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晚年參加一些小型會議，或者在家裡會客時經常戴一頂漂亮的維吾爾族花帽，這頂帽子，是新疆人民贈送給他的，表達了新疆各族人民對鄧力群的熱愛之情。鄧力群喜歡戴這頂帽子，也表達了他對新疆和新疆人民的深厚感情。新疆各族人民熱愛鄧力群，鄧力群對新疆一往情深，緣於他為新疆和平解放和穩定做出的重大貢獻。
中央選定鄧力群
1949年，中國政治形勢已經大變。隨著解放軍進軍的腳步，推翻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已經指日可待。中國共產黨抓緊籌備建立新中國。就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者試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在新疆也有少數分裂勢力，試圖趁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決戰之機，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他們的主要陰謀，就是搞一個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國民黨當局雖然反對分裂，但當時他們的統治大勢已去，顧不上這些了，僅僅向國民黨西北地方軍政領導人表示，要反對分裂，再就沒有具體指示了。當時國民黨在西北的主要勢力有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馬步芳，副長官馬鴻逵、馬鴻賓，青海兵團司令馬繼援，寧夏兵團司令馬敦靜等。他們手中還有較強的軍事力量。他們也考慮到，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即將崩潰，他們的力量早晚會被解放軍消滅。他們雖然不贊成分裂，但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口頭上不公開表示贊成分裂，在實際行動上，卻打算與搞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勢力合流，退往新疆，苟延殘喘，日後再另尋他圖。而新疆分裂勢力手中缺的就是軍事力量，他們也想與馬氏軍事集團合流，依靠他們的軍事力量搞分裂。
鄧力群晚年回憶當時的歷史背景，記憶依然十分清楚。他說：“在中共代表團訪蘇時，蘇聯得到一個情報，美國企圖策動在甘肅、寧夏和青海的馬步芳、馬鴻逵等‘五馬’（另有馬步青、馬鴻賓、馬繼援）部隊主力撤到新疆，與新疆的國民黨頑固勢力以及民族分裂勢力相勾結，建立一個所謂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宣佈脫離中國，英美等國家再予以承認和支持……一旦出現這種局面，不但對我們解放新疆不利，而且對蘇聯也非常不利，會影響蘇聯中亞幾個加盟共和國的安全與穩定。”
胸懷大局的毛澤東分析上述情況後果斷改變1950年再進軍新疆的原定方案，命令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彭德懷率部加緊向西北進軍，堅決消滅屬於國民黨的馬氏軍事集團的主要軍事力量。但是，缺乏運輸工具的解放軍進軍新疆，要與素稱強悍的馬氏軍隊作戰，還要跨越荒無人煙的河西走廊，是需要一段時間的，而這段時間，新疆很可能發生難以預料的變數。
為順利解放新疆，中共中央決定派一名得力人員進入新疆，作為中共中央聯絡員，代表中共中央，瞭解新疆實際情況，爭取新疆和平解放，並配合解放軍進軍新疆。這是一個極為艱鉅的任務。中共中央選定正跟隨劉少奇在蘇聯秘密訪問的鄧力群去新疆。
鄧力群從來沒有在新疆工作過，當時也剛三十多歲，中共中央為什麼選定他作為中共中央聯絡員，代表中共中央赴新疆？這裡邊有三個主要因素：第一，鄧力群投身革命後，歷經很多崗位，有豐富領導經驗，具有高遠眼光，善於洞悉事物本質，政治水平很高，組織能力很強。第二，鄧力群深受中共中央信任。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於1949年秘密訪問蘇聯時，專門調在東北工作的鄧力群擔任中共中央訪蘇代表團的政治秘書。第三，當時鄧力群正隨劉少奇訪蘇，人在莫斯科，從莫斯科直接赴新疆，一是方便，二是不顯山露水，三是可以得到蘇聯方面協助。如果從內地派員赴新疆，路途遙遠，險阻很多，要耗費很長時日才能抵達，而新疆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因此，中共中央派鄧力群赴新疆，是正確的選擇。
◆1949年8月，鄧力群在新疆伊寧市。1949年秋，中共中央派遣鄧力群作為中央特派員到伊犁與三區革命政府聯繫，邀請其派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
選派鄧力群赴新疆，是劉少奇提議、並由他和毛澤東二人決定的。在莫斯科的劉少奇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通報了有關情況之後，向中央建議派鄧力群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去新疆。毛澤東於7月25日向正在蘇聯進行秘密訪問的劉少奇通報提出，鄧力群儘快趕到新疆的伊寧，“其任務是在那裡建立和北平的無線電聯繫”。鄧力群晚年回憶領受任務的過程，記憶猶新，他說：是王稼祥先找他談話，交代了任務。在一切準備停當臨出發前，劉少奇又專門和他談了一次話。劉少奇非常嚴肅地叮囑：“你這次去新疆，名義上是中共中央聯絡員，主要任務是建立新疆三區與黨中央及西北戰場彭德懷司令員之間的聯繫。到那裡以後，要詳細瞭解新疆各方面的情況，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地理、氣候、風俗人情等等，特別要注意收集敵、我、友軍事方面的資料，這些情況收集整理後要及時、系統地報告黨中央。在完成這次重要任務的過程中，事無大小都必須請示，沒有黨中央的指示，不準自由發言，不能自作主張，這是紀律。”
實際上，在王稼祥、劉少奇先後與鄧力群談話前，劉少奇已經就鄧力群赴新疆之事，與蘇聯方面取得聯繫，很快就得到蘇聯方面的支持，並且採取周到措施幫助鄧力群準備好一應物品，特別是準備好一部電臺。鄧力群回憶：“劉少奇同我談話後，交代有關同志給了我三四萬盧布作為活動經費。臨行前，蘇共中央聯絡部的有關人員還專門向我介紹了新疆三區的一些具體情況。”1949年8月14日，鄧力群即從莫斯科出發秘密前往新疆，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聯絡員，實際上是代表中共中央與新疆各方面政治勢力接觸，從中做工作，以爭取新疆和平解放。他到新疆後，還負有一項特殊使命——建立“力群電臺”，與中共中央保持聯繫，隨時向中共中央彙報情況，聽取中共中央指示。為了電臺順利工作，中央另給他配了三個隨員（報務員、譯電員、機要員各一人）。他們一行四人，在蘇聯政府的幫助下，途經阿拉木圖，於1949年8月15日抵達新疆伊寧，當天即建立起“力群電臺”，第二天即向中共中央發報，同時與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一野彭德懷保持聯絡，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開展工作。
成功爭取三區
鄧力群到新疆後，對新疆政治局勢進行了宏觀分析和認真思索，決定先從爭取三區（指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入手，於是，他剛到伊寧，即在蘇聯駐伊寧領事尼·波·阿里斯托夫的安排下，與三區取得了聯繫。
鄧力群把爭取三區作為首要任務，是因為他清醒地認識到，三區在解決新疆問題上具有重大作用。“三區”是維吾爾族集中居住的地區，由於受中亞地區人民革命的影響，這三個地區的人民革命力量出現和發展也較早。1944年9月三區人民在阿合買提江等人領導下，通過武裝起義，擺脫了國民黨的統治，成立了臨時政府。這個臨時政府擁護共產黨，與當時在新疆的反動統治對立。但因與延安相隔很遠，加上西北地區在國民黨馬氏集團控制之下，因此與延安聯繫較困難，很長時間得不到中共中央指示。鄧力群考慮到，解決新疆問題，十分重要的是爭取三區，三區政權是革命性質的，三區有一定的革命基礎，三區政府和領導人早就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與蘇聯也有密切聯繫。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首先爭取三區支持，是從易處入手，同時也會對新疆全局產生重大影響。而爭取三區政府，最重要的，是他要代表中共中央表示對三區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這是反對分裂的關鍵一招。所以，鄧力群剛到伊寧，一刻也沒休息，立即馬不停蹄先後去拜訪三區的少數民族領導人，他先後與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羅志（漢族，當時是新疆中蘇文化協會職員，迪化地下進步組織“戰鬥社”負責人之一）等進行了坦誠的談話，介紹了當前中國的形勢、共產黨對新疆的政策，以及和平解放新疆的總方針。鄧力群同他們的談話，效果非常好。數十年後，鄧力群回顧他同三區領導人談話情況說：“他們向我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複雜和艱鉅的任務中關心處在偏僻地區的新疆三區，並派人來這裡聯絡，他們感到很興奮，願意真誠地服從中共中央的一切指揮和決定。他們還表示將盡一切力量來幫助我完成任務，提供材料並將介紹各方面的負責人和我談話，阿合買提江還特意表示，這次談話以後還要和我進行詳細、全面的談話。”
鄧力群尤其注意做三區民族軍司令員伊斯哈克伯克的工作，這一方面是因為做工作便利，鄧力群和三個助手就住在伊斯哈克伯克的家裡。伊斯哈克伯克是思想進步的革命者，與鄧力群很談得來，對他們招待非常好，讓他們住在靠西邊的房子，有專人為他們做飯並把飯菜送到房間，對他們的工作也特別支持，就在他家裡建立了“力群電臺”。另一方面，伊斯哈克伯克也是當地軍隊實權人物，爭取他的支持十分重要。
鄧力群發給中共中央的第一個電報，就是在伊斯哈克伯克家裡發的，內容是：“中央：我們四人於八月十四日下午九時（莫斯科時間）抵伊犁。我與此間負責人尚未接上頭，估計明後天當可接上。中央對我的工作有何指示？望即電告。”17日上午，鄧力群收到了中央電報：“鄧力群同志：十五、十六日兩電均悉。（一）望先以中共中央名義，向伊犁負責當局提出邀請他們派遣代表出席九月十日左右在北平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人數為五位，希望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均有人來，並有一位漢人同來兼做翻譯。新政協籌備會邀請書另電告。（二）你應即按少奇、稼祥同志的指示進行工作，向特區負責當局報告情況，不要發表任何意見。（三）前由董老派去工作的彭長貴，又名彭國安。1947年初，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受董必武派遣，化名王南迪，攜帶電臺隨同到南京參加國民黨“國大”的阿合買提江等人經迪化到達伊寧，負責新疆三區與中央的電報聯絡。後因所攜電臺功率不足，未能接通。是否已經見到，如遇到，望予以鼓勵，並勉其安心工作。”
鄧力群收到中共中央電報後，非常高興，即按照中央指示開展工作，他除與三區領導人談話外，還對各方面力量做了爭取工作，很快就與三區革命政府領導人、新疆少數民族領導人、新疆一些上層人物達成和平解放新疆，維護祖國統一的共識。三區政府站到維護祖國統一立場上來，對於孤立分裂主義分子和國民黨反動派，實現新疆和平解放，有決定性的影響。
確定新疆出席新政協人選
鄧力群接下來做的重要工作，是選定新疆出席新政協人員。這是一件大事。中央在籌備召開新政協大會時，已經考慮到新疆要有代表參加；新疆地方政治勢力也在考慮派人參加新政協的問題。誰當代表，關係新疆穩定和祖國統一。這個重擔就落在中共中央代表鄧力群肩上。鄧力群預先考慮了這個問題。他早在8月16日給中央發的第二份電報中就提出要儘快確定出席新政協新疆代表人員問題，還提出了溝通辦法：“我提議用政協籌備會名義來一正式邀請的電報，由我轉交，以示鄭重。”對於鄧力群的意見，中共中央覆電指示同意。
鄧力群請新疆三區負責人儘快擬出一份出席新政協會議代表的名單及簡歷，由他轉報中央。新疆三區負責人經過研究，決定由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和阿山專員達列力汗代表三區，另外加上迪化的羅志共五人作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去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這五人名單和簡歷交給鄧力群后，鄧力群進行了認真分析和考察，認為這個名單基本上能夠代表新疆各方面，人員也是進步的，三區提出這個名單，也證明三區領導人與中共中央同心同德，堅決維護祖國統一，是靠得住的。他通過電臺將這個名單上報中共中央。
三區負責人提出名單後，還提出，他們到北平以後，希望政協會議能指定一個瞭解他們民族習慣的人接待，以避免因為民族的隔閡而發生不必要的誤會。對此，鄧力群很痛快地答應了。最後，他們一起商量了新疆五名正式代表之外再帶三個工作人員一起去北平，還議定，新疆代表團於8月20日從伊犁出發。
◆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與鄧力群等人合影。左起：朱德、劉少奇、賽福鼎·艾則孜、毛澤東、包爾漢、周恩來、鄧力群、德林。
這件事談妥之後，鄧力群立即整理談話記錄，草擬給黨中央的電報。中共中央很快回電，同意鄧力群與新疆三區負責人談妥的意見，並且同意以毛澤東主席的名義寫信，邀請新疆的阿合買提江等代表參加新政協會議。毛澤東的邀請信，發到鄧力群電臺，由鄧力群當面轉交。8月18日，鄧力群電臺收到了毛主席致阿合買提江的邀請信。第二天鄧力群把邀請信當面交給阿合買提江等人，阿巴索夫當即把毛主席的邀請信翻譯成維吾爾文，鄭重地一字一句念給在場的人聽。鄧力群回憶，當他念到“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時，再也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聲音也隨之顫抖起來，我看到他的眼睛裡滿含著淚水。8月20日，阿合買提江通過鄧力群電臺覆電毛主席，電文中說：“我們以最高的熱情來向敬愛的毛澤東先生表示致謝和興奮，並派代表前往北平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不幸的是，阿合買提江等五位代表轉道蘇聯，乘飛機飛往北平時，於1949年8月27日在蘇聯伊爾庫茨克貝加爾湖地區失事，五位代表全部殉難。在新疆的鄧力群9月3日才從蘇聯駐伊寧領事館得到此消息，他為新疆失去五位優秀領導人而悲痛，同時考慮到應該馬上另選代表赴北平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他立即與三區負責人一起商量另選代表。經過商量，新疆三區選出三名代表：賽福鼎（阿合買提江離開後新疆三區的實際負責人）、阿里木江（塔城副專員）、塗治（迪化新疆學院副院長）。三名代表確定下來後，鄧力群於9月3日電告黨中央並請求速來指示。中共中央得知新疆原定代表遇難後，發來了唁電，對他們表示哀悼，對他們的家屬表示慰問。同時，同意鄧力群和三區負責人新選定的代表速來北平。賽福鼎、阿里木江、塗治於9月7日乘坐蘇聯派來的飛機從伊寧出發，取道蘇聯赴北平。15日到達北平。他們參加了新政協會議。賽福鼎還登上天安門城樓，站在毛澤東身後不遠的地方參加了開國大典。後來，毛澤東與賽福鼎之間還結下了深厚友誼。
爭取新疆國民黨軍隊起義
鄧力群1949年8月到新疆三區時，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向大西北進軍之時。鄧力群在做三區工作的同時，配合解放軍的軍事行動，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第一，通過三區領導人，瞭解在河西走廊的馬家軍的軍事情況以及馬家軍與國民黨中央軍的矛盾，及時向中共中央報告，為一野向新疆一路作戰一路進軍，先後殲滅國民黨在西北的主力和馬家軍主力，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通過蘇聯駐迪化（今烏魯木齊）副總領事和蘇聯駐伊寧領事館負責人，瞭解迪化國民黨軍隊情況，包括國民黨軍7月以前在新疆的兵力部署、軍事調動、團長以上軍官名單，經整理後電告中央，使中央比較準確、全面掌握國民黨在新疆軍隊的情況。第三，通過多種渠道瞭解國民黨在新疆駐軍首腦人物的思想和政治動向，及時報告中央，使中央瞭解新疆國民黨軍隊高官動向和內部矛盾。第四，瞭解張治中在新疆的影響情況，報告中央，供中央參考。
在一野打勝扶郿戰役、隴東追擊戰、蘭州戰役、寧夏戰役，先後殲滅胡宗南部在西北的主力、馬步芳集團主力、馬鴻逵集團主力之後，國民黨在新疆首府迪化和其他一些重要地區剩下的7萬多軍隊，已經成為孤軍。國民黨7萬孤軍中的多數上層人物想率部起義，以維護祖國統一，但一方面他們對於共產黨對他們的政策還心存疑慮，擔心起義後，他們的利益受到損害，希望能夠得到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的直接意見。另一方面，國民黨新疆駐軍上層中也有少數人主張頑抗到底，他們的存在是對起義的牽制。
◆鄧力群
鄧力群通過阿合買提江、彭長貴、蘇聯駐迪化副總領事等，瞭解並分析了張治中與新疆國民黨軍隊的關係，認為已經決定留在北平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張治中，對新疆國民黨守軍上層、特別是對國民黨軍主要領導人陶峙嶽（陶峙嶽是張治中在保定軍校的同期同學，與張的關係非常好——筆者注），有重要影響。他於8月20日將有關情況和自己的分析電告中共中央，又於9月2日、3日連續向中央報告張治中對新疆的影響情況。鄧力群的報告和意見被毛澤東採納，這也是毛澤東直接出面於9月8日請張治中做駐新疆國民黨軍隊工作，爭取走和平解決道路的重要原因。
到1949年9月初，鄧力群認為，隨著新疆軍事、政治形勢的發展，自己到迪化對國民黨新疆軍政當局高層開展團結爭取工作的各方面條件具備了。他發電報主動向中共中央請示自己是否去迪化之事。為了爭取新疆國民黨軍隊起義，中共中央決定派鄧力群去迪化做爭取國民黨軍隊起義的工作。中共中央覆電鄧力群：“令鄧力群率電臺日內進駐迪化”。三區五名主要領導人因飛機失事喪生，又另派三名主要領導人去了北平，三區領導力量薄弱，鄧力群在三區成了穩定局勢的關鍵人物，因此三區領導人不願意鄧力群去迪化。但為了爭取新疆和平解放，鄧力群必須去迪化。為了兩頭都能照顧，鄧力群與新疆三區負責人商量，自己去迪化後，可以根據工作需要，定期往返於迪化、伊犁之間。鄧力群將這一情況報告中央後，中央同意鄧力群的意見。
鄧力群去迪化前，收到中央轉發來的張治中9月10日致陶峙嶽、包爾漢的電報，張治中在電文中勸陶峙嶽、包爾漢“嚴密部署，果敢行動”，率部起義。
緊接著，鄧力群又收到中央轉發張治中9月11日單獨給陶峙嶽的電報，詳細詢問國民黨軍各派勢力的具體情況，並對起義提出進一步的意見。
鄧力群及時向黨中央報告了收到張治中兩封電報後的情況，並報告說“原文待我去迪化時帶去”。
9月13日，毛澤東起草了一份給鄧力群（並告彭德懷、張宗遜）的回電，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電報主要內容是：（一）同意你去迪化一星期仍回伊犁，爾後視情況往來於迪化、伊犁之間。（二）你見迪化當局，除將張治中致陶、包兩電原文面交他們外，並向陶、包表示他們應立即派員至蘭州與彭德懷副總司令洽商和平解決新疆問題。最好陶峙嶽能乘飛機直飛蘭州面晤彭副總司令。張治中於新政協開會完畢後亦將往蘭州晤陶。如陶自己願往，或派代表前往，你可與友方商榷；問他們能否派飛機送陶或其代表往蘭。（三）陶峙嶽所屬部隊應照原樣在各縣駐防，不要調動集中，待人民解放軍入疆分別接防時再行調動集中編整，以免秩序混亂……
毛澤東的這個電報，實際上賦予鄧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直接做陶峙嶽、包爾漢工作的身份。
9月15日中午，鄧力群帶一個譯電員乘飛機抵達迪化，國民黨新疆政府主席包爾漢、國民黨新疆省政府秘書長劉孟純等到機場迎接。包爾漢為了鄧力群的安全，把他安排住在自己家裡，並且讓鄧力群和他住在同一套房子裡，周圍加強了警戒。
◆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報》關於陶峙嶽、包爾漢率新疆軍政人員通電脫離廣州政府的報道。
鄧力群到迪化後，首先向陶峙嶽、包爾漢轉交了張治中的電報，接著，先後同包爾漢、陶峙嶽和其他進步人士進行了交談，傳達我們黨和平解決新疆的主張和政策，希望他們儘快組織起義。陶、包二人表示，我們和平起義，沒有問題，但要做一點準備工作，起義時間要拖一點時間。鄧力群將此情況電告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意見是：要等人家準備好再起義。
陶峙嶽、包爾漢向鄧力群談了他們的安排後，二人商量，要給張治中回個電報，由於他們早已與張失去聯繫了，便將寫好的電報稿託鄧力群轉發。鄧力群同意轉發。
陶、包二人發出致張治中的電報後，即著手準備起義。同時，他們對起義後的一些事情也作了考慮。9月18日，陶峙嶽、劉孟純出面，交給鄧力群一份《新疆問題和平解決意見書》，要求轉報中央。鄧力群看後問他們，這個意見書是不是新疆和平轉變的前提條件。他們說，轉變是無條件的。這份材料不是新疆實現轉變的前提條件，而是他們對於轉變後如何解決新疆問題所提的意見，何者採納，何者不採納，悉由中共中央決定。
第二天，即9月19日，又由包爾漢出面，交給鄧力群一份他發給毛澤東的電報。包在電報中表示：決意與國民黨反動政府脫離關係。
鄧力群向中共中央轉報了陶峙嶽、劉孟純的《新疆問題和平解決意見書》和包爾漢的電報。毛澤東收到陶峙嶽、劉孟純的材料後，很高興，特別是收到包爾漢的電報，更加高興，於23日覆電包爾漢說：“新疆局面的轉變及各族人民的團結，有賴於貴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聯絡各方愛國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軍入疆之行動，為解放全新疆而奮鬥。”
在接到張治中回電前，鄧力群建議陶峙嶽直接與彭德懷聯繫，議定起義有關問題。陶接受了這個建議，於9月18日派第八補給軍區司令曾震五前往蘭州，代表陶峙嶽面見彭德懷。
曾震五代表陶峙嶽與彭德懷在蘭州商談和平起義時，在迪化的鄧力群全面考慮了新疆國民黨軍隊的情況，認為要順利實現國民黨駐新疆軍隊起義，必須解決國民黨軍隊中的死硬分子，但又不能動硬的，防止矛盾激化，干擾國民黨駐軍和平起義。因此，他考慮了“遣送”國民黨軍隊死硬分子的方案。經過周密部署，死硬分子葉成、羅恕人、馬呈祥等被“禮送出境”，保障了起義順利進行。
◆晚年的鄧力群經常戴著一頂維吾爾族花帽，表達了他對新疆和新疆人民的深厚感情。
有鄧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對他們做工作，陶、包等新疆軍政首腦全面瞭解了中共中央的政策，認定和平起義利國利民利己，便於9月25日通電起義。起義通電由陶峙嶽領銜簽署，各師旅長聯名。通電全國：“自即日起，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竭誠接受毛主席之八項和平聲明與國內和平協定。全軍駐守原防，維持地方秩序，聽候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及人民解放軍總部之命令。”
9月26日包爾漢也率國民黨新疆省政府通電起義。陶峙嶽、包爾漢發出起義通電之後，又聯合發出《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部、新疆省臨時人民政府佈告》，要求新疆全體軍民同心協力，維持社會秩序，穩定新疆局勢。
陶、包的起義通電發到中共中央後，毛澤東、朱德於9月28日致電陶峙嶽、包爾漢，表示：“我們認為你們的立場是正確的。你們聲明離脫廣州反動殘餘政府，歸向人民民主陣營，接受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領導，聽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處置，此種態度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我們極為欣慰。希望你們團結軍政人員，維持民族團結和地方秩序，並和現正準備出關的人民解放軍合作，廢除舊制度，實行新制度，為建立新新疆而奮鬥。”
國民黨駐新疆部隊和國民黨新疆省政府宣佈和平起義，聽從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解放軍總部的命令，既結束了國民黨在新疆的統治，使新疆和平解放，也維護了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從根本上解決了新疆問題，使新疆各族人民獲得了新生。鄧力群在爭取新疆和平解放中立下的功勞，也被新疆各族人民和中國人民所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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