並賦予其一些特權。1961年，薩拉姆因反感謝哈布總統的強勢作風與其決裂，導致部分遜尼派人士對總統不滿。但客觀而言，謝哈佈政府對待穆斯林群體——無論是對遜尼派還是什葉派的政策和態度都是妥當的。謝哈布在敘利亞與埃及關係破裂後並不急於背棄納賽爾而與敘利亞修好，這很大程度上平復了納賽爾主義者的情緒，緩解了他們的焦慮。
在謝哈布時期，黎巴嫩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持續完善。謝哈布嚴格踐行《民族憲章》，在各教派間公平地分配行政權力。儘管如此，黎巴嫩社會政治發展的不平衡仍然是國家面臨的突出問題。在穆斯林社群中，什葉派的政治地位相對較低，其政治權力份額無法如數兌現，不少權益被遜尼派和德魯茲派瓜分，其中也不乏什葉派整體受教育程度低導致的缺乏擔任要職的資質等原因；在基督徒社群中，馬龍派明顯擠佔了希臘東正教等其他教派的份額。如前所述，謝哈佈政府在社會發展中取得了一定成就，國家路網、公立教育、自來水、電力和醫療體系不斷完善，逐漸形成了覆蓋鄉村地區的公共設施網絡。新的社會保險方案的實行，獲得了國內民眾的普遍讚譽。然而，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也帶來了大量社會問題，對後繼政府的治理構成挑戰。
以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治理體系為出發點，謝哈布最初打算收攏傳統分肥政客的權力。但謝哈布逐漸意識到，妥協是政治的靈魂。謝哈布仍信奉民主制度，珍視黎巴嫩的獨立性，只有政治上的妥協才能使這一制度為建設獨立的黎巴嫩繼續發揮作用。向傳統政客低頭意味著對官僚系統的腐敗持縱容態度，這使得謝哈佈政府取得的每一項成就都被腐敗所拖累。儘管他曾竭力打擊腐敗，但腐敗問題始終未根除，底層民眾——無論是什葉派還是馬龍派的被剝奪感不斷累積。儘管謝哈布總統是一位務實的政治家和調停者，但他並不是改革者，缺乏正視、解決黎巴嫩根本性問題的勇氣。這些問題包括黎巴嫩的國家認同危機、社會現實與教派主義政治制度的錯位狀態、應對內外部挑戰的能力薄弱等。
同一時期，巴勒斯坦武裝人員傑拉勒·卡瓦什之死迫使黎巴嫩當局不得不放鬆對巴解組織的控制。卡瓦什死前居住在賽達外圍的艾因哈爾瓦巴勒斯坦難民營，據悉他因製造事端被黎軍事情報局逮捕，後死於監獄中。黎軍事情報局長期以來被視為謝哈布主義集團最重要的堡壘，這一事件無疑為反謝哈佈勢力提供了藉口。一時間，黎巴嫩各種政治勢力對此興師問罪，卡邁勒·瓊布拉特挑頭，聯合穆斯林和基督徒社群中反謝哈布集團的勢力，對軍事情報局施加壓力。經過這一事件，黎巴嫩國內唯一能夠對巴解組織武裝進行有效監控的軍事情報機構遭受嚴重的信任危機。為謹慎處理與巴解組織的關係，黎軍事情報局只得默許巴解組織在黎巴嫩境內擴大活動範圍。
1970年9月，約旦開始壓制國內的巴解組織武裝，當局經過近一年的時間基本控制了該組織在約旦境內的活動。當時人們普遍預測，弗朗吉亞治下的黎巴嫩也將採取類似措施抑制巴解組織的活動。實際上，黎巴嫩與約旦的情況完全不同。在約旦，王室哈希姆家族的權力源自由外約旦人組成的軍隊，他們對巴解組織武裝在約旦的所作所為頗為不滿，軍方與政府緊密團結。在黎巴嫩，軍隊主要官員繫馬龍派人士，陸軍軍官主要來自基督徒社群。但由於當時的黎巴嫩實行志願兵制，經濟社會地位較高的基督徒進入軍隊服役的人數逐年減少，而經濟條件較差的穆斯林進入部隊的人數則逐步增加，這些穆斯林士兵大多都來自貧窮的什葉派聚居區。
1958年危機爆發時，軍隊在謝哈布的領導下展現出了不俗的團結，但當軍隊與巴解組織武裝的關係不斷惡化乃至產生衝突時，軍隊將勢必遭到國內穆斯林社群的反對。在黎巴嫩，巴解武裝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穆斯林社群的安全保障，壓制巴解組織武裝意味著對整個穆斯林社群的打壓。儘管此時黎南地區已經遭受以色列針對巴解組織襲擊進行的報復性打擊，南部居民甚至不得不忍受巴解組織在黎巴嫩國土上的高調軍事行動，但沒有人願意公開反對巴解組織的存在。在基督徒主導的黎巴嫩政壇，打擊巴解組織極易造成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形成對抗進而釀成政治危局。
總的來看，儘管內戰爆發前黎巴嫩經濟形勢整體向好，但經濟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和社會財富再分配機制的失能，使得黎巴嫩民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無法達到預期，這導致黎巴嫩的社會矛盾在原有教派割裂局面的基礎上因階級對立而進一步尖銳化。與此同時，謝哈佈政府自身治理能力危機和反謝哈布主義勢力影響的上升，對黎巴嫩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構成了嚴重阻礙。這一局面導致內戰爆發前幾乎黎巴嫩國內各社群和階層都處在不同程度的不滿和焦慮之中。
五、黎巴嫩政治形勢的發展
在上述幾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黎巴嫩的政治形勢持續惡化。在謝哈布總統明確表示不尋求連任後，夏爾·赫盧在1964年的總統選舉中勝出。赫盧出身巴卜達地區馬龍派名門，1929年畢業於聖約瑟夫大學，早年在黎巴嫩當地一家法語報社任記者，與皮埃爾·傑馬耶勒等人共同創建了黎巴嫩長槍黨，後因與傑馬耶勒意見不同而退黨。赫盧曾於1949年參與了同以色列的停戰協議談判，先後擔任黎巴嫩駐梵蒂岡大使、司法部長、衛生部長和教育部長。赫盧在任期內繼續採取謝哈布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中東國家民眾經常將黎巴嫩稱為“東方巴黎”或“中東瑞士”，這種稱法大致就是在此時流傳開來的。
但是，赫盧的任期並非一帆風順。他先後經歷了1966年國家商業銀行危機和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最嚴峻的挑戰是黎巴嫩境內巴勒斯坦武裝人員的持續增加。這些武裝人員越境襲擊以色列，同黎政府軍發生衝突。赫盧抵制巴勒斯坦在黎巴嫩的軍事存在，但迫於各方壓力難有作為。隨著謝哈布主義集團逐漸失勢，議會中馬龍派三大政治集團——皮耶爾·傑馬耶勒的長槍黨、夏蒙的自由國民黨和雷蒙德·埃代的民族聯盟，聯手在1968年的議會選舉中佔得先機，繼而又在1970年的總統選舉中憑藉微弱優勢擊敗謝哈布主義集團。1970年，黎巴嫩北部地區馬龍派保守派領袖蘇萊曼·弗朗吉亞擊敗謝哈布主義集團候選人埃利亞斯·薩爾基斯當選總統，而謝哈布集團勢力隨著1973年謝哈布的逝世有所弱化。
弗朗吉亞家族是北方茲加爾塔地區的馬龍派望族，蘇萊曼·弗朗吉亞的哥哥哈米德·弗朗吉亞早在黎巴嫩獨立後的扈裡政府中便擔任外長一職，1952年成為總統候選人。1958年，哈米德曾是繼夏蒙之後的總統熱門人選之一，但他因中風癱瘓最終被迫退出。此後，蘇萊曼成為弗朗吉亞家族的旗幟性人物，並以強硬作風著稱。1970年，蘇萊曼和謝哈布、夏蒙、埃代及傑馬耶勒一起被視為總統職位的有力競爭者。在謝哈布明確表示不參選後，謝哈布主義集團候選人薩爾基斯也未能獲得足夠的支持。薩爾基斯是謝哈布的總統辦公廳主任，能力卓越。1966年國家商業銀行倒閉後，黎巴嫩社會出現恐慌情緒，這一狀況直到薩爾基斯就任央行行長後才得以緩解。薩爾基斯的短板在於其僅擁有職業官僚履歷，缺乏政治領袖背景，這導致他在與弗朗吉亞的最終較量中以極微弱劣勢敗北。
蘇萊曼·弗朗吉亞當選總統後任命自己的遜尼派盟友薩義布·薩拉姆為總理併成功組閣，政府面貌一度煥然一新。但在接下來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弗朗吉亞政府先後經歷藥品醜聞、教育改革方案實施受阻、稅收改革推進不力等不利局面，內閣多名部長辭職。改革受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建制派和壟斷資本家不願放棄特權，而海灣產油國熱錢的流入以及本國貿易商、零售商的貪得無厭，使得黎巴嫩出現通貨膨脹，物價、房租快速上漲，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這一局面成為修正派批評黎巴嫩體制弊病的口實，政府被迫重組。
薩拉姆組建的首個內閣為數不多的“政績”是對軍隊改組，改組對象主要是軍中的謝哈布主義集團成員。由謝哈布主義者主導的軍事情報局被解散，由親政府的陸軍軍官情報機構替代。在黎巴嫩迫切需要規制和監管巴解組織武裝、國內激進分子、阿拉伯和外國諜報人員活動的時期，擁有12年相關經驗的軍情局被毫無經驗的陸軍軍官情報機構所取代。後者試圖通過重建情報網絡來應對國內危局，但因情報機關能力嚴重不足，導致局勢迅速失控。與此同時，政府中去謝哈布化進程基本完成，僅有薩爾基斯留任央行行長一職。在改革無望的情況下，新總統任人唯親，導致腐敗叢生，民眾極度憤懣。黎巴嫩底層民眾對社會經濟狀況的不滿情緒日益加重，而代表這部分人利益、主張改革的修正派卻在議會選舉中表現令人失望。修正派指責黎巴嫩的選舉制度服務守成派的利益，提出重新舉行大選，擴大選區規模，降低選民年齡，廢除按照教派劃分席位的安排。
1973年6月，塔吉丁·蘇爾赫出任黎巴嫩總理，將政府的主要任務設定為淨化政治環境，緩解國內緊張局勢，與巴解組織和敘利亞建立穩定關係。但此時的黎巴嫩物價飛漲、勞工訴求無法被滿足、學生示威時有發生、以色列對黎南地區襲擊不斷、黎巴嫩國防體系無力，國內局勢急劇惡化。以保護基督徒社群為由而迅速崛起的馬龍派長槍黨民兵武裝，以及什葉派及遜尼派穆斯林社群，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極端化傾向。當時黎巴嫩的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已難以應對國內政治極端化帶來的挑戰。各社群之間的合作愈發困難，這突出體現在政府組閣和1972年的議會選舉中。大批老派的政治領袖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缺乏緩解緊張局勢的有效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為政治良性運轉的障礙。
1973年秋，黎巴嫩國內秩序逐漸失控。10月18日，3起連環爆炸事件先後破壞了貝魯特和馬賽的水下通信線路，黎巴嫩與歐洲和美國的通訊被迫中斷。同日，“阿拉伯共產黨”組織的5名武裝人員襲擊了貝魯特美國銀行，將銀行工作人員和客戶扣為人質，勒索1,000萬美元用於阿以戰爭。次日清晨，黎巴嫩內部治安軍突入銀行，事件導致2名武裝分子被擊斃、3名武裝分子投降以及2名人質死亡。此後，左翼激進力量持續發力。同年12月，一群思想激進的學生在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黎巴嫩之際組織罷課。不久，貝魯特的學生組織示威活動，抗議物價高企，3名學生在事件中受傷，1名警察遇害。
1974年，貝魯特還發生了多起學生罷課事件。當時，貝魯特的消防員等發起為期3周的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2月初，學生和工人在貝魯特、賽達和提爾等地發動罷工，抗議物價上漲，威脅發動更大範圍的罷工。2月底，學生再次罷課抗議基辛格二次訪黎，並與內部治安軍發生衝突。在貝魯特美國大學，學生會由激進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學生把持，這批學生也發起罷課，抗議學費上漲，呼籲由學生參與管理學校。內部治安軍隨即進入學校，逮捕涉事學生，卻又造成貝魯特更大範圍的學生示威遊行。黎巴嫩國內社會運動的發展態勢與當時整個世界政治激進化的形勢相符。1974年9月，塔吉丁·蘇爾赫因無法應對日益惡化的局勢辭去總理職務，總統弗朗吉亞遂任命拉希德·蘇爾赫擔任總理，再次引發混亂局面。一個由拉希德·卡拉米、薩義布·薩拉姆和雷蒙德·埃代組成的反對派陣營逐漸形成，這個被稱為“新三方聯盟”的反對派以反對政府現行政策和參加下一屆總統選舉為主要目標。在拉希德·蘇爾赫上任前後的數月間，黎巴嫩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爆炸、搶劫、謀殺、綁架和政治暗殺頻繁發生。1975年1月，蘇爾赫政府著手打擊和清剿的黎波里的恐怖分子，但其他地區的行動並未跟上，北部山區阿卡和茲加爾塔地區都爆發了衝突。不久後，黎南地區持續遭受以色列的軍事打擊，巴解組織武裝與黎巴嫩政府軍再次爆發衝突，前者向政府軍營地發射了6枚火箭彈。事發後，傑馬耶勒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抨擊巴解組織武裝在黎南地區的存在，敦促其解決內部各派別的無序狀況。傑馬耶勒不久便向總統弗朗吉亞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對巴解組織武裝在黎巴嫩的存在等事項舉行全民公投。
數日後，賽達地區爆發衝突。此前數月，賽達等黎巴嫩沿海地區的漁民都在為即將成立的漁業公司——“蛋白質公司”而擔憂。這家公司由黎巴嫩和科威特合資建立，旨在將黎巴嫩的漁業機械化，公司董事長是自由國民運動領導人卡米勒·夏蒙。在黎巴嫩共產黨等其他修正派別的誘導下，黎巴嫩的漁民將該公司的成立視為對黎巴嫩漁業的壟斷。儘管公司方面盡力安撫漁民並許下各種承諾，但形勢未見好轉。1975年2月26日，賽達當地漁民舉行示威抗議，要求政府吊銷“蛋白質公司”的營業執照。示威活動逐漸升級為騷亂，並造成1名黎軍下士死亡，賽達工會領袖馬魯夫·薩阿德中彈後不治身亡。事件的發生原因難有定論，事態尚未平息，貝魯特激進派別便於2月28日組織了罷工和示威，部分道路被封，車輛遭人為縱火。次日，賽達地區民眾指責軍方應對馬魯夫遭槍擊負責，在城中再次舉行示威抗議，阻斷了賽達通往提爾的道路。軍隊趕到現場後，在清除通往南部黎以邊境的海岸公路的路障時遭遇武裝平民持槍襲擊，襲擊者中包括數名臨近艾因胡爾瓦的巴勒斯坦難民營人員。衝突導致5名政府軍士兵和11名平民死亡，多人受傷。3月2日，賽達民眾同意停火，政府軍從城中撤離。儘管賽達衝突事件與巴解組織武裝無直接關聯，但卻促使黎巴嫩各派別採取行動。激進派指責黎巴嫩當局是“法西斯分子”，聯合資本家壓榨工人階級。賽達事件也被學術界普遍視為黎巴嫩內戰爆發的序幕。至此，黎巴嫩國內局勢已接近內戰爆發的邊緣。
六、結語
黎巴嫩內戰爆發的國內根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從黎巴嫩國家的歷史形成來看，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和歷史背景造就了獨一無二的黎巴嫩。教派主義政治制度既是黎巴嫩立國和發展的基礎，又是各種結構性矛盾的關鍵影響因素，僵化的政治制度為黎國內矛盾和衝突的爆發埋下了隱患。長期以來，黎巴嫩政治發展的主要目標便是改革甚至廢除教派主義的政治制度，這對當權派和既得利益者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其次，基督徒社群和穆斯林社群圍繞國家屬性分歧導致的國家認同危機深受黎巴嫩教派主義政治制度的影響。正是這一政治制度造成了教派間的割裂狀態，進而導致國家認同危機持續發酵，反過來加劇了這種政治制度的脆弱性。
再次，人口構成的變化加劇了馬龍派社群的擔憂。馬龍派通過長槍黨，對本社群的中下層民眾進行政治動員。與此同時，心懷不滿的什葉派為改變自身政治和社會經濟地位而進行的政治動員，進一步刺激了以馬龍派為代表的基督徒社群。兩大教派各自的關切也由此映射到教派主義的政治制度上。馬龍派認為，確保該制度的存續是維持自身優勢地位的關鍵，也是其政治動員的主要動機。什葉派則認為，教派主義的政治制度是阻礙本派別發展的桎梏，其進行政治動員的目的在於修正這一制度。二者的動機和目的之間的矛盾，成為黎巴嫩政治形勢惡化的刺激因素。
最後，儘管內戰爆發前黎巴嫩經濟形勢整體向好，但經濟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和社會財富再分配機制的失常，導致民眾難以獲得符合預期的幸福感，黎巴嫩原有的社會矛盾在教派割裂局面的影響下因階級對立而進一步尖銳。與此同時，反謝哈佈勢力的持續坐大使得黎巴嫩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水平不升反降，社會運動和巴解組織武裝活動愈演愈烈，內戰爆發前幾乎所有社群和階層都處在不同程度的不滿和焦慮之中。
儘管教派主義政治制度存在先天缺陷，但由於歷史所致，它在客觀上仍屬於符合黎巴嫩歷史傳統和社會現實的政治制度設計，並在黎巴嫩獨立後的十餘年間維持了國家政治的脆弱平衡，因此，如果武斷地將黎巴嫩內戰爆發的原因簡單歸咎於教派主義政治制度顯然有失公允。實際上，一旦調整和改革適當，國家仍有機會使該制度繼續有效運轉。黎巴嫩內戰爆發的國內根源在於過於僵化的政治實踐和封閉的利益鏈條。政治精英階層缺乏對制度進行調適和變革的意願、智慧和勇氣，以至於在迅速變化的國內外形勢面前，國家認同危機加劇、教派政治動員與政治力量重組無序進行、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水平持續走低，一系列因素的交互疊加，使得黎巴嫩逐漸滑向了內戰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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