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花園舊事
文丨何申
民園小學
一覺醒來，人已到黃家花園。
不論家搬到哪兒，書是必須唸的。1959年9月1日，又一新學期，我轉學進民園小學，後改名長沙路小學，讀二年級。坐在教室裡，別的課還行，上音樂課，發愣——1234567，怎麼能唱出來？在南馬路小學，老師壓根兒就沒教過。
傻子過年瞧鄰居。好在不是獨唱，隨大流濫竽充數，幾遍下來卻也就會了。隨後我漸漸發現，我的樂感還相當不錯呢，一首歌聽上兩三遍，就能大概其哼下來，只是詞兒是什麼，得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大慶，節前一派喜氣洋洋，成都道當中有綠色的花草隔離帶和路燈，兩旁人行道樹幹下半部刷得雪白，公共汽車是意大利的菲亞特，短鼻胖肚，大甲殼蟲般慢悠悠從體育館那邊開來，曙光電影院前有一站，彆著急，買根小豆冰棍慢慢嗍囉著等車。
我爸在“渤海”（無線電廠）上班，早走晚歸。四姐念高中，五姐和我一個學校，她上五年級，暗中監視也護衛著我。沒事，我不打架，就是上課愛說話，紀律差點，常被老師留校，讓我媽來接。我媽小腳，我心疼她，能老實兩天，然後又犯，再留，再接。
我嗓門兒大，進了合唱隊，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讓我唱二部。唱一部“接班人”調兒往上揚，唱二部往下，“班”要唱成“板”，太彆扭，好多同學一唱就隨一部調兒走了。我們有幾個行的，能跟大部隊擰著來，當然也是按歌譜唱，後來發現，多是不怎麼遵守紀律的，不像正經好接班人。
學校男音樂老師笛子吹得好，組隊時想找些男生學，然後一個一個吹，全班就我一個人被選中。到我三年級時，長沙路小學笛子隊就挺出名了，我還是骨幹，到處去演出。全校搞活動，都列隊站著，我獨自遊蕩，新來的女輔導員大怒，喊你幹嗎去！我從懷裡掏出笛子，瞥她一眼說我有節目，把她弄個燒雞大窩脖。那時也辦課外班，一月五毛錢，女輔導員希望參加的人多，特別是功課好的。我功課好，但就是不去。後來她來家訪，對我也友善，只好去參加。轉年夏末她要去北京讀書，還帶著我們四個同學去水上公園划船。她家住在潼關道，臨告別時，她和女同學流了眼淚，我雖沒流淚，但鼻子也發酸。回來上趟潼關道大廁所，臭烘烘，出來鼻子不酸了，挺後悔，才生出些柔情給燻沒了。
那時民園體育場跑道鋪爐灰渣子，下雨天不起泥。夏天，我們一早先去那玩一陣再上學。看臺是水泥的，中午曬熱，燙屁股。搞大型活動，坐看臺上組字：一人手裡有幾塊彩色紙板，聽下面指揮：一聲哨，舉什麼顏色，又一聲哨，再舉什麼顏色的。不能走神，更不能亂動，都說組出的字很好看，但我們看不見。一坐就是半天，也不墊什麼，胖子還行，瘦子硌得尾巴骨疼。
現在民園體育場建成歐式風格，踢不了足球了，但能暴走。前年我回天津去了，那有我外甥女開的西餐廳，吃著我叫不出名的牛排和洋酒什麼的，往窗外抬頭一瞅，我眼裡還是藍天下一圈白灰色的看臺，四角有照明燈，主席臺是上翹的天棚。我們在看臺上組字，中午讓帶吃的，最好的是那種老麵包，甜中有點酸口。不許帶水，那麼多人，不能上廁所，憋死啦。
牆子河邊
我家住在長沙路26號，往十六中走，有長沙橋，左右就是牆子河。後來牆子河消失，變成今天非常繁華的南京路。當初的南京路不行，只是牆子河旁很偏僻的一條窄路，隨著河走，彎道多，跑三路公交車，晚上路燈暗，岸樹密。和南京路隔岸相對的是上海道，地勢高，有住戶，如臨河人家。
牆子河水是後來臭的，原來河水清亮過。從營口橋至湖北橋這一段，從南京路那邊看是地上河，堤岸高高，樹木茂密，景緻很美。我們主要在濱江橋至山西橋這一段玩，用彈弓打鳥，粘蜻蜓，隔河開仗，扔土坷垃，找石片打水漂，打好能嗖嗖嗖飛到對岸。春柳依依，夏日蔭涼，秋林夕陽，冬雪冰霜，今天的年輕人很難想象，當初還曾有過這麼一道風景線。
也不總在河堤上，周邊還有好玩的地方。濱江橋對面有人造冰廠，夏天倍兒熱，大塊的白冰從窗口唰地一下滑出來，冒白氣，工人用鐵鉤一鉤，“叭”一聲落地，砸出不少碎冰塊兒。讓小孩們撿，撿起來啃，梆硬，到嘴裡得含著，不能硬嚼，崩牙。那冰吃了不鬧肚子，可直接做刨冰賣。刨冰我愛吃澆山楂汁，酸甜，吃到最後剩下冰水渣，喝急了會腦瓜仁疼，得一點點兒來。
牆子河上的橋名同道名，好記。營口道營口橋、長沙路長沙橋，還有山西橋、河北橋、湖北橋，等等，都是一個造型，單孔，水泥結構，堅實厚重美觀。橋護欄也是水泥的，下面一溜圓柱，人鑽不過去。那時孩子都淘得不行，講究從橋外走，顯英雄。外邊有半尺多寬的沿兒，人家嗖嗖就走過去，我鼓足勇氣，到了橋中央，不行了，英雄不好當，手抱著圓柱，一點點挪過去。還是從橋上走安全，後來上語文課念“人間正道是滄桑”，我成心念成“人間正道是橋上”，引得全班都樂，被更正後還問滄桑是嘛，老師來氣了說你掉橋下就滄桑了。我說你得比我先滄桑。我大姐在區委，校長跟她熟識，所以我不怎麼怕老師。
“瓜菜代”年代，牆子河邊一早一晚是“黑市”，就是自由市場，價格雖貴，但能買到些商店買不到的東西，人還不少。記憶最深的，是見到炸荷包蛋的，從油鍋裡往外一撈，金黃色，噴噴香，我心想什麼時候能管夠造一碗呀，一碗起碼裝十幾個吧。實際上，我沒那麼大能耐。星期天去二姐家，他們住在小白樓，我走西安道到成都橋，然後走河堤到湖北橋下來，路過公安醫院，到浙江路他們家市委家屬大樓。那天，二姐夫弄了些奶油來烙餅，要說那是太好吃的東西了，我也吃兩口就夠了。我愛吃什麼？我愛吃大米飯、炒土豆片。小時候，有一陣除了這飯別的什麼都不吃。
順著牆子河能一直走到海河邊，但有些地方不好走得繞過去。牆子河入海河處有個閘，總關著，海河水位高，若開閘牆子河就灌簍兒了，說不定要淹了哪裡。所以，牆子河那點可憐的水只能自己漚著，加上生活汙水，日久天長，沒個不變質。
應該是1967年春天，我還參加過挖牆子河的工程。我們班挖長沙橋下面，燻死人了。不過也有樂趣，挖出過二十多塊現大洋，上面有袁大頭像，有同學還假裝明白吹吹放耳邊聽，我也聽，沒聲，光臭。還挖出一小箱瓷碟瓷碗，上面繪有花鳥，漂亮，用布包著，一點都沒碎。不用說，都是頭年抄家最厲害時，有人害怕扔的。大家說注意呀，挖到有鐵瓷聲響就有好東西。突然就有了鐵音，裹著泥被搬到岸邊，人們都圍上去看，用水衝，沖沖看清了，人全跑了，竟然是炮彈——迫擊炮彈！跟電影裡的一模一樣。
西安道上
西安道的繁華是從文化教育開始的：西安道“一小”把著路口，斜對面還有“二小”，由此往東，吃的用的玩的看的一應俱全。現今有介紹“五大道”的把這一片都囊入，不準確。即便我家住長沙路，要去西安道與山西路交口一帶買東西，也說去黃家花園，黃家花園主要指那一片。當時“五大道”就是居住區，安靜，但買東西出門坐車，都不如黃家花園方便。
西安道第一小學那座小洋樓二層，兩邊各有一高亭，很好看。我在我家三樓房頂放風箏，隔老遠風箏就曾掛在那上頭。“一小”後來給拆了，太可惜。還有旁邊的臨河裡，也沒了。臨河裡是一溜連體小別墅，路口有家小人書鋪，我經常去。店主老頭死摳兒，二分錢一本，就讓看一遍。那也有法兒，快看完，假裝失手掉地上，撿起來從頭再看。
最裡邊的一幢二樓，是我同學王維的家。王維與唐代大詩人同名，有一陣，學習小組設在他家，我天天去。王維人聰明，愛咬手指甲，愛顯擺，上學路上對面有條狗，他對我說那狗他熟，我說你能叫來嗎？他說沒問題，就喊“倍兒掐、倍兒掐”，那狗“嗖”的一聲就躥過來，王維害怕了撒腿就跑，狗在後面攆。到學校一看，王維好慘，膝蓋都摔出血來了。王維說，我是不是有點葉公好龍？我說是好狗。
西安道上有一家糧店，買糧食如同戰鬥，不說了。旁邊早點鋪“五滿意”是我光顧最勤的地方，上初中，每天早上都去那喝豆腐腦，跟師傅說笑，希望多給淋點麻醬。不管用，還是小竹片一蘸，淋一下。那也沒法，趕緊找地方就著窩頭、饅頭喝，人多時就站著吃。回家，我媽讓我去對面“合社”打麻醬。“合社”即“合作社”，其實就是副食店，公私合營後的新稱謂。“合社”，有時代感，又有天津話特色，“吃”了中間的“作”字。打完麻醬端著往家走，用一個手指頭往碗裡抹一圈麻醬，往嘴裡一嗍。再來一下，看看也不見少啊，再來一下、再來一下，到家我媽就樂了，她願意讓我吃，只是囑咐說，別喝涼水，容易拉稀。
還有個委託店，櫃檯裡的手錶呀鐲子呀望遠鏡呀，都是稀罕物。最裡面有櫃檯收購，一個胖子沉著臉不笑，敢情，來這兒的都是缺錢的，你笑，嘛意思，我手頭緊你高興呀？棺材鋪不說再見，委託店認物不認人。我從小就幹大人的活兒，我媽拿出一個皮筒子，雪白，正宗羊羔麥穗，讓我去賣。我一個小孩，抱著走進去，旁人直瞅。胖子用手抓一把，捻一下，翻過瞅瞅裡子，說六十塊賣不？我說賣。回家交上，我媽拿出五塊：去合社買肉，咱燉肉。我爸掙錢，我媽管錢，但她不親自花錢，買日用品是四姐去，吃的歸我去買。五姐從小老實乖巧，我媽捨不得支使她。我膽大，有勁，能擠，敢說話，連買藥都是我去。黃家花園有家藥鋪，給我媽買牛黃上清丸、給我爸買正痛片，雙魚牌的正痛片總買不著。
山西路上有個小百貨公司，一般買鞋帽、扯布都去那兒，不去勸業場。這家店是由好幾間臨街房子組成，裡面一溜很長，就一個收款臺居高臨下，用鐵絲夾板傳送。這邊售貨員收錢開票，夾牢，伸胳膊猛地一推一甩，夾板“嗖”地就飛過去，那邊找錢蓋戳，“嗖”地又飛回來。我特愛看，心想這要是人在上面多有意思。多年後，我在旅遊景點坐纜車，不由得就想起在頭上飛來飛去的那個夾錢的小夾板。
西安道走到頭兒，有個洋式圓茅房，孤零零地獨立路中間。得佩服外國人，誰家也不願意挨著廁所，索性就誰都不挨。隔著不遠就是糕點店，一點也不受影響。後來圓茅房拆了挪了，跟糕點店做鄰居。後來有一天，看見一老同學從廁所出來，直接進店指著問：介（這）個多少錢一斤，來半斤。出來拿一塊就吃，還說著：好香。我說，你該先買，進去再吃，更香。他認出了我，笑道，該香，在哪吃都香，你也來塊？
三十四中
我上小學時功課特別好，這可不是吹，有兩件事為證：六年級期中考試，全班平均分過九十的才十幾個人，我九十七點五，名列前五；後半學期四個班打散，分快中慢三個班，我們班只有兩個男生進快班，其中就有我。按我的學習成績，考男一中、十六中（耀華）應該沒問題。我報的是男一中，一公佈，變成三十四中。那時也不公佈考分，讓去哪兒就得去哪兒。
後來我有點弄明白：“文革”開始，我們班五十六人，才出了一個紅衛兵。整個三十四中初中年級，正宗紅五類出身的可能都沒有幾個。而我認識一小孩，比我低一年級，他們家才隨他爸的部隊從鄉下搬來，他的功課很一般，但就上了一中。那時已經講階級鬥爭，講出身了，是不是招生也有這個因素？三十四中如此扎堆，我估計有，但也是我的瞎猜而已。
話說回來，來到三十四中，我一下子就喜歡上這學校了。這座據說是原曹錕的公館，後來整個給拆光了，應該是城市建築遺存的一大損失。從單個建築講，五大道任何一套房院，其規模可能都比不上這裡。你想呀，三十四中有初中高中六個年級，每年級高中四個班，初中八個班，每班一個教室，有辦公室、圖書館、實驗室、音樂室、衛生室，還有食堂、勤工儉學的小工廠，那得有多少房子呀！若保存至今，必是一個旅遊景點無疑，也填補了五大道多數建築，只宜外觀不宜入內的缺憾。
三十四中不像有的學校操場、教學樓清清楚楚，這裡環環相連，曲徑通幽，前樓連後樓接側樓，還有大小地下室，陰森森的，約倆人乍著膽子進去一探究竟，很過癮。再就是這學校沒有大操場，能打籃球、排球，踢足球卻不可能。但長廊庭院多，特別適合幾個人貓在哪裡神侃一氣。我對此極有興趣，為此，就要多看書以不斷增添自己的說話資本。那時，課堂上學的東西已遠遠不能滿足我的需求，我想盡辦法找中外小說閱讀，有一陣，看凡爾納的科幻小說都入了迷，什麼《氣球上的五星期》《海底兩萬裡》，上課常走神兒，不由自主就想到天上海里。音樂教室在地下室，光線暗，是那種帶半個寫字板的連體椅，我特願意去，坐下，聽老師彈琴，腦袋躺在椅背上，眼睛瞅窗外，隔壁是河北路小學，能看到教室一溜房簷，高低不平，那陣正看《三國演義》，腦裡就想象那高低處，應該是關雲長過五關呢，還是趙子龍的長坂坡呢。音樂中的想象太美好，老師教的什麼歌，不知道。
上中學遇見一位好班主任，夏老師，女，蘇州人，教英語。從她小女兒在我們學校上高一，可推測當時她有四十五六歲吧。夏老師氣質高雅，教學認真，對我們既嚴肅又和藹。漸漸地，心浮氣躁的我也變得安靜了。那時，各低年級班都請一位高中生當輔導員，夏老師請來一名叫陳家傲的高中生。他往講臺上一站，一米八的個子，濃眉大眼，寬寬肩膀，文質彬彬，教我們唱《我愛藍色的海洋》，一下子就把我們征服了。
隨後就聽說夏老師特別喜歡陳家傲，有意讓他做未來的女婿。我們去前樓偷看夏老師的女兒，嬌小玲瓏，清純無比，然後就起鬨，陳家傲微微一笑也不說什麼。但那一笑太迷人，我們男生都被他迷住了，何況是女生。
陳家傲是六六屆老高三。當時運動才起來，聽說他家就被抄了，是資本家。但見到他時，他總是那麼沉著平靜，不卑不亢，1969年年初，去黑龍江兵團的回津探親，我看見他穿著一身灰色兵團棉裝在學校裡露過面，以後就再沒有看見過。
三十四中校慶時我回去過，見到了夏老師。夏老師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這回我流淚了。夏老師的兒子陪著她。我們同學中也不知是誰提起陳家傲，她兒子小聲說：他們倆沒成。這當中是應該有故事的，但卻無從知曉，我深感遺憾。
照全家福
從山西路往曙光影院走，路右邊有家新華書店，緊挨著的是赤峰照相館，1964年10月1日，我們全家人在那裡照了一張全家福，老少一共17口人。“文革”中，多虧大姐她們偷偷保存下來這張照片，留到現在，對我們來說很珍貴，僅此一張。
那天按慣例都到我家。那時，大姐、二姐、三姐都成家在外，四姐即將結婚，五姐上技校住校，我正上初一。吃完中午飯，有人提議去照全家福，全家人都喊著同意。我更願意，因為剛發了三十四中校徽，所以照相時我儘量往外挪，以便露出胸前的校徽，但還是讓我外甥的耳朵擋住了一半。
我們家是從東北過來的，在天津除了我這些姐夫，沒旁的親戚。我大姐和大姐夫都在和平區委工作，大姐夫是上海人。二姐二姐夫在天津市委工作，二姐剛調到市文化局。三姐三姐夫在天津工學院，三姐夫原籍東北，教俄語。四姐在服裝廠，四姐夫在天津市博物館，他是二姐夫的親弟弟。五姐那個中專技校是我爸讓唸的，我爸有個徒弟是那裡畢業的，結果把我五姐坑了。那是一座部委的學校，面向全國的兵工廠，一畢業就把五姐分到了江西大山裡，可把我媽心疼壞了。其實，她要是上高中，最不濟也就是和我一樣插隊，沒準我們姐兒倆一塊兒走，她肯定能迴天津。現在落戶江南，只能夢中思念津門。
話說回來，那天在赤峰照相館，站排時，心情高興，我二姐、三姐忽然就樂起來，大家說憋著別樂，壞了，越憋越憋不住，撲哧，又咯咯笑，弄得沒法照相，後來連二姐夫都急了，結果是相片上的他眼角嘴角都朝下使勁，生氣的樣子還沒緩過來。其實，那天我也有點意見，按說我應該跟我爸媽坐頭排，但我爸讓五姐坐他身邊，沒我的份兒。我媽這邊是她的心肝外孫，也沒我的份兒。後來我想我爸可能有點後悔：五姐那學校管理太嚴，我們去看望，不讓出來，隔著大門說幾句話就被喊走。當時，三姐、四姐就哭，回家一學說我媽也跟著抹眼淚，我喊要是我我就不在那裡唸書了。我爸嘆口氣不吭聲，然後就頭疼，嘎嘎地嚼正痛片。
別跑題。我和大姐、二姐她們站一排，倒也沒什麼說的，但照相師傅給她們一些腳墊，卻不給我，結果我比她們就矮了半頭。我估計，他一準把我和我那些外甥當成一輩的了。
不管怎麼說，這張照片無論從整體佈局，還是人的神態，都是非常好的。我外孫今年上高中，我跟他說我的哪些書將來你可以賣，但這照片你得留著，你姥爺走到今天不容易。外孫問他們呢？我說也不容易、更不容易。
我爸那年五十七歲，我媽五十六歲，身體都不錯。我爸是廠裡新產品試驗小組組長，八級鉗工，他主動讓出半級。他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起早貪黑地搞新產品，很有些名氣。我大姐隨後去吳家窯小學當校長。二姐夫也被提拔到團市委。三姐夫已在一個系裡當領導……最不濟的我，也改了性情，紀律也不錯，還屢受老師表揚。
一切看上去那麼美好，每天早上迎著黃家花園前方的朝陽去上學，我感覺就像一隻要展翅高飛的小鳥！但風雲突變，運動來了，“四清”過後，“文革”又到，黃家花園和五大道一樣，率先成為“掃四舊”和抄家的重點。
…………
1969年3月9日，正月十一。早上四點多鐘，我媽起來給我煮了一大碗掛麵，放了很多肉末。我吃了半碗就吃不下去了，下樓出發。我爸和四姐夫各騎一輛自行車，四姐夫帶著我，我爸帶兜子，他們送我去東站。火車是六點零一分開，奔秦皇島，再出長城到塞北——那是我插隊的地方。
街上靜靜的，天幕昏暗，寒星閃閃，北風捲動著破爛的大字報，發出嘩啦啦的聲音。我暗暗地說：再見了，我的民園；再見了，我的牆子河；再見了，我的黃家花園……
一一選自《散文海外版》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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