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貞元十九年（803）夏，首都長安（今陝西西安）所在的關中地區發生大旱，大批災民流離乞討，餓殍遍地。負責京畿地區治理的京兆尹李實卻瞞報災情，謊稱當年糧食豐收，百姓生活安定。
同年歲末，一封《論天旱人飢狀》將真相公之於眾。文中痛陳災情之嚴重，民生之艱難，請求朝廷減免徵稅。此文的作者、時任監察御史的韓愈，卻因此反遭讒害，降為連州陽山縣令。
就在前一年，求仕之路上飽嘗挫敗的韓愈，三十四歲才在京城謀得第一個正式職位。爾後升任監察御史，在唐代的中央監察機構——御史臺做了還不到一年即被外放。然而，他屢遭貶謫、磨難重重的仕途才剛剛開始。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世稱“昌黎先生”。在許多人心目中，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辭章鉅公、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也是正師道、弘儒學、從祀孔廟的百代之師。
其實，他還是一位以“兼濟天下”為己任、恪盡職守的正直人臣。在廣東陽山、潮州，韓愈勤政恤民、興師重教的事蹟有口皆碑，特別是他任潮州刺史僅半年多時間，卻留下了“贏得江山都姓韓”（趙樸初《訪韓文公祠口占》）的吏治佳話。他的生平為我們今天管窺古代傑出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與廉政文化的淵藪，提供了一個耐人回味的典型案例。
愈挫愈勇，陽山奮起
貞元二十年（804）春，韓愈冒著風雪，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終於抵達距離長安四千裡外的陽山縣就職。
這並非他第一次來到遙遠的嶺南。韓愈父母早亡，幼年隨長兄韓會南謫至韶州（今廣東韶關）。不久，韓會病逝於此。而陽山在韶州西南，山川險峻、荒涼閉塞、終年炎瘴的環境，令初來乍到的韓愈深感不適，更加深了他“待罪於斯”的黯淡心境。他在《送區冊序》中稱，“陽山，天下之窮處也”，“縣廓無居民，官無丞尉”，因言語不通，他只能“畫地為字”與人交流，展開徵收租賦等工作。
在最初驚惶、愁悶的心緒漸漸平復之後，他寫下《縣齋有懷》一詩，回顧了自己科場蹭蹬、懷才不遇的前半生。
韓文公祠 潮州市委宣傳部供圖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韓會去世後，韓愈由寡嫂艱難撫養成人，生活貧苦而顛沛。韓愈“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與鳳翔邢尚書書》），早慧的敏感，使得他從小便立志通過發奮讀書出人頭地。在《上宰相書》《五箴》等作品中，他提到年少時求學心切，每日“雞鳴而起”“蚤（通‘早’）夜以孜孜”。《進學解》中的“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正是他自身勤奮用功的寫照。
年輕氣盛的韓愈滿心期待著在考場上“一戰而霸”，可惜出師不利。貞元三年至五年（787－789），他三次參加進士科考試連續落第，直到第四次入闈才順利上榜；隨後又三次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均鎩羽而歸。
韓愈三次上書當朝宰相趙憬，望得其賞識，結果不但杳無音訊，反而惹來“躁進”“汲汲於功名”的非議。“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心灰意冷之餘，加之迫於生計，韓愈無奈於795年離開長安，兩度入地方節度使幕僚。但他從未放棄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貞元十七年（801），第四次投考終於通過銓選，次年被任命為國子監四門博士。
在陽山令任上，儘管韓愈在詩文中時常流露出歸隱山林之念，但並未因個人際遇的失意而消極怠政。明代馮大受在《祭韓文公》中有云：“百粵歸化，肇自韓年……人誦詩書，家安衽席。橫悍漸消，心面鹹革。”清代萬承風在《謁韓文公祠即次公〈衙齋有懷〉韻並寄王明府》中，將韓愈對陽山的貢獻歸為兩個方面：一是普及耕作技術，勸課農桑；二是傳播中原文明，移風易俗，使得過去“戶不聞詩書”的落後山區，呈現出“入耳有絃歌”的文雅之象。
如今，陽山不僅擁有賢令山、韓公祠、韓山書院等眾多相關人文遺蹟，更存有韓愈手書的“鳶飛魚躍”摩崖石刻、《遠覽》詩刻、《千巖表》題字等珍貴文物。這些都是韓愈在陽山致力開化、深受百姓愛戴的鮮活見證。
仗義執言，再遭南貶
韓愈在陽山的積極有為，除了源於百折不撓的個性，更與其鞠躬盡瘁的從政理念密切相關。
韓愈在《圬者王承福傳》中，借圬者（泥瓦匠）之口指出，百官無論官職高低，都應“惟其所能”，竭力做好本職工作。正如器皿的大小形狀不一，是為了各盡其用。若“食焉而怠其事”，光拿俸祿卻不作為，則必有災殃。
在《爭臣論》（又名《諍臣論》）裡，他批評諫議大夫陽城在職五年對朝政國事從不表態，絕非“有道之士”的表現。在他看來，“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身為官員理當“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如不稱職就該被棄用，讓位給擁有真才實幹且願意為國家效力的人。
後來，在《進學解》中他又進一步闡明瞭自己的人才觀：為政者宜以公正廉明為標準任賢選能，量才授官，以達到各適其位之目的；在“俱收並蓄”的同時，還要對其“刮垢磨光”，注重後續的培養和造就。
韓文公祠側的天水園區內，展現韓愈與潮州“唐宋八賢”之一的趙德告別場景的“韓公別趙子”塑像。張鳳珊 攝
《舊唐書》評價韓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寫《爭臣論》時，韓愈尚未出仕，仍是一介布衣書生，卻敢於公開著述抨擊朝中高官，顯示出不懼權貴、仗義執言的非凡膽識。
在國子監任職期間，他有感於當時長安朝野“恥學於師”的陋習，又作《師說》加以批駁，捍衛師道尊嚴，氣壯辭直，如激流出峽，造成極大震動。
事實上，韓愈很早就意識到，“盡言以招人過”（毫不避諱地指責他人過失）可能會惹禍上身，被貶陽山的無妄之災，也讓他清楚地意識到“人情忌殊異，世路多權詐”，但卻並未因此變得“明哲保身”。
806年夏回到長安之後，韓愈歷任國子博士、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時有遷降，浮沉不定。他曾因反對宦官包庇東都洛陽的僧道信徒蔑視法紀、胡作非為，與宦官集團結怨；任河南令時，為阻止地方部隊暗中蓄養兵力、意圖不軌，韓愈又陷入與藩鎮勢力的鬥爭之中。
任史館修撰時，韓愈還曾受命參與編寫《順宗實錄》，因據實記錄德宗、順宗在位時期諸多弊政內幕，“忠良奸佞，莫不備書”，最終朝廷多次下令派人“刊正”。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沉迷佛道的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恭迎佛骨舍利於宮內供養，此舉引得王公士庶趨之若鶩，長安崇佛風潮盛極一時，甚至有民眾為求功德，不惜“廢業破產、燒頂灼臂”。
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作《論佛骨表》，列舉前朝帝王因佞佛而得禍的教訓，痛陳迎佛骨之荒謬，甚至呼籲將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憲宗讀後大怒，險些下令處死韓愈，幸得宰相裴度等大臣說情，乃改判潮州刺史。
利居眾後，責在人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819年正月，韓愈被迫離開長安趕赴潮州。不久，其家眷也被逐出京城，幼女不幸病夭。在經由藍關古道翻越秦嶺時，遇上大雪，他懷著滿腔的悲憤，寫下這首著名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冰天雪地、長路漫漫、萬里飄零，韓愈深深感受到世事的無常與徹骨的寒意；南下途中，他又在《瀧吏》等詩作中描述了漲海連天、毒霧不絕、颶風頻繁、鱷魚出沒等景象，時時膽顫心驚。
此時的韓愈已經步入“五十而知天命”的階段，出現發白齒落的衰老跡象，他做好了來日無多的心理準備；另一方面，他亦不復初至陽山時那般恐慌無措，人格與詩文，皆因慣於風霜而臻於成熟，久經憂患而愈見沉雄。
《舊唐書》本傳載，當年三月底，韓愈甫到潮州，便四處訪農問稼，瞭解民生疾苦。得知鱷魚成災、食民牲畜之後，他於四月在“惡溪”渡口舉行儀式，以一紙《祭鱷魚文》，顯示了驅逐鱷患的決心和厚生愛民的思想。
另據潮州《海陽縣誌》及民間傳說，韓愈曾在當地修堤鑿渠。但他最為人稱頌的，無疑是延師建學、振興文教之功。韓愈在《潮州請置鄉校牒》中提到，自願捐出俸祿，“以給學生廚饌（改善伙食）”。
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孔戣考慮到“州小俸薄”，特別從“送使錢”（接待經費）中，批給韓愈每月五十千的“別給錢”作為生活補貼。韓愈特意獻上一篇《潮州謝孔大夫狀》婉言謝絕，稱身衣口食皆已足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
在韓愈的政令推動及名望感召之下，潮州逐漸文運弘開，禮樂昌隆。據清乾隆年間《潮州府志》，潮州進士及第人數，從唐代寥寥數人增至宋代一百餘人。北宋鹹平年間，潮州通判陳堯佐主持修建了全國首個韓文公祠，又贈給潮州“海濱鄒魯”的美名，被沿用至今。
韓文公祠 潮州市委宣傳部供圖
從宋代開始，潮州人民便把韓愈驅鱷的“惡溪”改稱為“韓江”，他登臨過的“東山”（筆架山）則易名為“韓山”。潮州市內現今還有昌黎路及“昌黎舊治”牌坊等文化地標，在歷代“潮州八景”中，“韓祠橡木”“鱷渡秋風”等都與韓愈有關。
819年十月底，韓愈獲得大赦，移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到任後，繼續施行仁政，大舉贖放奴婢。820年底返回京師，官至吏部侍郎等職。任京兆尹期間，懾於韓愈當年敢燒佛骨的聲威，首都治安井然，物價穩定，六軍整肅。（參見《資治通鑑·唐紀五十九》）
病逝前兩年，韓愈以宣慰史身份，孤身犯險、深入鎮州，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不費一兵一卒，平息兵變。這就是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說他“勇奪三軍之帥”的由來。
韓愈的一生是言說不盡的。他心懷國運蒼生，雖以“退之”為字，卻一次次在逆境中奮發進取、“行且不息”；他的擔當和赤誠未曾在崎嶇的命途上消磨殆盡，反而成為他對抗時運多舛的內心火種，在人生的至暗時刻爆發出耀世之光。
不僅如此，“不平則鳴”的文學主張，與其政治生涯當中刺舉不法、堅決抗爭的勇氣相互呼應；而在潮州，他不計得失、甘於奉獻的清廉品行，正是他在《送窮文》中所言“利居眾後，責在人先”的生動體現。
作為傳統儒家士大夫，韓愈的“救世”之夢，初衷是為了“致君堯舜”，服務於封建統治，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侷限性。對此，我們應當去蕪存菁，取其可貴之處予以弘揚，為今日營造風清氣正的廉潔社會氛圍提供強大的精神助力。
韓愈像 曾亮超 攝
【評說韓愈】
如果從唐朝及以前的文人中推選一名最富有的，《舊唐書》說了，應該是李邕，所謂“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而緊隨其後或與之齊名的，該是韓愈。昌黎先生也是為文“必索潤筆”，他的門生劉義對老師有“諛墓”之譏，知道老師為了錢，給認識不認識的人寫了太多的墓誌銘。
但這充其量只是韓愈的小節，大節比如廉潔問題上他的頭腦就很清醒。其《潮州謝孔大夫狀》可為一例。孔戣以韓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但韓愈覺得家屬還沒來，這地方又沒什麼朋友可招待，自家俸祿已經就夠了，孔戣這些錢“實無所用”，關鍵是：“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這就表明，韓愈對錢雖然看得很重，但對名不正的卻看得很輕，“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如何杜絕官員的貪腐，世世代代議論不休。要貪的無非是錢財，所以“藥方”往往在“俸祿”上打主意。比如明朝宣宗時孔有諒提出過“量增官俸”，以為“重加旌賞”廉潔之士，就可以使“貪者知戒”；英宗時陳泰又提出過“量增祿廩，俾足養廉”，以為厚祿則“貪風自息”。出發點都是要“養廉”，通過“養”來使官員奉公守法。他們的建議都沒有得到採納。不難想見，用在韓愈這種修養很高的人身上，大抵可以行得通，但是換了另外一種人，就只能說是理想化。“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怎樣的厚祿才能滿足如此胃口？
官員廉潔從政，“伸手必被捉”尤其必要；同樣必要的，還有如韓愈這樣對公私界域的把握。公私之間，隔著鴻溝一道。
（原刊載於南方日報2020年3月13日副刊海風版面和南方+客戶端平臺）
閱讀更多 南粵清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