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屍。在儒家看來，這種行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為楚王宗親，卻高度讚揚伍子胥，還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導致吳國入侵、楚國破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屍之舉雖出於個人恩怨，卻向國人昭示國家民族與君主的地位孰輕孰重。屈原這種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也是他始終不願離開楚國的思想基礎。
屈原（約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是《楚辭》的主要作者，作為秦楚競爭及國內政治鬥爭的犧牲者，他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屈原傳世的二十五篇作品大抵為仕途失意時所作，字裡行間洋溢著他對斯土斯民的熱愛、古聖先賢的景仰，以及追求真理、堅守正義、保持激情、擁抱理想的精神。
《史記· 屈原列傳》曰：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在神話傳說中，楚人的遠祖古帝顓頊是一個神奇的人物。楚國保存了許多上古、夏、商時代的宗教巫術文化。屈原是楚國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職，熟悉這些宗教活動。因此，他的作品朗麗綺靡、誌哀情深，既善於鋪陳，又富於聯想，這與楚國巫風的燻浸是分不開的。
周朝得天下後，大封同姓諸侯，發展出宗法制度來統治國家。然而在南方的楚國，宗法觀念尚未形成。楚人的國家民族意識中，還遺留很多氏族社會的痕跡。因此，屈原更多地用氏族社會的觀念來看問題。如屈原對於伍子胥的態度，就是一個極佳的證明。
伍子胥鞭屍楚平王
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屍。在儒家看來，這種行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為楚王宗親，卻高度讚揚伍子胥，還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導致吳國入侵、楚國破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屍之舉雖出於個人恩怨，卻向國人昭示國家民族與君主的地位孰輕孰重。屈原這種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也是他始終不願離開楚國的思想基礎。
其實，屈原在仕途失意之時，考慮過前往他國追求理想：
“ 思九州之博大兮， 豈惟是其有女？”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離騷》）
縱然如此，他至死都沒有背棄自己所眷戀的楚國。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與楚王同宗。到了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瑕於屈，後代遂以屈為氏。戰國時期，與君主同族而另去他國謀職的人並不罕見。如商鞅是衛國公子，韓非是韓國公子，卻皆曾出仕於秦。假如對楚國獨有的文化缺乏認識，的確會覺得屈原不願去國的決定在當時是個異數。然而，瞭解屈原這種置國家民族於君主之上的意識後，我們會發現：他留在楚國、以身殉國是必然之事。
屈原《九歌·山鬼》圖
屈原生活於戰國晚期，年代稍晚於孟子、莊子，而比荀子、韓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對於北方諸夏文化的經典非常熟悉，並把其內容思想融入自己的詩篇。如在《天問》篇中，屈原歷數唐、虞、夏、商、周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過楚國史事，可見他不僅瞭解，而且認同中原的歷史文化。
非僅如此，從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對各家學說都有深入的瞭解。儒家主張的仁義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懷沙》）
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種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繼承：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離騷》）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齊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雲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懷王變法，可謂繼軌吳起的法治觀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惜往日》）
屈原行吟圖
在流離憤懣的放逐之際，屈原的思想一度傾向於道家，希望能夠拋開俗世，超然高舉：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遠遊》）
屈原對諸子的思想，無疑是有足夠的認知、理解和接納的，但與各家的主張也有不合的地方。屈原畢竟是詩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強把他劃入某一學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實不相宜。
屈原的鉅製《離騷》中，最後兩句是這樣的：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據王逸《楚辭章句》，彭咸是殷代的賢大夫，因諫君不聽，投水而死。屈原意欲取法彭咸，並非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國實現，理想破滅之故。何謂“美政”？王逸的解釋是“行美德，施善政”。“美德”“善政”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聖君賢臣之治。
楚懷王不辨忠賢，最終客死秦國
相反，對於古代的暴君，屈原則毫不留情地加以貶責：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離騷》）
夏啟自縱、后羿淫遊、寒浞陰狠、夏桀違道、商紂誅殺忠臣，他們的作為不僅導致家國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惡名。這些沉重的歷史教訓，屈原也念茲在茲。
春秋以來，隨著權臣執政（如晉六卿、齊田氏等）、諸侯兼併，貴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沒落貴族將王官的知識帶入民間，而平民因有機會學習知識而得以晉身士大夫階層。戰國以後，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齊威王、燕昭王、趙武靈王等先後變法成功，稱雄一方。南方的楚國雖早在楚悼王時就任用吳起變法，但卻功虧一簣。究其原因，依然在於楚國獨有的文化傳統。
寬恕還是仇恨,《春秋二胥》演繹世紀難題：伍子胥顛覆楚國，申包胥光復楚國
很早開始，楚國的軍政大權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內的貴族宗室所把持。雖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國的政治舞臺（如孫叔敖以布衣而為令尹），但為數極少。吳起的變法削減了貴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強烈的反對。屈原雖身為貴族，卻欲踵武吳起，繼續變法。而變法初期是頗有成效的（參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從屈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這些貴族中的賢能之士，但他更強調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離騷》）
屈原看重傅說、呂望、甯戚這些平民賢才，無疑就是希望在楚國建設北方那種“處士橫議”的政治生態。進而言之，對於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認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茞？（《離騷》）
正如明人錢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親。雜字著眼，惟雜而後可以得純粹也。”無論亢直還是芳馥可親的賢士，屈原對於他們的基本要求乃是一個“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貞”“忠誠”“忠信”等詞語每每可見，而屈原自己就是一個忠臣的典範。
總而觀之，屈原的賢臣觀念與楚國傳統貴族判若雲泥。而上官大夫要奪取屈原的改革憲令文稿，不但出於個人的忌妒，更是為了保障傳統貴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國後，隨著神權思想的消退，以周公為首的政治家們都反覆強調民本思想。如《尚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曰：“夫民，神之主也。”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終極目的乃是在於民生。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離騷》）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離騷》）
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抽思》）
在屈原看來，為人君、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樂業，就能成其聖、成其賢。當然我們也必須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負雖然遠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終結與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關係。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輕易令懷王疏遠屈原，除了貴族勢力影響、懷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於慷慨激昂、剛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應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劇不在於其個人之浮沉起落，而在於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與實際的政治、社會環境之間存在著難以協調的矛盾。
《羋月傳》中南後鄭袖
東漢班固曾站在儒家的立場批評屈原“顯暴君惡”，即是說屈原因為自己的仕途不遇而揭露君主的短處，不合乎溫柔敦厚之旨。實際上，班固的批評正好說明，屈原的忠君並非愚忠。所謂“怨靈脩之浩蕩”“惜廱君之不識”，足見他對楚王忠之深而責之切，視“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式的自怨自艾何啻霄壤！
而另一方面，面對令尹子蘭、上官大夫靳尚等讒佞的迫害，他沒有分毫的妥協。在那沒有法律保護也沒有合理途徑來表達政見、抵制誤國之徒的時代，他選擇以死進諫。司馬遷說：“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屈原重於泰山的死，對於當今的社會風氣，不論委曲求全或動輒輕生，未嘗沒有撥亂反正的效能。
如果說孟、莊、荀、韓的學派皆以義理為依歸，屈原的流派則以辭章為核心，難怪歷來都有人將屈原列為諸子之一。屈原的楚辭創作，除有發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著文學意識的覺醒。在中國文學史上，他雖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詩人，卻以大量精力投入詩歌創作，可說是以詩歌為寄託、為志業、為生命。因此，屈原有“詩人之祖”的美譽，衣被百代，暉麗千秋。從司馬遷、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到龔自珍，他們的創作無一不受到《楚辭》的影響。
（作者陳煒舜，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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