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如果有穿越，大宋王朝可能是所有知識分子最嚮往的一個時代。在那裡士大夫得到了最高規格的尊重，就連砍頭的事情都可以豁免。雖然讓人有了為非作歹的念頭。甚至有種說法，宋太祖在太廟的夾室裡設立一塊誓碑，告訴子孫不得殺士大夫。關於誓約和誓碑的傳聞不絕於道，其中的真偽可能現在看來已經不重要了。本文就來講一下這些說法在流傳過程的變異和之所以有這樣做法的初衷原因。
一、誓約是真實的
關於誓約的說法，是從曹勳口中得知的。當時曹勳和宋徽宗等人被俘往北方去，在路上寫了一本見聞錄《北狩見聞錄》。其中描寫了關於誓約的故事。
（徽廟）又宣諭曰：“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用宦官，違者不祥。故七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要知而戒焉。”
這段珍貴的史料讓整個南宋時人對其信任度超高，幾乎沒有人懷疑他的真偽性。所以基本上我們也認為這段話是真的存在。畢竟《見聞錄》裡的描寫大體上就是當時社會環境以及國際局面的真實反映。清朝編寫的《四庫提要》對於《見聞錄》的評價很好。
“（曹）勳身自奉使，較他書得自傳聞者節次最詳，……紀事大都近實。雖寥寥數頁，實可資史家之考證也。”
宋徽宗口諭給曹勳然後帶給在南方的高宗，目的是確認趙構繼承皇帝位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還有就是他對於誅殺士大夫的一種警告。誓約的真實性在於人們用經驗來檢驗。確實在大宋一朝死於刀下的士大夫並不多，而且相對集中在趙構登基前後，以及曹勳還沒有將誓約帶回來的那段經歷。
二、誓碑的傳聞，存在可疑之處
首先，誓碑在北宋的文獻記載中見不著的。這一點就很奇怪，難道真的就沒有人知道這事情的存在嗎？直到了《避暑漫抄》一書中，並且進行了非常詳細的描寫。我就進行一下稍微的翻譯。
建隆三年，宋太祖秘密請人鐫刻一塊碑，立於太廟寢殿的夾室之內，人稱“宋太祖誓碑”。
平時這個誓碑使用黃布幔遮蓋，並且門窗封死。太祖命令相關機構只有在太廟四季祭祀和新皇繼位的時候才可以啟封。天子拜謁太廟之禮結束後，由官員恭請皇帝讀太祖誓詞。而且天子讀誓詞的時候只能有一個小太監跟著，這個太監還要是一個文盲。其他人在遠處待著不準靠近，天子務必在讀完好再拜，跪著默唸然後再拜後出來。這麼一套儀式由皇家代代相傳，外人都不知道他們在讀啥。只是傳說著有那麼一套家法的存在。
後來怎麼被天下人知道的呢？因為金人攻陷東京進入太廟搶走了裡面的禮器，而寢殿的夾室也被撬開，所以才知道原來裡面有那麼一座誓碑。高有七八尺，寬四尺。上面寫著三行內容。
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好，問題來了。這本《避暑漫抄》是明代人的作品，而掛名陸游這不過是一種宣傳技巧，而事實上這麼出神入化的描寫肯定夾雜了作者的私活在裡面。所以說誓碑的事情很可能是假的，但是誓言倒是真的。
三、誓約的流變，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宋太祖留下來的誓約到底寫的是什麼？我們稍微整理一下有四種論述。
第一種是《宋史 曹勳傳》中的記載“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第二種是《北狩見聞錄》裡的前文已經說過這裡就不再重複敘述。
第三種是《避暑漫抄》的三行記載。
第四種是明末王夫之的《宋論》中“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
很明顯這四種版本，越往後內容越多，說明了作者對於誓約的猜想更加賦予了作者的個人情感在裡面。特別是王夫之是受到《避暑漫抄》的影響再加上他自己的回憶可能出現偏差導致，他的版本是最離奇古怪。而所有版本中都沒有變化的只有“不殺士大夫”這一條。
從文義上我們也看到了宋朝對於士大夫的偏愛和極度的保護，司馬光曾經也感慨“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不殺士大夫幾乎成了宋朝各朝皇帝約定俗成之觀念，也可以看做是趙匡胤留下的誓約對於以後皇帝具有決定性的約束力和貫徹力。
宰相呂大防曾說，宋朝有八項祖宗之法，分別是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待外戚之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禮之法、寬仁之法。而寬仁之法的核心就是不殺士大夫，臣下有罪，止於罷斥。可見整個北宋時期對於官員的管理尺度之寬也是歷朝之僅見的。
四、誓約的真相是皇權對行政權的妥協
那麼我們還有最後的一個真相需要釐清，為什麼趙匡胤要留下這個誓約來框限皇權呢？事實上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說，宋朝幾乎是當時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區。這和皇權對於行政權的彈性控制而威權性相對減弱有一定的關係。
都知道宋代對於軍權和行政權做了兩個重大的改革。在軍事管理上提出強幹弱枝的方式，建立龐大的禁軍體系，並且輪番到地方去駐守，對於將官也是定期的更換。這是吸取了五代以來的藩鎮割據的現實。從而實現兵部和樞密院的分開管理。
樞密院掌各路之防務、軍政、審查司掌管武職人事、兵籍與士兵，六品下權歸兵部，檔案在樞密院，六至三品武職任命、遷補由樞密院建議。凡軍國戰和攻守之策，由皇帝和政事堂（樞使列席）共同決策，樞密院會提供建議供參考，最終方案也由樞密院提出，讓皇帝選擇採納。這樣就把軍權掌握在皇帝手上。
在行政上將相權進行了拆分，特別是將財權獨立出來設立了三司使進一步的削弱了宰相的權力實現了三司使、宰相、樞密使的三權分立的狀態。這種制度安排是皇帝不想讓大權旁落而實行的一種變相的削官做法。當然了這種安排的壞處顯而易見，就是冗官、冗員、冗兵的宋代三大疾病的發源地。
既然已經對軍權和相權都進行了削弱，所以皇權在整個國家運作體制上也會提出一部分的讓渡。那麼“不殺士大夫”的誓約就應運而生。實際上類似這樣的誓約歷史上也是有的，比較著名的就是劉邦的“白馬盟誓”。皇權依附於士大夫階級進行對國家的管理這是大宋立國的基本國策，也為大宋帶來了長達數百年的繁榮期。
太祖不殺大臣及言官之密約所造成之家法，於有宋一代歷史影響甚巨。他也帶來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副作用——國家政策的搖擺程度遠遠超過上幾個朝代，宋代皇帝嚴重的依賴丞相的意見，而朝廷內部永遠是兩種聲音吵不完，決策效率的地下最終斷送了大宋朝。
張蔭麟先生有一段經典的論述可以參佐。
言官之強橫，朝議之囂雜，主勢之降殺，國是之搖盪，而荊公所以致慨於“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變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遠因矣。此就惡影響言也。
每一個選擇都有兩面性，既然你承受了好處，那麼必然要誠實的面對所帶來的的危害。我們今天再來看趙匡胤留下的誓約，不禁覺得，大宋滅亡的根子就在此時埋下，這也許並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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