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拍廣州佳仕德展覽有限公司曾以高價拍出2套《康熙字典》，最高成交價為四百四十萬元，主要是因為該個版本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武英殿刻本；另一套成交價為一百六十五萬元，也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殿刻本。它創下了古籍書類藏品的成交紀錄，成為收藏界的寵兒。民國的也有幾個版本，一個是商務印書館於民國5年印刷的12本康熙字典。價值一般全套1000元上下，還有就是民國12年印刷的13本全套康熙字典價值為500元左右。
康熙不僅在治國安邦方面獨有一套才能，對於四聲七音的淵源和古文篆隸隨世遞變的歷史也頗有研究。而且，康熙帝十分注重對文化的普及和文人的培養。康熙覺得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對一些古文的釋義瞭解起來一定會有所困難。而若是因為不好理解就將原本一些好的思想和文化丟棄掉也實在可惜。
於是，為了使學者文人查考古文時“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初七，康熙親令大學士、吏部尚書張玉書和陳廷敬兩人為總閱官，主持編著字典。而且，在上諭中，康熙還對編纂字典的意義、方法、要點作了詳盡而有原則的指導。
接到康熙的旨意之後，張玉書和陳廷敬便開始著手主持編纂事宜。歷經六年之久，翰林院30餘人參考明代的《字彙》《正字通》兩書，最終將這本工程浩大的鉅著編著而成。因為這本字典是康熙下令編纂的，所以稱為《康熙字典》。成書後，康熙還親自為字典擬了序。之後交由武英殿刊印，世稱“殿本”。這也是我國曆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上諭並作序的字典，也是中國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漢字辭書 。
《康熙字典》採用部首分類法，按筆畫排列單字，文字涵蓋面十分廣泛。整部字典共分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標誌，每集又分為上、中、下三卷，並按韻母、聲調以及音節分類排列韻母表及其對應漢字。字典中收入的文字多達4.7萬多個，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是我國字數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1915年《中華大字典》出版後，才以多收錄1000多字的優勢超過了它。
字典的書首附有“檢字”、“辨似”，書末附有《補遺》，《補遺》中收有音有義的冷僻字或正集裡某些字的異體字；《備考》中收有音無義或音義全無的字等，為漢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康熙字典》的查找方法可記為：一二子中尋，三畫問醜寅，四在卯辰巳，五午六未申，七酉八九戌，其餘亥部存。
如查“康”字。在部首索引中找“廣（yɑn）”部，除部首外，“隸”為8畫，再到“寅集下”“廣”部8畫裡找，即可查到“康”字。
《康熙字典》問世後，乾隆、光緒均又做修纂再版，為以後的字典編纂奠定了基礎。此後，後人在其基礎上編纂出了《漢語大字典》《中文大字典》等字典書籍，但是由於《康熙字典》注重“古”而後繼者服務於“今”，因此，至今《康熙字典》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閱讀古籍、整理古文獻、從事古文化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為中外人士所注目和使用，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字典》並不是僅有武英殿一種版本，武英殿的版本多是內廷賞賜用的，裝訂非常豪華，民間很少見到。因此，此字典自問世以來，就版本眾多，據不完全統計有100多種。有道光七年（1827）的內府重刊本、其他木刻本，以及清末出現的石印本、鉛印本等。其中，清末上海同文書局增篆石印本是發行量最大，也是最流行的一種版本。
現代也出版了一些《康熙字典》的版本，但內容較之從前的版本有所差別。現代版本收字更全，將舊版《康熙字典》最難查的補遺和備考依現代文字規範併入正篇，方便查找。對用字也進行了修訂，使其更加規範。另外，還補入大量今人常用的規範字，將原字典字頭的切音讀法替換成了漢語拼音，使現代人使用起來更加方便。
《康熙字典》的編著為世人研究古籍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但也有人因為它而革職、入獄，甚至遭受到了血光之災。本是一本造福於民的典籍，為何會成為一柄殺人的利刃呢？這話還得從一個人說起。
此人名叫王錫侯，江西新昌縣（今宜豐）棠浦鎮沐溪村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與兄長王景雲共同啟蒙，為追求功名，自己鎖在王氏祠堂的小房裡，夜以繼日地苦讀，幾乎連吃飯的工夫都不肯耽誤。期望著有朝一日能夠“學而優則仕”。
然而，也許是命運弄人，王錫侯的科舉之路卻並不十分順暢，24歲才補博士弟子，38歲才考中舉人，之後就屢試不第，再也不見起色。
於是，科舉之路不順暢的王錫侯就在家裡著書了。因為他對於考證字音字義十分感興趣，於是便將《康熙字典》仔仔細細地研究了一番。在看了數遍之後，他發現了一個問題：《康熙字典》雖然收字很多，“然而穿貫之難”，按照筆畫查字，使用者只能查到字卻不能知其所有組詞用法，而且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繫，就像散落的珠子一樣貫穿不起來。
針對這個缺失，王錫侯想出了“以義貫字”的方法，把讀音或意義相同、相近的字，彙集到一處，加以補強，並稱“字猶零錢，義以貫之，貫非有加於錢，錢實不妨用貫，因名之曰《字貫》”。很快，這本《字貫》就出版問世了，全書分天文、地理、人事、物類四大類，共40卷，使字詞之間看起來更加明瞭，王錫侯也對自己所作的這本典籍感到很是欣慰。
但是，好景不長。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錫侯的一個仇家王瀧南向江西巡撫海成舉發，說王錫侯在《字貫》一書的自序中，寫有“然而穿貫之難”的字句，聲稱這是在公然詆譭康熙帝的聖訓。
江西巡撫海成聽聞之後，立即將此事上報朝廷。乾隆聽說之後，對《字貫》一書進行翻看查實。之後發現，王錫侯不僅在自序中書有海成所述字樣，更要命的是，他竟然不顧避諱地把康熙、雍正、乾隆的名諱直書於書籍之中，而清朝時有明確規定，在不得已書寫皇帝名號時，皆應減一筆或加一筆來避諱。王錫侯的做法在當時看來，是屬於大逆不道的罪行。
於是，乾隆給了他“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的處置。之後，王錫侯被監送京城問斬，子孫七人都被判斬，其他家人親屬則“充發黑龍江，與披甲人為奴”。就連上奏時建議革去王錫侯“舉人”頭銜作為懲罰的江西巡撫海成，也被乾隆認為判罰太輕，有替罪人說好話之嫌，而被判為斬監候，秋後處決；而原江西布政使周克開、按察史馮廷丞也因之前看過《字貫》一書，卻沒能檢出悖逆之處而遭到革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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