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花园旧事
文丨何申
民园小学
一觉醒来，人已到黄家花园。
不论家搬到哪儿，书是必须念的。1959年9月1日，又一新学期，我转学进民园小学，后改名长沙路小学，读二年级。坐在教室里，别的课还行，上音乐课，发愣——1234567，怎么能唱出来？在南马路小学，老师压根儿就没教过。
傻子过年瞧邻居。好在不是独唱，随大流滥竽充数，几遍下来却也就会了。随后我渐渐发现，我的乐感还相当不错呢，一首歌听上两三遍，就能大概其哼下来，只是词儿是什么，得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节前一派喜气洋洋，成都道当中有绿色的花草隔离带和路灯，两旁人行道树干下半部刷得雪白，公共汽车是意大利的菲亚特，短鼻胖肚，大甲壳虫般慢悠悠从体育馆那边开来，曙光电影院前有一站，别着急，买根小豆冰棍慢慢嗍啰着等车。
我爸在“渤海”（无线电厂）上班，早走晚归。四姐念高中，五姐和我一个学校，她上五年级，暗中监视也护卫着我。没事，我不打架，就是上课爱说话，纪律差点，常被老师留校，让我妈来接。我妈小脚，我心疼她，能老实两天，然后又犯，再留，再接。
我嗓门儿大，进了合唱队，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唱二部。唱一部“接班人”调儿往上扬，唱二部往下，“班”要唱成“板”，太别扭，好多同学一唱就随一部调儿走了。我们有几个行的，能跟大部队拧着来，当然也是按歌谱唱，后来发现，多是不怎么遵守纪律的，不像正经好接班人。
学校男音乐老师笛子吹得好，组队时想找些男生学，然后一个一个吹，全班就我一个人被选中。到我三年级时，长沙路小学笛子队就挺出名了，我还是骨干，到处去演出。全校搞活动，都列队站着，我独自游荡，新来的女辅导员大怒，喊你干吗去！我从怀里掏出笛子，瞥她一眼说我有节目，把她弄个烧鸡大窝脖。那时也办课外班，一月五毛钱，女辅导员希望参加的人多，特别是功课好的。我功课好，但就是不去。后来她来家访，对我也友善，只好去参加。转年夏末她要去北京读书，还带着我们四个同学去水上公园划船。她家住在潼关道，临告别时，她和女同学流了眼泪，我虽没流泪，但鼻子也发酸。回来上趟潼关道大厕所，臭烘烘，出来鼻子不酸了，挺后悔，才生出些柔情给熏没了。
那时民园体育场跑道铺炉灰渣子，下雨天不起泥。夏天，我们一早先去那玩一阵再上学。看台是水泥的，中午晒热，烫屁股。搞大型活动，坐看台上组字：一人手里有几块彩色纸板，听下面指挥：一声哨，举什么颜色，又一声哨，再举什么颜色的。不能走神，更不能乱动，都说组出的字很好看，但我们看不见。一坐就是半天，也不垫什么，胖子还行，瘦子硌得尾巴骨疼。
现在民园体育场建成欧式风格，踢不了足球了，但能暴走。前年我回天津去了，那有我外甥女开的西餐厅，吃着我叫不出名的牛排和洋酒什么的，往窗外抬头一瞅，我眼里还是蓝天下一圈白灰色的看台，四角有照明灯，主席台是上翘的天棚。我们在看台上组字，中午让带吃的，最好的是那种老面包，甜中有点酸口。不许带水，那么多人，不能上厕所，憋死啦。
墙子河边
我家住在长沙路26号，往十六中走，有长沙桥，左右就是墙子河。后来墙子河消失，变成今天非常繁华的南京路。当初的南京路不行，只是墙子河旁很偏僻的一条窄路，随着河走，弯道多，跑三路公交车，晚上路灯暗，岸树密。和南京路隔岸相对的是上海道，地势高，有住户，如临河人家。
墙子河水是后来臭的，原来河水清亮过。从营口桥至湖北桥这一段，从南京路那边看是地上河，堤岸高高，树木茂密，景致很美。我们主要在滨江桥至山西桥这一段玩，用弹弓打鸟，粘蜻蜓，隔河开仗，扔土坷垃，找石片打水漂，打好能嗖嗖嗖飞到对岸。春柳依依，夏日荫凉，秋林夕阳，冬雪冰霜，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初还曾有过这么一道风景线。
也不总在河堤上，周边还有好玩的地方。滨江桥对面有人造冰厂，夏天倍儿热，大块的白冰从窗口唰地一下滑出来，冒白气，工人用铁钩一钩，“叭”一声落地，砸出不少碎冰块儿。让小孩们捡，捡起来啃，梆硬，到嘴里得含着，不能硬嚼，崩牙。那冰吃了不闹肚子，可直接做刨冰卖。刨冰我爱吃浇山楂汁，酸甜，吃到最后剩下冰水渣，喝急了会脑瓜仁疼，得一点点儿来。
墙子河上的桥名同道名，好记。营口道营口桥、长沙路长沙桥，还有山西桥、河北桥、湖北桥，等等，都是一个造型，单孔，水泥结构，坚实厚重美观。桥护栏也是水泥的，下面一溜圆柱，人钻不过去。那时孩子都淘得不行，讲究从桥外走，显英雄。外边有半尺多宽的沿儿，人家嗖嗖就走过去，我鼓足勇气，到了桥中央，不行了，英雄不好当，手抱着圆柱，一点点挪过去。还是从桥上走安全，后来上语文课念“人间正道是沧桑”，我成心念成“人间正道是桥上”，引得全班都乐，被更正后还问沧桑是嘛，老师来气了说你掉桥下就沧桑了。我说你得比我先沧桑。我大姐在区委，校长跟她熟识，所以我不怎么怕老师。
“瓜菜代”年代，墙子河边一早一晚是“黑市”，就是自由市场，价格虽贵，但能买到些商店买不到的东西，人还不少。记忆最深的，是见到炸荷包蛋的，从油锅里往外一捞，金黄色，喷喷香，我心想什么时候能管够造一碗呀，一碗起码装十几个吧。实际上，我没那么大能耐。星期天去二姐家，他们住在小白楼，我走西安道到成都桥，然后走河堤到湖北桥下来，路过公安医院，到浙江路他们家市委家属大楼。那天，二姐夫弄了些奶油来烙饼，要说那是太好吃的东西了，我也吃两口就够了。我爱吃什么？我爱吃大米饭、炒土豆片。小时候，有一阵除了这饭别的什么都不吃。
顺着墙子河能一直走到海河边，但有些地方不好走得绕过去。墙子河入海河处有个闸，总关着，海河水位高，若开闸墙子河就灌篓儿了，说不定要淹了哪里。所以，墙子河那点可怜的水只能自己沤着，加上生活污水，日久天长，没个不变质。
应该是1967年春天，我还参加过挖墙子河的工程。我们班挖长沙桥下面，熏死人了。不过也有乐趣，挖出过二十多块现大洋，上面有袁大头像，有同学还假装明白吹吹放耳边听，我也听，没声，光臭。还挖出一小箱瓷碟瓷碗，上面绘有花鸟，漂亮，用布包着，一点都没碎。不用说，都是头年抄家最厉害时，有人害怕扔的。大家说注意呀，挖到有铁瓷声响就有好东西。突然就有了铁音，裹着泥被搬到岸边，人们都围上去看，用水冲，冲冲看清了，人全跑了，竟然是炮弹——迫击炮弹！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
西安道上
西安道的繁华是从文化教育开始的：西安道“一小”把着路口，斜对面还有“二小”，由此往东，吃的用的玩的看的一应俱全。现今有介绍“五大道”的把这一片都囊入，不准确。即便我家住长沙路，要去西安道与山西路交口一带买东西，也说去黄家花园，黄家花园主要指那一片。当时“五大道”就是居住区，安静，但买东西出门坐车，都不如黄家花园方便。
西安道第一小学那座小洋楼二层，两边各有一高亭，很好看。我在我家三楼房顶放风筝，隔老远风筝就曾挂在那上头。“一小”后来给拆了，太可惜。还有旁边的临河里，也没了。临河里是一溜连体小别墅，路口有家小人书铺，我经常去。店主老头死抠儿，二分钱一本，就让看一遍。那也有法儿，快看完，假装失手掉地上，捡起来从头再看。
最里边的一幢二楼，是我同学王维的家。王维与唐代大诗人同名，有一阵，学习小组设在他家，我天天去。王维人聪明，爱咬手指甲，爱显摆，上学路上对面有条狗，他对我说那狗他熟，我说你能叫来吗？他说没问题，就喊“倍儿掐、倍儿掐”，那狗“嗖”的一声就蹿过来，王维害怕了撒腿就跑，狗在后面撵。到学校一看，王维好惨，膝盖都摔出血来了。王维说，我是不是有点叶公好龙？我说是好狗。
西安道上有一家粮店，买粮食如同战斗，不说了。旁边早点铺“五满意”是我光顾最勤的地方，上初中，每天早上都去那喝豆腐脑，跟师傅说笑，希望多给淋点麻酱。不管用，还是小竹片一蘸，淋一下。那也没法，赶紧找地方就着窝头、馒头喝，人多时就站着吃。回家，我妈让我去对面“合社”打麻酱。“合社”即“合作社”，其实就是副食店，公私合营后的新称谓。“合社”，有时代感，又有天津话特色，“吃”了中间的“作”字。打完麻酱端着往家走，用一个手指头往碗里抹一圈麻酱，往嘴里一嗍。再来一下，看看也不见少啊，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到家我妈就乐了，她愿意让我吃，只是嘱咐说，别喝凉水，容易拉稀。
还有个委托店，柜台里的手表呀镯子呀望远镜呀，都是稀罕物。最里面有柜台收购，一个胖子沉着脸不笑，敢情，来这儿的都是缺钱的，你笑，嘛意思，我手头紧你高兴呀？棺材铺不说再见，委托店认物不认人。我从小就干大人的活儿，我妈拿出一个皮筒子，雪白，正宗羊羔麦穗，让我去卖。我一个小孩，抱着走进去，旁人直瞅。胖子用手抓一把，捻一下，翻过瞅瞅里子，说六十块卖不？我说卖。回家交上，我妈拿出五块：去合社买肉，咱炖肉。我爸挣钱，我妈管钱，但她不亲自花钱，买日用品是四姐去，吃的归我去买。五姐从小老实乖巧，我妈舍不得支使她。我胆大，有劲，能挤，敢说话，连买药都是我去。黄家花园有家药铺，给我妈买牛黄上清丸、给我爸买正痛片，双鱼牌的正痛片总买不着。
山西路上有个小百货公司，一般买鞋帽、扯布都去那儿，不去劝业场。这家店是由好几间临街房子组成，里面一溜很长，就一个收款台居高临下，用铁丝夹板传送。这边售货员收钱开票，夹牢，伸胳膊猛地一推一甩，夹板“嗖”地就飞过去，那边找钱盖戳，“嗖”地又飞回来。我特爱看，心想这要是人在上面多有意思。多年后，我在旅游景点坐缆车，不由得就想起在头上飞来飞去的那个夹钱的小夹板。
西安道走到头儿，有个洋式圆茅房，孤零零地独立路中间。得佩服外国人，谁家也不愿意挨着厕所，索性就谁都不挨。隔着不远就是糕点店，一点也不受影响。后来圆茅房拆了挪了，跟糕点店做邻居。后来有一天，看见一老同学从厕所出来，直接进店指着问：介（这）个多少钱一斤，来半斤。出来拿一块就吃，还说着：好香。我说，你该先买，进去再吃，更香。他认出了我，笑道，该香，在哪吃都香，你也来块？
三十四中
我上小学时功课特别好，这可不是吹，有两件事为证：六年级期中考试，全班平均分过九十的才十几个人，我九十七点五，名列前五；后半学期四个班打散，分快中慢三个班，我们班只有两个男生进快班，其中就有我。按我的学习成绩，考男一中、十六中（耀华）应该没问题。我报的是男一中，一公布，变成三十四中。那时也不公布考分，让去哪儿就得去哪儿。
后来我有点弄明白：“文革”开始，我们班五十六人，才出了一个红卫兵。整个三十四中初中年级，正宗红五类出身的可能都没有几个。而我认识一小孩，比我低一年级，他们家才随他爸的部队从乡下搬来，他的功课很一般，但就上了一中。那时已经讲阶级斗争，讲出身了，是不是招生也有这个因素？三十四中如此扎堆，我估计有，但也是我的瞎猜而已。
话说回来，来到三十四中，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学校了。这座据说是原曹锟的公馆，后来整个给拆光了，应该是城市建筑遗存的一大损失。从单个建筑讲，五大道任何一套房院，其规模可能都比不上这里。你想呀，三十四中有初中高中六个年级，每年级高中四个班，初中八个班，每班一个教室，有办公室、图书馆、实验室、音乐室、卫生室，还有食堂、勤工俭学的小工厂，那得有多少房子呀！若保存至今，必是一个旅游景点无疑，也填补了五大道多数建筑，只宜外观不宜入内的缺憾。
三十四中不像有的学校操场、教学楼清清楚楚，这里环环相连，曲径通幽，前楼连后楼接侧楼，还有大小地下室，阴森森的，约俩人乍着胆子进去一探究竟，很过瘾。再就是这学校没有大操场，能打篮球、排球，踢足球却不可能。但长廊庭院多，特别适合几个人猫在哪里神侃一气。我对此极有兴趣，为此，就要多看书以不断增添自己的说话资本。那时，课堂上学的东西已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想尽办法找中外小说阅读，有一阵，看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都入了迷，什么《气球上的五星期》《海底两万里》，上课常走神儿，不由自主就想到天上海里。音乐教室在地下室，光线暗，是那种带半个写字板的连体椅，我特愿意去，坐下，听老师弹琴，脑袋躺在椅背上，眼睛瞅窗外，隔壁是河北路小学，能看到教室一溜房檐，高低不平，那阵正看《三国演义》，脑里就想象那高低处，应该是关云长过五关呢，还是赵子龙的长坂坡呢。音乐中的想象太美好，老师教的什么歌，不知道。
上中学遇见一位好班主任，夏老师，女，苏州人，教英语。从她小女儿在我们学校上高一，可推测当时她有四十五六岁吧。夏老师气质高雅，教学认真，对我们既严肃又和蔼。渐渐地，心浮气躁的我也变得安静了。那时，各低年级班都请一位高中生当辅导员，夏老师请来一名叫陈家傲的高中生。他往讲台上一站，一米八的个子，浓眉大眼，宽宽肩膀，文质彬彬，教我们唱《我爱蓝色的海洋》，一下子就把我们征服了。
随后就听说夏老师特别喜欢陈家傲，有意让他做未来的女婿。我们去前楼偷看夏老师的女儿，娇小玲珑，清纯无比，然后就起哄，陈家傲微微一笑也不说什么。但那一笑太迷人，我们男生都被他迷住了，何况是女生。
陈家傲是六六届老高三。当时运动才起来，听说他家就被抄了，是资本家。但见到他时，他总是那么沉着平静，不卑不亢，1969年年初，去黑龙江兵团的回津探亲，我看见他穿着一身灰色兵团棉装在学校里露过面，以后就再没有看见过。
三十四中校庆时我回去过，见到了夏老师。夏老师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这回我流泪了。夏老师的儿子陪着她。我们同学中也不知是谁提起陈家傲，她儿子小声说：他们俩没成。这当中是应该有故事的，但却无从知晓，我深感遗憾。
照全家福
从山西路往曙光影院走，路右边有家新华书店，紧挨着的是赤峰照相馆，1964年10月1日，我们全家人在那里照了一张全家福，老少一共17口人。“文革”中，多亏大姐她们偷偷保存下来这张照片，留到现在，对我们来说很珍贵，仅此一张。
那天按惯例都到我家。那时，大姐、二姐、三姐都成家在外，四姐即将结婚，五姐上技校住校，我正上初一。吃完中午饭，有人提议去照全家福，全家人都喊着同意。我更愿意，因为刚发了三十四中校徽，所以照相时我尽量往外挪，以便露出胸前的校徽，但还是让我外甥的耳朵挡住了一半。
我们家是从东北过来的，在天津除了我这些姐夫，没旁的亲戚。我大姐和大姐夫都在和平区委工作，大姐夫是上海人。二姐二姐夫在天津市委工作，二姐刚调到市文化局。三姐三姐夫在天津工学院，三姐夫原籍东北，教俄语。四姐在服装厂，四姐夫在天津市博物馆，他是二姐夫的亲弟弟。五姐那个中专技校是我爸让念的，我爸有个徒弟是那里毕业的，结果把我五姐坑了。那是一座部委的学校，面向全国的兵工厂，一毕业就把五姐分到了江西大山里，可把我妈心疼坏了。其实，她要是上高中，最不济也就是和我一样插队，没准我们姐儿俩一块儿走，她肯定能回天津。现在落户江南，只能梦中思念津门。
话说回来，那天在赤峰照相馆，站排时，心情高兴，我二姐、三姐忽然就乐起来，大家说憋着别乐，坏了，越憋越憋不住，扑哧，又咯咯笑，弄得没法照相，后来连二姐夫都急了，结果是相片上的他眼角嘴角都朝下使劲，生气的样子还没缓过来。其实，那天我也有点意见，按说我应该跟我爸妈坐头排，但我爸让五姐坐他身边，没我的份儿。我妈这边是她的心肝外孙，也没我的份儿。后来我想我爸可能有点后悔：五姐那学校管理太严，我们去看望，不让出来，隔着大门说几句话就被喊走。当时，三姐、四姐就哭，回家一学说我妈也跟着抹眼泪，我喊要是我我就不在那里念书了。我爸叹口气不吭声，然后就头疼，嘎嘎地嚼正痛片。
别跑题。我和大姐、二姐她们站一排，倒也没什么说的，但照相师傅给她们一些脚垫，却不给我，结果我比她们就矮了半头。我估计，他一准把我和我那些外甥当成一辈的了。
不管怎么说，这张照片无论从整体布局，还是人的神态，都是非常好的。我外孙今年上高中，我跟他说我的哪些书将来你可以卖，但这照片你得留着，你姥爷走到今天不容易。外孙问他们呢？我说也不容易、更不容易。
我爸那年五十七岁，我妈五十六岁，身体都不错。我爸是厂里新产品试验小组组长，八级钳工，他主动让出半级。他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起早贪黑地搞新产品，很有些名气。我大姐随后去吴家窑小学当校长。二姐夫也被提拔到团市委。三姐夫已在一个系里当领导……最不济的我，也改了性情，纪律也不错，还屡受老师表扬。
一切看上去那么美好，每天早上迎着黄家花园前方的朝阳去上学，我感觉就像一只要展翅高飞的小鸟！但风云突变，运动来了，“四清”过后，“文革”又到，黄家花园和五大道一样，率先成为“扫四旧”和抄家的重点。
…………
1969年3月9日，正月十一。早上四点多钟，我妈起来给我煮了一大碗挂面，放了很多肉末。我吃了半碗就吃不下去了，下楼出发。我爸和四姐夫各骑一辆自行车，四姐夫带着我，我爸带兜子，他们送我去东站。火车是六点零一分开，奔秦皇岛，再出长城到塞北——那是我插队的地方。
街上静静的，天幕昏暗，寒星闪闪，北风卷动着破烂的大字报，发出哗啦啦的声音。我暗暗地说：再见了，我的民园；再见了，我的墙子河；再见了，我的黄家花园……
一一选自《散文海外版》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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