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4日，加繆死於車禍。他生前曾被譽為“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導師”，可是他死後卻被評論家譏諷為“中學畢業班的哲學家”。
1994年9月12日，波普爾死於倫敦。他生前曾被諾貝爾獎獲得者梅達沃稱為“無與倫比的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可是他死後卻被某些學者稱為“不學無術而欺世盜名的典型”。
閱畢三輝圖書出品的《20世紀的教訓：波普爾訪談演講錄》，託尼·朱特著《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走進了這兩位看似毫無關聯的思想家的內心世界。我發現，這兩位素未謀面的思想家，卻不約而同地批判歷史主義，並且同樣關注了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並給出了各自的答案。在我心中，我的人生導師加繆與波普爾就此邂逅了。
批判歷史主義
加繆在《反抗者》中寫道：
“純歷史的思想因而是虛無主義的，它完全同意歷史的惡，因而與反抗對立。它徒然地肯定歷史的絕對合理性，以此作為補償。歷史的合理性只有在歷史終結時才能完成，才有完全的意義，才能成為絕對的理性與價值。在此之前，應該行動，但這是無道德規則的行動，以便讓最終的規則顯示出來。”
這是說，歷史主義，或歷史決定論，所謂歷史理性，其實會導向價值虛無主義的行動。
“歷史僅對於上帝存在，因而不可能根據涵蓋普遍歷史的全體性的計劃行動。”
這就是說，人類因置身於歷史之中而不得不扮演的戲中人之角色決定了人類不可能從旁觀者的角度把握全體性的歷史，而歷史主義認為人類能夠預測未來，認為歷史必然終結於一個想象中的烏托邦(例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與福山的自由民主)，這是對人類戲中人身份的背叛與僭妄。
加繆進而又寫道：
“只要目的正當即可不擇手段嗎？這是可能的。但由誰證明目的正當呢？歷史思想對這一問題仍無答案，而反抗的答案是由手段來證明。”
這裡其實點出了歷史主義的一個關鍵的內在邏輯，即馬基雅維利主義。馬基雅維利主義認為只要行動的目的正義，就可以不擇手段了。即，他們認為，目的的合理性自然可以賦予手段以合理性。加繆則認為真正的反抗只能用手段的正當去證明目的的正義。
加繆批判法國大革命。他認為，雅各賓派以革命的名義，打著正義的共和精神“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以光明正大地施行恐怖統治。以正義之名殺人，便是革命對反抗的背叛。
卡爾·波普爾
同樣，在《20世紀的教訓》裡，波普爾批評歷史主義者把歷史比喻為一條可以知道其源頭又能預知其走向的河流的觀點。
“你可以隨意研究歷史，但是河流之類的名詞只是隱喻罷了，實際上根本沒有這種事。你研究的是過去的事情，如今已經結束了，你不能以為你可以沿著河流順流直下，或是自己也跳下去載沉載浮”
“所謂歷史的意義、人類事務的發展方向之類的看法，將會導致蠢不可言的錯誤，也會讓暴力與專制合理化”。
尼采說，上帝死了，我們自由了。一切似乎都是可行的。存在即合理，這便是一切虛無主義的根源。歷史主義者僭妄了人類有限的理性，以為人類憑藉理性可以正確預知未來的走向，並且預言歷史的終結。既然我們相信歷史主義這種積極的宿命論或命運樂觀主義，我們實則是認定了未來必定是樂觀的，歷史必將終結於我們想象中的那個烏托邦的美好的樣子。
根據這樣的邏輯，我們似乎現在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影響歷史的走向了。因為歷史的走向即未來是被命定的，共產主義或自由民主註定會在全球遍地開花。因而這似乎給一切都是可行的虛無主義提供了理論支撐。
加繆認為，20世紀的革命實踐其實是“罪惡以清白無辜喬裝打扮，顛倒是非很適合我們時代的性質”。革命者給一切他們的反對派送上一頂反動的大帽子並加以批判。因為那些歷史主義的反對者們反對的是歷史的必然走向，這便是反動。正是加繆和波普爾不約而同地對歷史主義及其內在邏輯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批判，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基本常識——目的高尚並不代表手段正義，不能以目的為手段辯護。我們不能以任何抽象的名義殺人！這是加繆振聾發聵的聲音。
託尼·朱特
知識分子的責任
波普爾在《20世紀的教訓》裡猛烈抨擊20世紀知識分子的自負與不負責任。他說：
“知識分子總認為我們是對的，總愛賣弄我們的學識。”
“每一次，都是我們知識分子心生膽怯，驕傲自大，犯下嚴重的罪行。”
“我們愛炫耀自己，使用晦澀難懂的語言，目的無非是讓人刮目相看。”
“想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變成了地獄，我們對未受教育的民眾有特殊的責任。”
他最後不禁質問：我們真的負起責任了嗎？
十分有趣的是，在《責任的重負》裡關於加繆的章節末尾如此寫道：
“1946年10月29日，在與薩特、馬爾羅、庫斯勒和斯珀貝進行的一場討論中，突然發問：“你們不覺得我們都應對價值虛無負責嗎？假如我們都拋棄尼采主義、虛無主義和歷史現實主義會怎樣？假如我們公開宣稱自己犯了錯，又會怎樣？假如我們承認世上有道德價值存在，我們應為確立、彰顯道德價值恪盡職守又如何？難道你們不覺得，或許希望會從這裡萌芽嗎？”
阿爾貝·加繆
我們或許都能從中讀出加繆與波普爾，這兩位素未謀面的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批評與對理想中知識分子應負責任的設想的相似之處。知識分子應當謙虛，勇於自省。由於知識分子握有許多公共文化資源與權力，知識分子的責任也尤為重大與特殊。卻不曾想，無數20世紀知識分子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濫用他們手中的知識權力，為惡辯護。
在加繆與薩特的論戰中，我們可以看到薩特就是這樣不負責任的典型。薩特是歷史主義的堅定支持者，蘇聯共產主義的衛道士。儘管他也知道蘇聯有集中營的存在，然而他還是選擇了視而不見。他甚至認為，集中營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而必要設置的，並指出古拉格的條件待遇比奧斯威辛好很多，以此來為蘇聯的集中營開脫罪責。加繆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屬於集中營的，哪怕是社會主義，都必須稱之為集中營。這裡又回到了加繆與波普爾對歷史主義的批判上。
時過境遷，20世紀的喧囂早已離我們遠去，誠實又謙虛的加繆與波普爾早已被人遺忘。人們若記起加繆和薩特那場著名的論戰，說不定也還會為薩特的歷史主義叫好而貶損加繆為道德家。我們生活的時代與加繆所生活的法國的20世紀又何其相像？我們這個時代又有多少知識分子背叛了其應付的道德責任而為強權叫好？
這個世界上不再有加繆和波普爾，可是這個時代卻似乎一樣的不負責任。但是在中國，卻依然有一群默默無聞的知識人，在身體力行地耕耘著他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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