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化意為宗教群體與其宗教教義、戒律相矛盾的社會行為。十六國北朝時期佛教僧尼群體開始迅速膨脹並隨之出現一系列俗化現象，這是佛教群體世俗性、社會性的表徵，宗教群體的存在也因此更具生命力，佛寺成為當時北方社 會生活一個新的舞臺。

十六國時期，中土的佛教僧尼群體初見規模，到北朝形成了佔當時北方社會總人口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龐大社會群體。僧尼人口膨脹的同時，僧寺矛盾、生育問題、人口遷徙、人口乾預等一系列問題隨之而產生。展為其俗化歷程奠定了人口基礎。

為了謀求佛教教團的生存和發展，僧尼不斷攫取社會特權。佛教僧尼獲得了以"復除"特權為中心的經濟特權、以僧君關係為軸心的政治宗教特權、以 "僧俗分律而治"為原則的法律特權。

每場佛教暴動都暗含若干種政治訴求，或是護國、護法、護君，或是謀求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或是宗教內部的自我反叛，或是宗教民族衝突，亦或是純粹作亂。佛教暴動實際上是一種宗教群體性事件，是特殊的社會、民族環境下滋生的現象。

一． 俗化的基礎：僧尼人口的發展

佛教僧尼是十六國北朝時期一個重要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的規模很龐大, 其總量峰值一度達到數百萬之巨，超過十六國北朝總人口的1/100此外，這一群體具有很強的流動性，佛教僧尼的移民對當時中國的學術交流、民族融合、南北整合等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最後，面對日益膨脹的佛教人口數量和各種人口問題的出現，激烈的批判與辯護隨之產生，統治者和士大夫集團也開始思考探索如何對待這一特殊宗教群體人口，並嘗試對其施加干預，從而使其倒向有利於國家政權的一邊。

需要說明的是，"佛教僧尼人口"這一概念具有十六國北朝的時代限定性。無論是東晉南朝還是隋唐以降的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其僧尼數現都處於一個很低的數字，因此根本不能構成所謂"佛教僧尼人口"問題，充其量只能稱為"僧尼數量"。

二．俗化的起因：僧尼出家還俗的動因

十六國北朝時期，社會上突然冒出一大批出家僧尼，很有必要探究這一社會現象背後的誘因。學界對這一現象的討論主要是從宏觀角度出發的，探討社會變遷的諸多方面對於宗教群體形成所發揮的歷史作用。基於個案分析的討論也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僧尼出家或還俗更多地是以個案的形式被歷史文獻記錄下來。個體視角能夠發現僧尼出家或還俗的原因遠比想象中要複雜，也更多元。

"出家"所涉及的不單純是佛教僧尼群體的產生問題，出家群體形成過程背後隱藏著的各種誘因也為佛教打上了俗化的烙印。在北方社會特殊的歷史環境下，佛教僧尼異化出一種嚴重的暴力性傾向。教團內個體暴力能劇不斷提高，教團的聚眾能力非凡，最終導致這種暴力傾向由個體演變成為群體行為宜至佛教暴動的發生。

1.寺院僧尼有免除對國家役調的特權

寺院僧尼有免除對國家役調的特權，國家人曰為逃避國家 的役調及租課才投寺為僧尼。何氏的這種解釋與馬克思•韋伯的理論是一致的，韋伯認為農民在受到經濟上的"奴隸化"和"赤貧化"的時候，可能成為宗教的"擔綱者"，我們或可以將這種解釋稱之為"出家群體形成的經濟決定論"。

但具體到十六國北朝的歷史，我們會從各式歷史文獻的記載中發現：這一時期佛教僧尼所享有的豁免賦役的特權是存在疑問的，經濟因素在"出家群體形成"這一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似乎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樣巨大。

2. 皇帝所賜予佛教的恩寵的下降

法國學者謝和耐則提出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為佛教的發展根本上是君主意志的體現。他說："對於僧侶和宗教建築的數字中非常明顯的差異所作出的惟一解釋，只能是政治範疇內的原因：某些皇帝所賜予佛教的恩寵是佛寺和僧侶得以增加的惟一原因，而毀佛又是使之縮減的惟一原因。"

謝氏的論斷是值得商榷的，中國歷史上不乏崇佛的皇帝，讐如南朝的梁武帝對佛教的痴迷超過了古往今來任何一位皇帝，隋唐時期大多數皇帝都是十分崇敬佛教的，其對佛寺的賜予也不一定遜色於十六國北朝的胡族君主們，但其佛教人口始終遠未能達到北朝時數百萬之巨的情形。這恰恰說明，皇帝的賜予不是"出家群體形成"的支配性力量，對於這一問題的探索不能侷限於單純的政治範疇。

3.統治者對民眾宗教信仰的控制力的放鬆

嚴耀中的觀點與謝氏相近，他從統治者對民眾宗教信仰的控制力來解釋這一問題，認為"永嘉之變，司馬南渡，使正統的專制皇權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對民眾的宗教控制都不得不放鬆了"嚴氏的觀點與西晉十六國時代佛教僧尼人口數量的變化是基本吻合的。西晉滅亡後，曾經一度"百官失守釋種無依"氣但與之相反的是隨後僧尼人口卻迅速膨脹，這恰恰說明西晉專制皇權對佛教的發展存在很大抑制作用。

侯旭東總結過王昶、羅振玉、梁啟超、湯用彤等人對於這一問題研究的觀點，將其歸納為"社會動亂之痛苦"，同時他本人又提出"十六國北朝時期戰亂對佛教發展的作用是局部的，不應估計過高。

佛教之所以影響日盛，更主要的是其說教對民眾具有吸引力"侯旭東的觀點是具有開拓性的，無論"經濟決定論"還是"社會動亂之痛苦"都是從宏觀社會尋找"出家群體形成"的原因，而侯氏將目光轉向佛教自身，從佛教對民眾的吸引力若手去思考這一問題。

這種"吸引力"與本文所討論的佛教"俗化"是密切相關的，很難想象如果佛教傳入中土之後仍完全按照南亞模式，或完全按照戒律規定，其在中土是很難爭取到那麼多民眾加入的。正是佛教的"俗化"使其生命力倍增，也是其能夠對民眾產生"吸引力"的一個內因。

關於佛教群體產生的原因一直是學術界的聚訟之所，筆者也無力提出任何新的觀點，但仍不惜篇幅追述各家之觀點，為了展示一個與本文主題相關的問中土佛教的俗化過程是從出家群體形成之時便悄然開始的，上述各家所論之原因皆已超過宗教精神其自身，在民眾出家向佛教靠攏的同時，佛教也加快步伐向民眾靠攏。

4. 僧尼的宗教政治特權過大

從佛教僧尼與胡族君主的關係這一角度來認識僧眾所具有的政治特權，德高望重的佛教僧尼憑藉其特殊的身份、才能與世俗君主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這裡所要討論"僧君關係"不是宏觀意義上的政教關係，而是微觀層面僧尼與十六國北朝胡族君主之間的一種私人關係。高僧們效力於君主，通過操持各類皇家事務以維持這種特殊的人際關係並攫取一定的政治特權，在這一過程中佛教高僧們的身份又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三．結語

既然，筆者對於僧尼群體的俗化這一現象是基於"若干問題"的形式展開討論的，那麼，問題的結論首先應當是"若干"形式的：如果說僧尼群體的俗化是一個社會學質變現象的話，那麼群體人口的擴張無疑是這一質變背後的鼠變準備階段。

佛教於中國的漢朝時期傳入，此後三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它一直是以極少數文化精英為社會載體的貴族宗教，中土內外的高僧、諸侯王、地方軍閥、士大夫是佛教的軸心信徒。在這一階段，佛教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宗教信仰和哲學範疇，佛教徒也是徜徉在釋教精神海洋中的拜慕者。

五胡時代的到來宣告這一群體模式的改變，草原胡族成為佛教的追奉者和衛道人，這使得

歷史驚人地相似，公元4世紀，羅馬的君士坦丁大帝和後趙天王石虎不約而同地給予東西方兩大宗教合法存在的地位，這一世紀成為世界宗教浪潮的第一個高峰宗教從神聖的殿堂跌入尋常百姓家，佛教從此不止於一種信仰、一種哲學，而是泛化為一種社會習俗和生活方式。

出家群體量變的背後又是民眾宗教選擇動機的變化。我們有理由相信早期的文化精英是出於宗教信仰而皈依佛教的，但廣大普通民眾的加入促使宗教選擇向非信仰性因素傾斜。尋求社會庇護、耽於宗教歡愉成為越來越多佛教信徒 、加入的理由，俗化的進程從宗教入口處便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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