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個兒》：列寧格勒戰後的虛妄新生
文 | 衛叔
評委點評：
巴爾戈夫作為電影節上的俄羅斯作者新星，屬於他的批評與理論文字正在逐步搭建立起，然而對《狹隘》的解讀似乎走向了某種個人情願的“死衚衕”，本文從導演這部詭異而動人的新作《高個兒》入手，重新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機會，再次面對這位有著強烈“地盤”意識和寓言精神且享有豔麗卻哀傷的影像呼吸的青年才俊，系統而全面，讓我們回味起他的上一部電影，也期待起他的下一部電影。（文森特九六）
伊婭是臺破損的機器。頭部機械性抽搐，喉部發出故障的聲音。
影片始於對這臺笨重機器的凝視，列寧格勒戰後的某個冬天，缺油的齒輪開始轉動。
在二戰中患有腦損傷的伊婭，身體伴有痙攣的後遺症。她獨自撫養著前線戰友瑪莎的兒子巴莎，在某次抽搐發病時卻意外釀成了巴莎的死亡。失去生育能力的戰友瑪莎前線歸來，得知這個消息後，陷入了讓伊婭再為她生個孩子的偏執中。而此時的蘇聯，也迫切等待著艱難的新生。
《高個兒》（2019)
巴拉戈夫作為這部影片的導演，對整部電影的語言有著近乎天才的掌控力。電影呈現出同他上一部作品《狹隘》如出一轍的撞色，鮮明的畫面與置景下，搭配的卻是幾乎為零的配樂與放大到近乎畸形的細微聲音。高對比度色塊堆疊呈現的畫面下，常搭配著人物喉部破碎的咯吱聲、吞嚥口水的聲音、被刻意放大的單詞爆破音。巴拉戈夫在接受採訪時曾說：“影片中的土黃色-紅色代表了創傷與死亡，綠色代表了生命①。”環境光營造土黃色的氛圍；醫院的走廊滿是紅色，尼古拉醫生的辦公室卻是綠色；片中的兩個女主更是在出場時就分別穿了標誌性顏色的衣服：伊婭是綠色，瑪莎是紅色。伊婭則成了全片新生的寄託，尼古拉醫生辦公室中綠色的牆壁也暗示著他其後參與的新生，而瑪莎在衝突場面中不斷流出的鼻血也成了創傷的外化。
影片的靈感部分來自於《戰爭中沒有女性》一書，於是，片中對於性別的著墨便成了不可忽視的部分。紅色時期的瑪莎代表著女性身份的丟失，她是被戰爭抹去性別的武器，女性身份如子宮一樣，在戰爭與墮胎中一次次受損直至切除。女澡堂那場戲，本該體現坦誠而原始的母性，卻在瑪莎子宮手術的那道疤出現時變得觸目驚心。直至影片中她唯一一場重拾女性身份的戲——她穿著裁縫的綠裙子轉圈，她的意識中女性的部分才被重新喚起。
《高個兒》（2019)
影片接近尾聲的時候，兩位女主角的代表色產生了交融，外化的是交纏與親吻中兩人身上沾滿的綠色油漆，內化的是死亡與生命在她們對未來的矛盾選擇中掙扎。片尾更是進行了色彩的置換，伊婭穿著紅色的毛衣出現，重複唸叨著那句“我這裡是空的”。她作為擁有子宮的女性，卻在瑪莎期盼的新生中缺席。
而戰爭剝奪的又何止是女性身份，男性身份、肢體、甚至是狗，在戰爭的洗劫中都難以存續。癱瘓的斯焦巴失去了作為男性作為父親的機會，斷肢的士兵在醫院中模仿振翅的鳥。他們問著巴莎：“你知道狗嗎？”而長期在戰後環境長大的巴莎，又怎可能知道這個在戰爭中已經被作為救急物資屠宰的物種。只有這些東西存在的地方，似乎才沒有戰爭的痕跡，正如影片中唯一一個高階層家庭——瑪莎男友莎莎的家裡，才有狗的出現。而瑪莎卻只有帶給兒子巴莎的狗布偶。
《高個兒》（2019)
通過對這些人物的聚焦，不難看出巴拉戈夫是個擅長做減法的人，他描繪的戰後世界幾乎都著墨於人的身上。他將大量鏡頭放置於室內，隔絕大部分以戰後創傷為題材的電影中常出現的斷壁殘垣，哪怕外景也幾乎執著於車廂內的拍攝。影片甚至減去了對整體空間的闡述與對畫面暗部細節的交代，在保有長鏡頭的基礎上將調度做到最小，將明暗對比拉大，人物浸潤著渾濁的室內暖色光，只表演著相對寡言的對手戲。這樣的聚焦與音效上的減法相得益彰，彷彿是一個由身心殘缺的人們所堆砌而成的內部廢墟，形成了一個極具對沖意味的負面環境。微觀視角下的戰後世界，從駭人的聲音到人物或多變或遲緩的情緒，都展現著在死亡籠罩下，戰後世界的無望與詭譎。
正如所有擁有明顯國籍屬性的電影，《高個兒》中的物候無疑是蘇聯獨有的寒冬，影片在風雪與層層外套的裹挾中呈現出某種笨重的質感。影片的名字“高個兒”，俄語中的另一層意思是“笨拙”，再加上海報中失語的主體，無一不指向女主角伊婭。她異於常人的高大體型、拖墜的帽子、行動不便的外套與筒靴，都加重了整部電影的笨重感。毋寧說伊婭是戰後蘇聯的投射——遲緩，帶著顯而易見的故障與傷疤，一臺失修的國家機器。而片中不時出現的以上帝視角描繪的沐浴、性愛甚至死亡，也加深了戰爭作為悲劇內核的宿命感。
《高個兒》（2019)
影片止於兩個女人對虛妄新生的擁抱。瑪莎抱住體內空蕩無物的伊婭，蘇聯也仍懷抱期望，鼓勵孕婦們給自己戰後貧瘠的土地帶來新生。然而聖子已死，新生未至，蘇聯也早已在上世紀末就解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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