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4日，加缪死于车祸。他生前曾被誉为“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导师”，可是他死后却被评论家讥讽为“中学毕业班的哲学家”。
1994年9月12日，波普尔死于伦敦。他生前曾被诺贝尔奖获得者梅达沃称为“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可是他死后却被某些学者称为“不学无术而欺世盗名的典型”。
阅毕三辉图书出品的《20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托尼·朱特著《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走进了这两位看似毫无关联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我发现，这两位素未谋面的思想家，却不约而同地批判历史主义，并且同样关注了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并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在我心中，我的人生导师加缪与波普尔就此邂逅了。
批判历史主义
加缪在《反抗者》中写道：
“纯历史的思想因而是虚无主义的，它完全同意历史的恶，因而与反抗对立。它徒然地肯定历史的绝对合理性，以此作为补偿。历史的合理性只有在历史终结时才能完成，才有完全的意义，才能成为绝对的理性与价值。在此之前，应该行动，但这是无道德规则的行动，以便让最终的规则显示出来。”
这是说，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所谓历史理性，其实会导向价值虚无主义的行动。
“历史仅对于上帝存在，因而不可能根据涵盖普遍历史的全体性的计划行动。”
这就是说，人类因置身于历史之中而不得不扮演的戏中人之角色决定了人类不可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把握全体性的历史，而历史主义认为人类能够预测未来，认为历史必然终结于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例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福山的自由民主)，这是对人类戏中人身份的背叛与僭妄。
加缪进而又写道：
“只要目的正当即可不择手段吗？这是可能的。但由谁证明目的正当呢？历史思想对这一问题仍无答案，而反抗的答案是由手段来证明。”
这里其实点出了历史主义的一个关键的内在逻辑，即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认为只要行动的目的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了。即，他们认为，目的的合理性自然可以赋予手段以合理性。加缪则认为真正的反抗只能用手段的正当去证明目的的正义。
加缪批判法国大革命。他认为，雅各宾派以革命的名义，打着正义的共和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以光明正大地施行恐怖统治。以正义之名杀人，便是革命对反抗的背叛。
卡尔·波普尔
同样，在《20世纪的教训》里，波普尔批评历史主义者把历史比喻为一条可以知道其源头又能预知其走向的河流的观点。
“你可以随意研究历史，但是河流之类的名词只是隐喻罢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事。你研究的是过去的事情，如今已经结束了，你不能以为你可以沿着河流顺流直下，或是自己也跳下去载沉载浮”
“所谓历史的意义、人类事务的发展方向之类的看法，将会导致蠢不可言的错误，也会让暴力与专制合理化”。
尼采说，上帝死了，我们自由了。一切似乎都是可行的。存在即合理，这便是一切虚无主义的根源。历史主义者僭妄了人类有限的理性，以为人类凭借理性可以正确预知未来的走向，并且预言历史的终结。既然我们相信历史主义这种积极的宿命论或命运乐观主义，我们实则是认定了未来必定是乐观的，历史必将终结于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乌托邦的美好的样子。
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似乎现在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历史的走向了。因为历史的走向即未来是被命定的，共产主义或自由民主注定会在全球遍地开花。因而这似乎给一切都是可行的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加缪认为，20世纪的革命实践其实是“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革命者给一切他们的反对派送上一顶反动的大帽子并加以批判。因为那些历史主义的反对者们反对的是历史的必然走向，这便是反动。正是加缪和波普尔不约而同地对历史主义及其内在逻辑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批判，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基本常识——目的高尚并不代表手段正义，不能以目的为手段辩护。我们不能以任何抽象的名义杀人！这是加缪振聋发聩的声音。
托尼·朱特
知识分子的责任
波普尔在《20世纪的教训》里猛烈抨击20世纪知识分子的自负与不负责任。他说：
“知识分子总认为我们是对的，总爱卖弄我们的学识。”
“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
“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
“想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变成了地狱，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
他最后不禁质问：我们真的负起责任了吗？
十分有趣的是，在《责任的重负》里关于加缪的章节末尾如此写道：
“1946年10月29日，在与萨特、马尔罗、库斯勒和斯珀贝进行的一场讨论中，突然发问：“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恪尽职守又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
阿尔贝·加缪
我们或许都能从中读出加缪与波普尔，这两位素未谋面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与对理想中知识分子应负责任的设想的相似之处。知识分子应当谦虚，勇于自省。由于知识分子握有许多公共文化资源与权力，知识分子的责任也尤为重大与特殊。却不曾想，无数20世纪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滥用他们手中的知识权力，为恶辩护。
在加缪与萨特的论战中，我们可以看到萨特就是这样不负责任的典型。萨特是历史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苏联共产主义的卫道士。尽管他也知道苏联有集中营的存在，然而他还是选择了视而不见。他甚至认为，集中营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必要设置的，并指出古拉格的条件待遇比奥斯威辛好很多，以此来为苏联的集中营开脱罪责。加缪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属于集中营的，哪怕是社会主义，都必须称之为集中营。这里又回到了加缪与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上。
时过境迁，20世纪的喧嚣早已离我们远去，诚实又谦虚的加缪与波普尔早已被人遗忘。人们若记起加缪和萨特那场著名的论战，说不定也还会为萨特的历史主义叫好而贬损加缪为道德家。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加缪所生活的法国的20世纪又何其相像？我们这个时代又有多少知识分子背叛了其应付的道德责任而为强权叫好？
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加缪和波普尔，可是这个时代却似乎一样的不负责任。但是在中国，却依然有一群默默无闻的知识人，在身体力行地耕耘着他们的理想。
閱讀更多 每天讀一首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