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公元260年，號稱曹操最有血性的曾孫，時人傀儡皇帝曹髦，召見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對他們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被廢黜的恥辱，今日我將親自與你們一起出去討伐他。”王沈、王業跑出去告訴司馬昭，而曹髦率領殿中宿衛和奴僕們呼喊著出了宮，最終被司馬昭的手下成濟殺死。

曹髦被殺，對於司馬昭來說，是一件既高興又棘手的事情。高興的是，這個最大的威脅被剪除了，司馬家族又朝皇位勝利挺進了一步。棘手的是，曹髦畢竟是皇帝，殺曹髦可是一件弒君的事情。處理不好，司馬昭就成為亂臣賊子。雖說他那時候實際上已經是亂臣賊子，但畢竟還要維護自己忠臣的形象，還要讓別人覺得自己是鞠躬盡瘁，同時又飽受委屈。

曹髦死後，司馬昭在上書為自己辯解時便稱曹髦為“高貴鄉公”，“高貴鄉公”是曹髦登上帝位之前的封號。這種稱呼方式實際上反映的是司馬氏控制下的曹魏中央政府對於曹髦個人及其行為的歷史定位。接下來，就從司馬師的善後策略來看看魏晉嬗代的政治背景。

一、曹髦之死與司馬氏的應對

陳壽因避諱司馬氏，以輕描淡寫的方式將曹髦之死輕輕帶過，《三國志》中僅有“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而已。而習鑿齒則在《漢晉春秋》中較為完整地記載了曹髦之死：曹髦與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謀劃起兵，王沈、王業出告司馬昭此事。之後曹髦率領僮僕“鼓譟而出”，與司馬氏一黨的中護軍賈充戰於南闕下，並最終死於成濟之手。

曹髦的起兵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次少年皇帝寄希望於皇權威能的軍事冒險行動。從司馬氏對國家的掌握、對京師禁衛軍的控制，以及曹髦魯莽的性格等角度來看，曹髦的失敗的確是不可避免的。但曹髦之死並不是司馬氏控制下的曹魏政權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講就是曹髦之死對司馬氏而言更像是一場意外。

1.當時的政治局面

從高平陵事變以來，司馬氏通過高平陵事變、誅殺夏侯玄、李豐等人、廢少帝曹芳等一系列事件基本上肅清了曹魏中央與之爭權的反司馬氏力量，並通過平定淮南三叛的方式掃清了地方上，尤其是淮南地區擁曹或以擁曹為名起兵的軍事勢力。司馬氏長期以來習慣於採取架空或者利用曹魏皇權，而非暴力侵犯皇權的方式獲取政治利益。與此同時，司馬氏的諸多功業使其威望不斷提升，並形成了“政由馬氏，祭則寡人”的政治局。

2.操縱政權而非武力鎮壓是常態

從司馬氏操縱下的曹魏少帝政治角度看，當司馬氏集團發現在位的少年天子出現反司馬氏趨勢時，多傾向於廢黜舊帝另立新帝，對於除皇權幾乎一無所有的少帝而言，被剝奪皇權實際上就意味著其政治生命的結束。曹芳在“左右小臣”的鼓動下，希望抓住司馬昭出擊姜維路過洛陽的機會，計劃在平樂觀襲殺司馬昭並奪取兵權，以震懾時任大將軍的司馬師，達到加強皇權的目的。

平樂觀之謀失敗後，司馬氏迅速控制了局面，以郭皇后的名義廢黜了曹芳。曹芳被廢黜後，司馬師上奏太后改立高貴鄉公曹髦為帝，曹髦死後，司馬昭另立常道鄉公曹奐為帝，最後逼迫曹奐禪讓。由此來看，操縱政權而非武力鎮壓，才是曹魏後期皇位嬗替的政治常態。而曹奐禪讓後受封陳留王的待遇，從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政治常態的迴歸。相對地，司馬氏對於軍事冒險的武力鎮壓以及曹髦的死亡就成了非常態。

3.司馬氏的反應

從司馬昭得知曹髦的死訊後“大驚，自投於地”的反應中判斷出，對於司馬昭個人而言，曹髦之死的確屬於意外。對司馬氏而言，對曹髦起兵較為穩妥的處理方式就是鎮壓兵變，既而將其廢黜但保全其性命。

曹髦以其生命為代價，打破了司馬氏苦心構建的政治常規。對司馬氏而言，這個意外兼具利弊。司馬氏通過軍事勝利的方式徹底宣告了其對曹魏皇權的壓倒性優勢，但弊端也同樣存在。弒君使得司馬氏實質統治的合法權受到質疑，這種踐踏皇權的行為對司馬氏起到負面影響。除此之外，弒君的罪名也使得司馬氏背上了沉重的政治道德包袱。當曹髦的死訊傳來，其“天下其謂我何”之言就是對於這種必然出現的輿論壓力的恐懼。如此一來，司馬氏勢必需要對曹髦之死做出恰當的應對以趨利避害。

司馬氏需要將弒君的行為合理化以洗脫自身的罪名。在為自身行為辯護的基礎上，司馬氏需要在曹魏王朝的政治框架內繼續扮演“作家門”的角色。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以否認曹髦作為皇帝的歷史地位為前提的。只有否認曹髦的皇統，司馬氏才能另立一位更為軟弱的曹氏子孫扮演禪讓發起者的角色。司馬昭此後的一系列政治活動都是以此為中心點展開。

司馬氏首先操縱當時的郭太后以太后令的形式對曹髦之死做了官方定性。郭太后令對於曹髦道德的汙名化描述、對於大將軍司馬昭在此事中功勳的讚美，正是為解決曹髦之死給司馬氏帶來的問題而存在的。

二、葬儀之議背後司馬氏策略的調整

郭太后令末尾對曹髦的葬儀做出了“以民禮葬”的確定，這也是司馬氏操作朝政的必然結果。但政治問題的解決往往不是一勞永逸的，郭太后令中對曹髦葬儀的安排，只是對曹髦之死的暫時性解決，更是成為政治連鎖反應的開端。

曹髦被殺後，太常王祥號哭曰“老臣無狀”，尚書右僕射陳泰與司馬懿之弟、時任太傅的司馬孚“枕屍於股，號哭盡哀”，司馬孚甚至說出“殺陛下者臣之罪”之言，要求懲辦兇手。陳泰甚至在一開始拒絕出席司馬昭牽頭的“善後會議”。在曹髦下葬時，圍觀的百姓依然將其視作天子並掩面而泣。

顯然，曹髦的天子身份並不因司馬氏的汙名化宣傳而消失，這就意味著司馬氏弒君的罪名將長久地成為其政治汙點。同時，以“民禮葬”的方式徹底抹殺曹髦的皇統反而會加劇同情曹氏者對於司馬氏的惡感。

從這個角度出發，司馬氏集團必須要對郭太后令中關於曹髦歷史地位的定性作出一定的調整，而這種調整的結果就反映在太傅司馬孚、大將軍司馬昭、太尉高柔、司徒鄭衝的聯名上奏。在《奏請葬高貴鄉公以王禮》的上奏中，司馬氏集團延續了《追貶高貴鄉公令》中對曹髦“悖逆不道”“自陷大禍”的定性，但對於太后令中“民禮葬”的處理意見提出了修正。

在當時舊帝已死新帝未立的政治背景下，郭太后成為曹魏皇室權力的最高代表，這種修正當然是以“加恩”的方式表達出來的。這種“加恩”實際上是司馬氏集團為籠絡人心對曹髦歷史定位進行的一種調整。將“民禮葬”升格為“王禮葬”，實際上是把曹髦視作等同於上一個廢帝——曹芳的存在。曹芳“歸藩於齊”“制度皆如藩國之禮”，成為宗室的普通一員。

而對於因將曹髦貶為庶人而受到詬病的司馬氏而言，這也不失為一種更為和緩的折衷之法。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調整的微妙之處在於並未推翻太后令構建出來的曹髦的負面形象，也並未改變司馬氏先前確定的否定曹髦皇統的方針，而是以司馬氏的“不忍”推動太后之“仁慈”進而將“民禮葬”“升格”為“王禮葬”，將自己巧妙地塑造成一個因保護曹髦不周而心懷愧疚且給予謀逆者極大寬容的形象。

司馬氏希望藉助此次葬儀之議最大限度地安撫因曹髦之死而出現的反司馬氏情緒，進而彌合曹髦之死引發的曹魏政治系統中的裂痕，以便繼續在曹魏王朝的體制框架內獲取政治聲望，向嬗代的最終目標前進。《奏請葬高貴鄉公以王禮》也是司馬氏對如何處理被弒之君給出的答案。

三、葬儀之議的政治目的

《追貶高貴鄉公令》中除了從曹髦的負面形象、禮法的要求等角度來論證追貶曹髦的必要性之外，還採取了援引前朝故事的方式來增強其說服力：“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在《奏請葬高貴鄉公以王禮》中，同樣能看到“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之”“高貴鄉公……葬以民禮，誠當舊禮”等表述。昌邑王即指西漢時期短暫登上皇位後因“行淫亂”而被霍光廢黜的劉賀。

在《追貶高貴鄉公令》和《奏請葬高貴鄉公以王禮》中，劉賀的歷史形象也受到了扭曲，而且這種扭曲主要集中在劉賀被廢黜之後的身份問題以及劉賀的葬儀上。長期以來，曹髦一直以“才慧夙成，好問尚辭”的形象示人，司馬氏為將其汙名化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而《漢書》中記載的劉賀“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的形象與此時司馬氏著力宣傳的曹髦負面形象頗為相似。

司馬氏從否定曹髦皇統、美化自身弒君行為出發，欲抹殺曹髦作為皇帝的歷史地位，將曹髦定位為“謀大逆”的庶人。如此看來，劉賀記憶的扭曲是由兩股力量共同推動的，一是劉賀負面形象與司馬氏口中曹髦負面形象的相似性，二是曹髦死後司馬氏對其庶人的歷史定位。

當司馬氏需要通過議葬儀的方式為曹髦“加恩”以塑造自身心存社稷、寬宏大量的形象時，劉賀的形象被進一步利用或者說扭曲了。從司馬氏角度出發，這種“加恩”越是建立在不可動搖的“舊禮”之上，越是能夠凸顯自身為曹髦“法外開恩”的努力程度。

四、弒君責任的確認

為進一步塑造忠於社稷、寬宏大量的形象，司馬昭再次辭讓相國之位、晉公之封以及九錫之禮，此前已有此舉，以顯示對於自己未能“匡救禍亂”進行自我批評與自我懲罰。當然這只是一種政治姿態的表達，時隔一個月司馬昭藉著擁立曹奐的時機獲得了相國之位、晉公之封以及九錫之禮。隨後，司馬昭又從“科律”的角度出發，對於殺害曹髦的“兇手”做了“處理”。

在其《奏收成濟》中，司馬昭回應了朝中部分人對於懲辦兇手的要求，但這種懲辦必然建立在維護司馬氏自身利益的基礎上，所以司馬昭對直接弒君者、主使者及幕後控制者的態度可謂有天壤之別。

司馬昭《奏收成濟》中將自己構建成一個為大魏社稷為郭太后被迫反擊的忠臣形象，從而使自己從被趙翼稱為“實為弒君之首”的幕後控制者搖身一變成為了“恨鐵不成鋼”式的股肱之臣，這種策略我們可以稱之為“粉飾”。

而直接指揮者——時任中護軍的賈充則在奏文中“隱身”了。事實上，無論是作為南闕之戰的指揮者還是作為成濟弒君行為的發號施令者，賈充對曹髦的死均難逃其咎，其責任甚至在成濟之上。陳泰“誅賈充以謝天下”的態度就是最好的佐證。

直至西晉開國之後，庾純在與賈充爭論時還搬出曹髦之死，質問其“高貴鄉公何在”，可見此事一直是賈充廣為人所詬病的政治汙點。

與成濟兄弟不同，賈充之父賈逵雖出身寒素，但武略吏幹兼備，歷任各地守令，頗有政績，被魏文帝曹丕稱為“真刺史”。因此，倒向司馬氏的賈充自然也會被重點保護，因為賈充對司馬氏從曹魏貴戚子弟圈子中建立自身政治網絡的行為至關重要。

至於弒君行為的直接實施者——成濟，則成了司馬氏為安撫心存曹氏者的一個犧牲品。面對成濟，司馬昭搖身一變成為一個“依法治國”的履行者，嚴格按照科律中對大逆不道的刑罰，判處父母妻子同產皆斬。就這樣，在賈充“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之言刺激下進擊曹髦的成濟兄弟，轉而成了司馬氏集團推到前臺的替罪羔羊，還賠上了一家老小的性命。

總的來說，司馬氏經過一些的措施實施，對處理弒君者這一問題交出的最終答案。

結語：司馬氏的應對與魏晉嬗代

曹髦起兵是曹魏中央最後一次武裝反司馬氏運動。司馬氏對此事的應對也成為後世觀察魏晉嬗代的一個窗口。隨著曹髦的死亡，心懷曹氏者失去了最後一個有希望與司馬氏爭奪王朝統治權的領導者，司馬氏主政至此已成定局。政治重心也從奪取政權轉變成鞏固自身政治威權、安撫反對勢力，為即將建立的晉朝政權奠定良性的政治基礎。

自高平陵事變以來，司馬氏的確撲滅了一個又一個的反司馬氏集團，但付出的代價也不小。如司馬師便在討毌丘儉時受文鴛之驚而目疾發作，不久之後死於許昌。司馬氏對於政敵的殘酷手段非但不能擴大自身的統治基礎，反而為司馬氏不斷樹敵。梁滿倉先生認為，司馬氏的勝利“並沒有給他們定下心來享受的機會，而是逼迫他們必須面對新的鬥爭，贏得新的勝利……鬥爭的結果樹立了更多的反對力量”。

在一系列連環性的反抗影響下，司馬氏為“平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進而影響到其禪代進度。在這種背景下，司馬氏必然希望能夠打破這種連環性，為自身以及即將建立的晉王朝開闢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這種穩定是建立在司馬氏私黨與同情曹魏者的政治和解之上而非前者對後者的政治清洗之上。

仇鹿鳴先生所說，司馬氏藉以建立晉朝的政治關係網絡很大程度上脫胎於曹魏王朝，同時“司馬氏家族事實上並不具備大規模政治清洗的客觀條件”。

實際上，直至西晉成立之後，司馬氏的私黨與同情曹魏者的政治分歧依然長期存在，“入晉以後的歷史將要表明禪代並不是政爭的結束，魏末相對抗的兩個勢力在晉武帝一朝還要演出新的不斷的爭衡”，“親曹氏的政治力量，無論在禪代的前夕，在晉朝的初年，甚至在入晉後的十年，都還顯然存在著”。

司馬氏在獲取了足以保證自身奪取政權的政治地位後，也並不需要肅清親曹氏者，只需要以優容、籠絡的手段不使其成為司馬氏之敵即可，對曹髦之死的應對方式也能夠豐富對司馬氏這種“外寬內忌”政治取向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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