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守護神—最早發現藏經洞的人至今揹負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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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村守護神為您守候!

莫高窟守護神—最早發現藏經洞的人至今揹負罵名!

上世紀被記錄下的莫高窟九層樓

歷史總是殘酷的,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即使人物換了,相信歷史仍然不會改變。倘若你得到了時光機,穿越回那個歷史的國度,不是王圓籙打開藏經洞的門,也會有另外一個人會邂逅這裡,發現這裡的寶藏。一如時光機送我回到小時候,我還是會在此時此刻在這裡碼字,為您講述莫高窟守護神的故事。

莫高窟守護神—最早發現藏經洞的人至今揹負罵名!

(光緒年間道士王圓籙)

茫茫沙漠,朔風驟起。道士王圓籙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了莫高窟。這次偶然的發現打亂了他在這裡建新道觀的計劃。他來到莫高窟的時間應該是光緒二十 三年(1897),當時他打算在窟南區北段建一個道觀,正在忙於清理沙石,由於工程量比較巨大,他還僱傭了楊某和他一同清理,在清理的過程中聽聞隔壁有迴音,懷疑窟中有密室。於是破壁探查,發現了震驚世界的藏經洞,這裡積滿了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且數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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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伯希和考察團從新疆進入敦煌所拍攝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裡,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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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佛經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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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飛天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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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起稿線(北魏 西千佛洞7窟 西壁)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籙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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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無奈啊!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籙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籙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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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廷官吏退回的敦煌文物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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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里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英國人,著名的探險家,考古學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對唐玄奘溝通打開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王圓籙對話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可見,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假如發現的人是你,你又會做的比他好麼?

看看歷史名家對他的品鑑:

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認為王圓籙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並就此感到傷痛。然而此文在引證資料上有很大硬傷,在描述王圓籙的時候與歷史事實差距過大。此文稱藏經洞是王圓籙一人發現的,這與歷史不符,最早發現的是王圓籙的助手楊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西域考古圖記》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胡適曾在演講中提到王道士時說,王道士一開始並不知道經卷的價值,最初以經卷能夠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這裡的說法與之後王道士低價賣出經卷給斯坦因可以銜接,說明王道士一開始對文物價值一無所知。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籙,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或許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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