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的考察見聞和判斷前後，以及香港政府抗疫的決策依據和邏輯
袁國勇是此次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抗疫的一線親歷者。在採訪中，袁首次披露了國家衛健委這批關鍵性專家組在考察中的見與聞和作出判斷的前後過程，同時還就港府抗議決策的背後邏輯做出了詳細闡釋。圖/財新記者 文思敏
文丨駐香港記者 王端 文思敏
見到袁國勇是在他位於香港瑪麗醫院的辦公室，瑪麗醫院是香港最大的公立醫院，也是香港大學的教學醫院。63歲的袁國勇在新冠疫情期間，需要往返香港和內地多個城市調研和協助政府防控抗疫，他笑稱自己忙到腳不沾地，最近因為疫情暫時得到控制可以稍作喘息接受我們的訪問。
袁國勇是國家衛建委第三批暨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正是這批專家定性了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特性，成為整個疫情的轉折點。而袁同時任職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收的一個家庭聚集性個案，成為判斷新冠病毒人傳人的重要證據。
袁國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多年來，他帶領團隊發現超過50種新病原體，包括人類冠狀病毒HKU1，蝙蝠類似SARS冠狀病毒，也曾參與SARS病原體的鑑定，並多次幫助港府控制疫情在社區、醫院或動物中的爆發。
在此次疫情中，他還出任世衛組織新冠肺炎聯合考察組的專家，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專家顧問團成員。
袁在圈中以敢言和經驗豐富著稱。但這位老辣的傳染病專家也曾是肺炎的受害者;小時候曾因肺炎入院兩個月，因此造成左肺損傷，至今乘坐長途飛機偶爾仍會咳血。袁國勇3月初在香港接受了財新記者的專訪，在這位傳染病專家的辦公桌上，雜亂地擺放著口罩、酒精搓手液、維生素D3和治療燙傷的藥膏。
香港曾經經歷424的慘痛教訓，但在此次新冠抗疫中表現可圈可點，“除了人流管制晚了一些，其他防控做的都不錯”。袁所指的人流管制是——直到2月8日，香港開始強制內地入境人員必須居家隔離14天，以至內地入境人士銳減9成以上。
袁國勇是此次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抗疫的一線親歷者。在採訪中，袁首次披露了國家衛健委這批關鍵性專家組在考察中的見與聞和作出判斷的前後過程，同時還就港府抗疫決策的背後邏輯作出了詳細闡釋。
關鍵的第三批
財新記者：你是國家衛建委的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你們當時的行程是怎麼樣的？
袁國勇：我是第三批專家組成員，當時有關人士通過香港大學負責內地事務關係人士找到我。我於1月17日-19日在武漢考察和之後前往北京彙報。
財新記者：你當時在武漢看到和聽到了什麼？
袁國勇：我要講一個真實說法，我們在武漢到訪的地方可能都是“示範單位”，我們問他們什麼，他們就答什麼。似乎已準備好。不過，鍾南山就異常尖銳，他追問了好幾次“究竟還有沒有？”，“究竟還有沒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們講這麼多的個案？”
但是他們的答案就是我們正在測試，因為1月16日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收到國家下發的試劑盒。
最後他們被我們問出說，好像神經外科有一個病人感染了14個醫護人員的情況，但他們也說，那些醫護人員並沒有確診。
財新記者：“他們”是誰，你們當時考察武漢醫院的時候，主要是哪些人士在場？
袁國勇：武漢衛健委、武漢疾控中心、武漢當地醫院以及湖北衛健委等人士。
財新記者：你覺得當時他們對你們有沒有隱瞞？
袁國勇：我吃飯的時候看到與鍾南山坐一桌的一個副市長，面色好差，心情沉重，他們那時候應該已經知道出大事了。因為第三批專家都到了。我相信他們之前如果有什麼隱瞞的話，到那個階段也沒什麼隱瞞的了。但他們一直在強調，試劑盒是剛剛才下發到武漢，沒測試就沒法確診。
財新記者：之後你們從武漢飛到北京，和北京相關人士彙報了什麼？
袁國勇：我們見到了一位副國級領導人以及國家衛建委的官員，他們都很坦率。當時我們專家組所有人都反映說，事態嚴峻，肯定有人傳人案例發生，一定要立刻採取各種防控措施。
我當時提出兩項建議，一個是現在留給我們的防控窗口期已經很小，如果接下來幾天還不採取嚴厲措施，事態發展會更嚴重。另一個就是關於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的管控。
我曾在SARS事件反思時提到《禮記》裡的一句話：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以來，生物安全的管制未能跟上食品藥物行業的迅猛發展，人們因口福之慾，濫食野生動物，一次次引發大規模傳染病，而人口規模的快速增長加劇傳染病的流行和擴散。在2007年的時候我曾發表了對SARS的回顧論文，文中就提到蝙蝠體內攜帶大量冠狀病毒，中國人熱衷於吃山珍海味的飲食文化將成為下個傳染病爆發的定時炸彈。
[編者按：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決定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財新記者：所以是你們建議武漢“封城”嗎？
袁國勇：當時是專家組的一位成員建議考慮武漢封城。他是一位專業、頂尖的流行病學領域的科學家。
財新記者：你當時有沒有考察華南海鮮市場？
袁國勇：那時市場已經關了，我和鍾南山、李蘭娟、曾光、高福等坐在車裡，在外面轉了幾圈。隨行人士說，即使下車也看不到什麼東西。
我問當時這個市場是什麼情況？高福說，非常骯髒，周圍都是垃圾和老鼠，環境十分惡劣。
讓我震驚的是，華南海鮮市場旁邊就是非常繁華的商業中心，雖是一路之隔，但豈不是“天國與地獄”之隔。所以，除了要管控野生動物使用和交易，我當時去北京也提出，一定要管理菜市場的環境衛生。其實我每次去內地考察，都會去菜市場看看，但很多大城市的菜市場還是溼漉漉、臭哄哄，很可能成為傳染病的溫床，未來需要改變。
事實上，市場關閉之前售賣的很多野生動物可能早都流向全國各地了，現在大家都認為新冠傳到其他省，是人傳人帶過去的。但誰知會不會是野生動物帶過去，再傳染給人的，這些都沒法追蹤了。
財新記者：第三批專家組進行了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特性，成為疫情的拐點。當時判斷“人傳人”有哪些證據？
袁國勇：科學家不會根據一個證據下結論。當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案例，是一個7人的家庭中有6人感染新冠，其中1名感染者沒有到訪過武漢。我們是1月10日接收了病人，12日就通過我們的快速檢測試劑盒基本確診，此後我們就通知了深圳、廣東和國家的各級疾控中心（詳見財新網報道：《特稿|深圳“人傳人”結論是如何得出的》）。
這個案例是家庭聚集性爆發，加上武漢1傳14醫護人員感染的案例，已經覆蓋醫院內人際傳播、家庭內的人際傳播以及城市間的人際傳播，足以說明新冠病毒存在人傳人的特性。
[編者按：袁國勇團隊於1月10日前做出了覆蓋所有動物冠狀病毒基因的快速測試盒，約6至8小時即可完成樣本檢測。彼時全國統一要求，各城市對本地首個新冠肺炎病例沒有確診權，最後要由國家衛健委領導小組下設的診斷組評估確認。深圳首例病例於1月19日正式確診。]
財新記者：鍾南山曾公開稱，中國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只有政策建議權，沒有行政權，在公共衛生領域，你覺得香港是否有相關經驗可以給內地提供借鑑？
袁國勇：我覺得內地的醫生需要有國際同行評審過的專業資格，這代表你的水平具有國際認受性，而不是內部圍個圈說你行。
這個國際認可的資格，是能讓所有市民和行政機構可以信賴的保證。如果公共衛生的專科醫生提出了疫情防控的建議，政府置之不理導致疫情大爆發，行政機構是要負責任。如果醫生說了假話，會有醫學專科委員會或者專科學院會站出來質疑你，甚至可能摘牌。
香港抗疫得失
財新記者：早在1月4日，港府即對疫情啟動了“嚴重”應對級別，但當時肺炎病原尚不明確，香港也沒有一例確診患者。港府為何要如此高級別應對？
袁國勇：我們科研學者有個圈子，大家會“互通有無”，去年12月31日，我聽內地學者說最近出現了一個新的病毒，懷疑是類SARS病毒,似乎不太對勁。
我收到風聲後，即刻通知香港特區政府。當天武漢衛健委公佈有27例不明肺炎患者，晚上港府就召開了專家小組會議，隨後衛生署要求醫管局和出入境口岸加強健康監察，並向私家醫生髮信要求加強留意，一旦發現有發燒及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且在過去14日內曾到訪武漢，即時將病人安排在負氣壓病房隔離治療，並儘快安排樣本化驗測試。
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個病毒有多麼嚴重，也不知道這是新型冠狀病毒，但因為病毒出現在冬天，我們當時得到的情報又與SARS有關聯，所以我們對此非常謹慎，港府非常重視專家的意見。我們科學家的永遠都不要忽視軟情報（soft intelligence），這些信息就像地震前出現異常反應的動物一樣，有時比官方信息預警更及時。
財新記者：港府規定只要在14天內，曾到防武漢並有發燒或肺炎症狀的患者即列為懷疑病例。在出現確診患者前，香港曾累計有100多例懷疑病例，為何要將懷疑病例的納入標準定得如此寬泛？
袁國勇：因為這是一個新發傳染病，所有人對這個病毒的傳染能力、傳播方式都不瞭解，只能將標準定得儘可能寬鬆，才不會有“漏網之魚”，也不會導致更大規模社區傳播。早期香港懷疑病例很多，但沒有一個是確診案例，也有不少人罵港府太緊張、製造恐慌，香港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當時也是頂住了很大壓力，才能定下“嚴重”應對級別。
香港740萬人口，與內地人流往來十分頻繁，每天都有幾十萬人在香港與內地之間來往，一旦內地爆發疫情，香港是非常危險的。如今，確診人數只有100多例，比新加坡還少。能做到這樣的防疫成績，早期的嚴格防控功不可沒。
財新記者：但香港仍然出現不少本地傳播的病例，是不是說明防控仍然有漏洞？
袁國勇：此次唯一的不足就是在控制與內地的人流來往的時機，港府確實是慢了一點。
之前只限制來自武漢乃至湖北的人流入境，但那時沒有考慮到限制所有內地的人流。可以看到香港的前10例確診患者都是從內地過來的輸入型病例，之後基本都是本土傳播病例了，很明顯是因為部分感染者入境而導致病毒在社區擴散，如果能一早管制內地入境的人流，相信本地傳播會減少一些，但是現在香港疫情仍然控制得非常好。
財新記者：與當年SARS能找到非常清晰的傳播鏈不同的是，這次出現了很多源頭不明的社區傳播病例，為什麼這次的傳播鏈完全不清楚呢？
袁國勇：因為很多新冠患者病症很輕微，不像SARS，一旦感染了很容易被識別。比如最近港府從“鑽石公主號”遊輪接回來的225位香港居民，他們全部接受了化驗檢測，發現有9人確診感染，但這當中只有1人在檢測前有明顯症狀，有8人一開始是沒有明顯病症。如果香港有100個有病症的新冠感染者被發現，按這個比例計算，可能有800個沒病症的感染者，他們不會來接受檢測也就無法確診。事實上，很多病症輕微的患者已經自愈了，但他們已經將病毒傳播出去，所以這次傳播鏈很難找清楚。
財新記者：既然新冠病毒如此“狡猾”，有這麼多無症狀感染者可能在社區中自由活動，普通市民該怎麼保護自己呢？
袁國勇：只能靠每個人戴好口罩，勤洗手、勤用酒精搓手液。我之前去北京時就曾呼籲要全民戴口罩，有很多人反對我，說世界衛生組織都說了除非去人多的地方，否則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但是，如果不舒服的人才需要戴口罩的話，那“鑽石公主號”查出來的8個感染者都沒有不舒服，如果他們不戴口罩就會傳染給其他人。戴口罩一來保護自己，二來如果你是無病症感染者，戴上口罩就不會傳播給其他人。
我們之前做實驗發現患者的口水中每一毫升中就有一億個病毒。所以可能口水交換的場景都非常危險。所以香港這次疫情控制暫時成功，除了與控制人流往來有關，也與我們很早就提倡戴口罩、勤洗手、拉開社交距離有關。否則以香港如此稠密的人口，很可能疫情發展會像韓國的大邱或者意大利一樣。
……
疫情短期難結束
財新記者：如今除了南極洲之外，各大洲均有確診患者，呼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王辰此前稱新冠病毒可能無法像當年SARS一樣徹底消除，你怎麼判斷新冠疫情之後的走勢？
袁國勇：新冠疫情全球爆發已經很明顯了，2003年SARS疫情持續6個月，大約8000人感染，700多人死亡。如今新冠全面爆發兩個多月，全球已突破10萬人確診，3000多人死亡。這麼短時間就發展成了全球性的疫情，說明新冠疫情遠比SARS嚴重。
如果新冠病毒對人體的適應性越來越好，越來越難以追蹤。可能即使到了夏天，疫情也不會完全消失。只是氣溫升高後，新冠患者的病情會稍微輕微一些，更多是無症狀的隱性傳播。像我們做流感病毒的動物實驗，如果將動物放在15度的環境中，給他們注射流感病毒，可釋放出的病毒量，會比放在25度環境下的動物釋放的病毒量高10倍，我推測氣溫會對病毒的洩毒量有一定影響。
但是，現在疫情已經傳播到南半球，那裡即將進入冬天，適合病毒生存和傳播，可能之後等北半球到冬天了，病毒會再從南半球傳過來，那麼新冠病毒的傳播就會持續發生。
財新記者：與日本、韓國、和意大利相比，目前印尼、菲律賓、印度等國家疫情似乎可控，你覺得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差異呢？
袁國勇：我相信一方面可能與氣溫有關，流感等影響呼吸道的病毒都是在夏天的影響較低。這次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像意大利北部、韓國、日本都是最近氣溫較低的地區。新加坡的防疫措施遠不如香港這麼嚴格，因為新加坡天氣比香港熱，病毒到了30度以上的地區傳染性就會降低很多。
另一方面，我們也並不清楚當地疫情發展究竟如何，很多國家做測試很貴，有些人連看醫生都負擔不起，可能確診數目少與測試少也有關。以印度為例，3月1日前印度通報只有3例確診病例，但香港已出現多起港人從印度旅遊回來後發病的情況，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當地疫情有沒有爆發。
財新記者：現在各國為了防控疫情，泰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地都提出，從疫區回國的居民或旅客需要強制在家中或者指定地點隔離14天。香港當時為什麼會想到這一舉措？
袁國勇：現在似乎不少國家都跟香港學習“這一招”，當時很多人提出要“封關”，但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如果完全“封關”，不讓人進出，那社會就沒辦法正常運轉了。所以我當時給特首的建議是要儘量降低與疫區的人流往來。隔離14天的措施也不是禁止入境，而是減少了許多非必要的來往，所以措施實施後，跨境人流很快就減少了超過9成。而且這個措施也有一些豁免範圍，比如那些運輸生活用品的貨車司機，如果要求他們跨境一次就要隔離14天，也會導致絕大多數貨運停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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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劉登輝 何京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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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 1861289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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