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翻检旧日信札，偶然看到中国作协原副主席欧阳山、著名作家草明的女公子，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欧阳黛娜老师的两封信和一帧黑白照，心里很是不得平静。是啊，从1960年离开老师之后的五十年，也是我在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教坛上摸爬滚打的五十年。有道是人生苦短，故而回顾来径，寻觅旧踪，实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抢救”之举。五十年的教书生涯，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人要想在生活中、事业上向前走，那怕是一小步，也总得有人欣赏你，鼓励你，提携你，给你“搭一把”，因为一撇不成“人”字，还需有一捺支撑着；舍此，寸步难行啊。
我是一九六零年底，从晋北师专肄业后，参加教育工作的。说来话长，这一年参加高考时，我报的志愿是北京中医学院，自己原本是喜欢“文”，但鉴于当时骤紧的政治气候，又见报章上著名作家冯至说过“搞文危险”的话，便很不情愿地选择了“医”。填报表时，红班主任周德老师，考虑到我的家庭情况和本人表现，还专门写了一份证明材料附上。谁想，一直等到十月份，收到的竟是晋北师专（雁北师院的前身）的录取通知书。出于无奈，我只好收拾行李去学校报到，当时是同窗好友贾高瑞到神头车站接我的。
报到后，被编入工农文班，可是两三个月里只上过一节课，记得是一位瘦小老师给讲马列主义文学观的；其余时间，由姓邢的班主任领着，到几十里外的矿上去背炭。那时，我因前一年在汾河水库劳动落下严重的胃病，整日病恹恹的，加之心情不好，于是产生了退学的念头，觉得迟早是要教书的，早一步还可自食其力，减轻家庭负担。基于这种想法，我给当时在县政府当职员的七叔巨喜公去信，让他打听一下情况；不料，他马上来信告知，说县里正缺教员。接信后，我即刻办了退学手续，赶回原平教育局。接待我的是刘忠山主任，他先让我去匙村林业中学；后听说我是因病退学的，他于是转而让我回下神山学校去。当时学校的校长是张玖，联校长是王修仁，乡政府管理学校事务的是贾恩瑞。
我把调令交到他们手里好长时间，不见回音，心里忖度道：是怀疑我“来路不明”？抑或“不堪胜任”？然时至今日，也揣测不出个中因由。一直到十二月一号，才让我到学校去上课。开始接的是三年级；两个月之后，因带毕业班的刘计科老师撂挑子了，张校长便让我去救急。谁知四五十天之后的毕业会考时，这个班的成绩在全公社的六七个毕业班中，属倒数第一。为此，我心急如焚，校长更像热锅上的蚂蚁。有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此后的四十多天迎接升学考试的“会战”中，家长、校长给我加压，我给学生鼓劲，每日上午演习题，下午练作文，人瘦了好几圈，而升学考试却以录取十七名的成绩，在全公社毕业班中遥遥领先，且在全县亦名列前茅。按理说，这个结果，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我始终认为，学生是主体，是主因；教师的作用旨在“唤醒”、“引导”与“激励”，在五十年的教学生涯里，我曾经有过“拔头筹”的荣耀与“剃光头”的尴尬。可那时，父老乡亲和学校领导都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张玖校长，是个性情中人，见人就夸，把我“吹”得神乎其神，接下来就是李康等联校长，领着好几拨教师们来听课，来“取经”。打这以后，在下神山学校的十六年里，除一届外，毕业班级年年让我带，“模范教师”也差不多年年让我当，这令我又处在一种尴尬境地，因为在本校教师中，水平高的有的是，好在有历任校长，即，除张玖校长外，贾增瑞、郭全科、张克等领导，对我亦提携有加，还有赵月明老师，以及邸锡祥、尚义、赵修池、贾玉恒、贾子华等同仁的鼎力相助，才让我背负重荷，继续走下去。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调到东野庄学校教高中，校长是贾文英，这位老兄很具亲和力，亦很有办学经验，而且教子有方，最近，我给他草拟了一副对联，曰：“文静亲和，乃我辈难能之禀赋；英男俊女，为友朋仰慕之人生。”文英兄看到，不知中意否？在东野庄学校，有几件事值得提及：一是日常生活，贾校长给打理得有条不紊，让大伙儿一门心思都放在教学上。二是贾校长能以不温不火、循循善诱的言词，来激发、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一次，联校长贾增瑞听说县里编写的《中学生作文选》即将付梓，便督促学校赶快“救急”，否则，本联校就是个空白点。文英兄此刻急于救“急”，却表现得一点儿都不“急”，硬是“激”老师们连夜加班加点，拿出两篇学生修改过的作文递了上去；想不到，这两篇作文竟双双“中的”。后来，据贾增瑞说，是因质量好，挤掉三十篇中的另两篇，才给“塞”了进去的。前不久，偶遇文英兄，谈及往事，他仍然感慨系之：那时从“救急”这件事上，才开始“认识”到了“庐山”的“真面目”，看来行事低调，不事张扬者，往往会让人看到露“峥嵘”的时候的。需要着重提及的是，在这里，我还接到过欧阳黛娜老师的两封信，信中除问询、关心我离校后的情况外，还介绍了她在辽宁推行“双规教学”（人教版本与地方教材，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的一些做法，我学着在这里“种”了一块“试验田”，两年下来，很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不知什么原因，欧阳老师是从北京“空降”到边陲小镇崞阳，来范亭中学任教的，代我们高10、高11两个班的语文课，欧阳老师讲课极具前瞻性，动辄把当时文学的清新气息带到课堂上来，“吹绿”了语文课一池春水，让我们及时地“认识”了茹志鹃、张永枚、顾工这些文学新秀，还记得，老师让我们赏读的茹志鹃的《百合花》，那感人的情节，那娟秀雅致的文笔，更令我们如饮甘醇，亦痴亦醉。课外活动时间，老师的屋子常常给“塞”得满满当当，或争论热烈，或笑语飞扬，却没有些许蜩螗沸羹、纷扰嘈杂的情状，她给我们讲延安儿时的桩桩件件，比如毛主席过新年时观看他们孩子们扭秧歌啦，又比如她们家住的窑洞与毛主席住的是一上一下啦，等等。她父亲欧阳山的恢弘构制“一代风流”系列中的《三家巷》《苦斗》、她母亲草明反映鞍钢火热生活的《铁水奔流》，墨迹未干，也让我们“近水楼台”，兴致蛮高地先睹为快。欧阳老师还鼓励我们走出校门，于是，我们“五人小组”（其中有后来担任央视编剧的刘正心，第四军医大学政委的赵八全，三医肿瘤专家的邢守正以及范中教师张昭龙），便到兵役局（即武装部）去采访李炳奇局长，到文化馆去拜访曹振武馆长（后来担任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由张昭龙执笔的采访报道，还刊登在当时的《大同日报》上，曹馆长赠送的《毛泽东论文艺》单行本，至今还搁在案头。而对我来说，在所有的老师中，欧阳老师是最用“上眼”看我的，可以说是“垂爱有加”，每次作文，都在九十分以上不说，密密麻麻的批语，总有大半张。那是在“十年大庆”举办的壁报专刊上，展出了我摹仿马雅可夫斯基“阶梯式”的格调写的诗歌《高歌猛进》，整整占了五张白报纸的版面，这可一下子在全校轰动了，惹得团委书记刘迪老师、教导处谭景山主任叫我到办公室去，热情地鼓励了一番。其实，这首长诗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加工润色的结果。当时，欧阳老师认为我就是那块敲开北大、清华大门的“砖头”，故而高考结束后，她送给我她们母女三人的一帧合影照，记得背面用红笔题有“祝你愉快，进步”等字样，以为永久留念。然而，与同班的杨建业（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陈巨锁（著名书法家）、刘正心、张慕文（研核专家）等同学相比，不争气的我却让老师失望了，最后在无奈之下进了晋北师专；她也在我离开学校的第二年，循着母亲的脚步去鞍山十五中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啰嗦这些，旨在说明老师是如何为我们筑就人生基座和储蓄了未来发展“本金”的。我后来在课堂上的些许招数，发酵我那“面团”的“肥头”，说实话，十有八九是亦步亦趋，“效颦”于当年欧阳老师的，她的恩泽可以说是惠及了我的整个一生。
一九七八年秋季开学时，我又调回上神山学校，兼任初、高中语文课。在这里历时七年，三任校长，分别是邸田玉、张望、陈文光，对待本人，邸田玉有“亲近”之诚，张望有“敬重”之意，而陈文光却有“相知”之好。在教学中优劣互现，印象深的是学生很争气，后来多有出类拔萃者，如誉倾梨园、梅花奖得主的贾粉桃，著作颇丰的创新理论家贾官锁（即一尔），画震艺坛的贾建刚（即贾见罡），教授级别的陈海文，高级记者的贾志刚，以及自学成才的企业家贾卯文，等等。还须提及的是，时任班长的贾香玲她们那个班，语文课外活动小组办的《手抄报》，今天想来，着实令人感动，不仅有多人在参加全国比赛中获得过奖项，而且还有诸如贾毅、贾海星的作文在县“教育园地”上发表，贾鹏海成为画炕围的高手，以及上文提到的，贾建刚的油画享誉京华……对于贾建刚，我还真因能“识英才”而引以为自豪呢，因为在他担任《手抄报》美编的那阵儿，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吧，我当时就以他为素材，写过《腾起的骏马》，刊登在《梨花》（1986·1）上；写过《“卒子”也可“过河”取胜》，发表在《北京教育》杂志（1988·6）上，获奖后，被收入《怎样使学生爱学》一书，在全国发行。三十年后，他曾携妻子来探望，并让我观看他在忻州举办“美展”的录像，画面上显示忻州市宣传部长陈义青等领导参加活动的情况。观看完毕，我把早年写的这两篇文章递到他手上时，他喜不自胜，感激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啊。羊年岁首，他曾打电话致问候之意，并言及目前正参加若干赛事。在此，祝愿他画技渐臻至善，前程一片光明。另外，我在这里，于原来师专肄业的基础上，通过五年的努力，最终取得山西省教育学院颁发的中文专科学历证书，陈文光校长为参加学习的教师们，提供了诸多方便，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显示出他宽广胸怀与远见卓识。这期间，进修校的石尚义老师（已故），对我后来的人生走向有过不可小觑的影响，他十分看好我的语文底功，并鼓励我“走出去”。在他的影响下，我教《变色龙》的教学心得《“罩”字的联想》等篇什，刊登在《山西省广播函授通讯》（1995·3）上。在七年期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比如，邢举贤、张克两位老师，介绍我入了党，第二年，便成为县委表彰的模范党员；由贾增瑞联校长提议、贾彦武老师举荐，让我女儿到西营学校填补教师空缺，才最终使之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邢老师、贾校长早已作古，张克与彦武两位老师对此恐怕也早无印记了，而我却一直铭记在心，没齿难忘。还有，在这里阴差阳错地与贾幼源老师“同”过一阵子“事”，他可是晋北一带的名师，当时就盛传着“南有李希贤，北有贾幼源”的美誉啊！贾老师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晚清举人、民国初年省议会议员，家学丰厚，所以，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曾多年担任范亭中学高三语文教师兼语文组组长，可谓桃李满天下，如原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曲润海，山大教授王泽，翻译家陈怀义等，都是他的高足。贾老师年轻时做过“动委会”的工作，抗战时期担任过阎锡山的少将政治部主任，当属抗战老兵。因为这段经历，他有过不同寻常的境遇。那是他在生产队劳动时，当时政治气候已经趋缓，大队干部体谅他年老力衰，便让他到学校来，晚上给大家讲文论字，吃顿“宵夜”饭。在我眼里，好一个蔼蔼然长者，我真佩服他渊博的学识与惊人的记忆力，并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做人与为学的“真经”。还有一件事，是教育局工作人员亢增亮、贾耀中（若干年后，前者曾任范亭中学校长，后者现任文化馆馆长）两同志到学校检查工作，对学校印象挺好；这之后，让我代表学校参加崞阳举办的初中语文教学研讨会，并力荐我在大会上作重点发言，为此，我趁便谈了自己的“大语文”教学理念，以及“作文倒悬三段式”的试验流程。会上，地区教研室黎中鹤老师听后，很是鼓励了一番，并把我的这些做法与体会，介绍到地区《教研通讯》上发表。在当年的全县初中语文教学能手评选活动中，我侥幸忝列其中，为六人之首，并受荐到地区继续参加评选活动。这一年的教师节，我还参加了区、县两级表彰会，得到县里的重奖（自行车）。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没有亢增亮、贾耀中两同志在局里的“夸耀”与“溢美”，县里甭说奖十辆，即使奖一百辆，也恐怕轮不到我这山曲乡野一介书生的头上；倘若这事放到今天，你得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或许才能如愿。七年里，我深深感受到家长、群众对学校老师们的期望与抬爱，而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支部驻学校代表陈贵恒同志身上，他在学校建设、教学设施以及教师生活诸方面，事无巨细，皆倾尽心血而竭力为之。令我不能忘记的还有，学校上到张望、陈文光、贾子华等领导，下至贾彦武、王润瑞、贾彦山等同事，在各方面都予以热心支持与鼓励，对此，心中长存感激之情。上年年根，忆及往事，情愫系之，也给文光校长呈联一副，曰：“文雅笃诚，育栋培梁酬夙愿；光明磊落，待人处世慰平生。”此属寒酸之举，谁叫咱只能“秀才人情纸半张”呢！
一九八五年春季的一天，我正在上课，贾丕理捎来王文命校长的信笺，要我到原中接替雷霆（后来担任原平市副市长）教高二语文课，记得信末有“切切”二字。这有点迅不及防，来得太突然了。我当时的想法，一是年岁已经直奔“天命”，不是再“出门当三年小伙计”的时候了；二是在下面，教书、种地两不误，容易养家糊口；三呢，本人压根儿就是个“拨眼先生”，深知自己有几两几钱重，还虑及“高处不胜寒”啊。文光校长也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劝我“三思”而“别行”；而贾招科老兄的话让我连“思”都不敢“思”了：“那里早为你这‘出头鸟’亮出猎枪，布就罗网了。”于是，我先是“拖”，继之，求之于当时已是招办主任的贾文英以及初中同学亢星兰等，替我到曹培明局长那里说明原委。在一切均告无果的情况下，我不得不于这一年国庆节的前一天来到学校，当时马炳光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没过几日，我就接了雷霆所教的108班，这个班班主任几易其人，班内情况也很复杂，我面前一切都是“生”的，很是棘手；再加之正如招科兄所预言的那样，你在别人眼里，是“下面来的”，在生态环境里，自然要矮别人三分，不过这也就罢了，原想，只要本着“躬身做人，低头做事”，总会熬过来的；可想不到的是，偏偏有同流班辈的，总在校长那里说小话，像指责小脚女人似的，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于是就有第二年，趁我到忻州进修学习的时候，放出调我到实验中学带所谓“重点班”的传闻。真是“好事不出门，孬事传到归化城”，这传闻就像长了翅膀似的，即刻传到村里去，曾记得村里贾某仁为此还怀着猜不透的用意，当面委婉地向我“求证”过。就为此事，我面陈曹局长，他当时却无言以对，随即传闻化为乌有。古人有“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话，我自惭形秽，无“玉”无“材”可言，但总觉得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历练历练再说，即“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是更好吗？记得“试”过若干年后，一次“教师节”聚餐，王文命校长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我倘若自己办学，第一个聘请的就是你。”他母亲去世后，方方面面考虑之后，还是让我给写祭母文，要知道，他本人就是搞语言文字的内行呀。李明堂书记也是，他主持给他们观上老家修祠堂，落成后要立碑，也找我替他写碑记。后来也多有过从，李老师是拉二胡高手，我与隔壁郭景华老师多次去欣赏；李老师喜欢书法，自己练笔之余，在这方面还十分关心关注我，一次，见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正展播我的书作，便即刻打电话让我开机看看。我叙写这些，旨在说明两位领导兼同事、朋友对我的信任与提携。我常想，没有这些好人给力，我是绝对不会在三尺教台上一直站了五十年的，如果说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仅此而已。写到这里，忽然想到毛公“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其中，“服”字是个很值得琢磨的字眼：“服”的本意是驾辕子的牛马、骡马之类，试想，辕骡、辕马由两根辕条夹着，再鞍之，接着靽（读“半”，套在牲口后部的皮带）之，韅（读“显”，套在骡马背上的皮带）之，然后背承重负，在“第一线”出死力、流大汗，《周易》里曾有“服牛乘马”的话，鲁迅先生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言，就是服服帖帖，心甘情愿地为百姓当牛做马，这与毛公的话如出一辙。至于日常生活里的一些用词用语，诸如“服从”，即服服帖帖地跟从；“衣服”，即熨帖、合身的衣着；“服水土”，即习惯生活条件，等等。而我这一“站”五十年的“核心价值”就是一个“服”字，说得玄乎些，即微言大义就在这里，故而才敢说“值得骄傲”这句话呢。当然这是后话。还是接着前面刚来时的话头说吧：孔圣人曾有言留后：“知耻者勇。”而我那时是“知耻”了，却“勇”不起来，于是，捱过大半年之后，识趣地自我请辞，去接新招的123班了。在这里，我顺便想插叙一件事，即转户问题：那是来原中两个月的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份，一次党员会上讨论转户问题，上面要求提一个名额，当时支部办公室的宋春年，医疗室的张荣，是“老原中”，所以志在必得。临了，王校长还让大家都写了申请，党支部书记李明堂老师看过交上去的申请之后，笑着对我说：“你这条件就蛮够格的。”于是会议决定，把三个人都报上去，由上面去选择。但我对此并不抱任何希望，深感同那两位相较，根本没有可比性。谁承想，一个月之后，在街上偶然遇见李国正局长，他告诉我说：“你的转户问题解决了，全县文卫口共有三四个人。”这真是天上掉下个馅儿饼来！不过再细推测，局里恐怕是从全县整体权衡作出的决定的，因为我那年恰恰是县重奖得者，地区模范。这之后，妻子进入厨房帮灶了，住处又从东八排搬到西院宿舍了，并且拥有了集资建房的资格（夫妻二人必须都是非农业户口）。本人如此突然由“第四世界”一跃进入“第二世界”，这令那些等待转户的老原中们更是艳羡不已。前面提及，我接手123班了，带这个班，一切都是全新的，可谓是顺风顺水，三年一路走来，心畅而神怡，高考结果也令人满意，特别是我所带的两个班（123、125）的语文，在全校应、往届13个班级中，平均成绩最高，获得了当年的“化二奖学（教）金”，颁奖大会合影时，王芷芳副县长拉着我的手，很有几句什么什么的话语鼓励了一番。这之后，说过小话的找你“研讨”了，没说过小话的向你“请教”了；不久，学校又举荐我当了语文教研组组长。其实，我仍然是个故我，并无多大长进，唉，可是这人啊人的……这一年，我还完成了北师大中文本科的进修学习任务，在忻州召开的毕业典礼大会上，我是大会表彰的两人中的一人（另一人是《五台山》杂志的编辑），学习情况还上了当时的《忻州日报》。还有，这时，我被推荐参加县里的高中语文教学能手评选活动，结果评出七人，我是第七名；前六名都是范中教师，而我这“老七”，据说也是来自本校的评委李仲康老师，跟范中张姓某领导力争的结果，对原中来说，此可谓“‘小’果仅存”矣。接下来是到地区比赛，并选拔确定赴省参加省教学能手评选人员名单。在地区教研室，我又遇到一位知己，静乐人，教研室语文教研组组长，他就是吕学文老师，应该说，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不仅欣赏我，而且同情我。两天之后，我与范中的赵成龙（数学）、邢志飞（化学）去太原。经过两天比赛，三人都顺利过关，终于结束了这场赛事（本人被评为首个忻州地区高中语文省级教学能手）。这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份的事；一个月之后，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的女儿姚力芸，在太原坞城路新办了一所双语学校，派人来原平叫我去。我到山大专家楼见到姚力芸后，她交代我说，两个班的教学任务，待遇如何如何。但我得知不能保证评定职称时，便谢绝了姚校长的美意，当天返回原平。说到评职称，那是两年之后的一九九五年的事，县里只有我和宋月瑞两人参加评定，还是去太原，由省教院主办。不过对我来说，这次是走过场，因为省教学能手是免讲的，所以，只要把材料递上去，就十拿九稳了。这些年来，在送出123班之后，先后又接送了143、166、190以及205班，其实带班出成绩，往往“大年”“小年”轮番来，“大年”之后，一窝蜂给你塞学生，成绩肯定上不去；“小年”之后，高考时班级可能就是一匹“黑马”突然奔出。这是我经验出的一条规律，拿事实来印证，大致不谬，比如，123班可以，143班就不怎么，班均分挺高的，达四百分者在全年级最多，可就是没有尖子生，结果可想而知。之后，一九九五年毕业的166班，便又冒尖了，本人也一下子成了全校高考奖“三大万元户”之一（另有邸殿楼、李爱廷二人）。接下来的几个班级，虽未冒尖，也算差强人意，蛮可以交待过去。其实，对于人生中、抑或事业上的成败得失，须持的态度应该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可也”，心理愉悦、人生价值都在一个“尽”字中。我又常想，作为一个语文教师，他不但要培养学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还要培养学生驾驭、实践语言文字的本领。记得好像唐人陆象山有“出入法”的话，他认为学习是“入”，实践是“出”，两者皆不可偏废。要让学生“下水”作业，教师不仅也要“下水”，而且还要“下”出“示范”与“标杆”来。基于这种认识，我组织、辅导过历届的学校文学小组活动，出过刊物，也带领他们参加过全国“华夏杯”等多项赛事，颇有收获。其中至今记得出类拔萃者中有李树山、范志平、栗洲森、弓改芳、赵高峰、王美林等，他们后来都有不俗的前程与骄人的成就。本人也要求自己，钻研教材，力求“钻”出深度来；讲析课文，尽量摸索出规律来。在这一过程中，偶有所得，便诉诸笔墨，给记录了下来。如此日积月累之后，结集付印，名之曰“闻鸡集”，含效颦晋人祖逖闻鸡鸣即起身练功之意。其中有的篇什，还获得过忻州地区优秀教育论文一等奖、二等奖，以及在《光明日报》《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北京教育》《文汇报》等刊物上刊出，并获得多个奖项。但我认为，教研论文要说质量，当数在上海《语文学习》上，前后所发的三篇较长文字较好，它们分别是：《作文命题的导向性》（1991·8）、《语文教学读报谈》（1993·1）、《作文批改中激励教育的运用》（1994·11）。而教育教学散文方面，觉得刊登在1993年《人民教育》第一期上的《太阳为我而升》一文较为满意，这篇小文还获得过“教师—最崇高的职业”全国征文等级奖。我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份退休的，在古代，如果你是官员，这就叫做“致仕”，“致”，给与也，意思是再把这官职送回到朝廷那里去。当然我这样说，纯属戏谑之词，大可不必去理会；但我想说的是，当时的夏烈威校长，同管教学的刘刚副校长，首先见我是个“受头”，再加之知脾合性，又有平素之谊，便首开返聘任课教师的先例，让我只带一个班的课，继续干下去。话说到这里，还想说说在原中期间，我遇到的另外两个贵人、好人，一位是《中国教育报》的编辑鲍东明先生，这位远在北京、素昧平生的大编辑，却很欣赏我的文字，每一篇稿子发表之后，他不但寄来样报，还附上热情洋溢的鼓励话语，这样，前后有七八篇文章是由他签发的，比如《寓教于诗，启发诱导》（1995.10.5）《语文课“开场白”三法》（1996.8.6）《鼓励质疑，激发思维》（1998.5.26）《诗教，扣开学生心扉》（1998.1.6）等等，其中有两篇被选人《捕捉最佳教学时机》一书。来往多了，鲍老师还托我给他寄了一份山西省历年中考题汇编。另一位是《山西老年》杂志编辑翟小明，即奚川先生，一次，他见我在上海《文汇报》上登出杂文《先“辨公”也好》并获奖后，来信鼓励我每月寄他一篇去，但我搜索枯肠，终难如愿，几年里，大概有十来篇刊登在该刊物上。这还不说市文联、市报社的李璧、张存堂、贾宣生诸同道，一个劲地黾勉你，鼓励你，甚至加水分地“张扬”你，却并不嫌弃我这教书匠身上时不时散发出的“匠气”与穷酸气。
此时，我已属半个“自由身”了，接着由曹建田老师推荐，到原平铁路中学去“发余热”。先代高42班的课，历时一年毕业后，紧接着代高45（理）、高46（文）两个班的课。三年走来，很是得心应手，高考成绩也十分了得，对以往“零达线”来说，这可谓是“颠覆性”的，其中，45班是我过去的学生陈彦军当班主任，这个班的李勇同学，以总分646分的骄人成绩，成为全市理科状元，并如愿以偿地进人清华大学，应该说这是创造了历史，不仅是铁中，而且是原平，因为时至今日，十二三年的时间段里，在原平大地上，还没有再出一个学子考入清华的。这之后，因铁中领导看好我，又让我代实验班55班的课，并言明：一个班级的课，抵两个班级的工作量，即额外多给一个班级的待遇。干过一年之后，夏烈威校长对我说：咱英才中学也如此待遇，你就别跑路了。这样，我才从铁中“撤退”了回来。这是二零零三年的事。在铁中，前后历时五年，蹬辆破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吃了不少苦头；放到现在，想都不敢想啊。好在铁中是个好地方，郝志忠校长是块大“材料”，有帅才气质，令行禁止，绝对能一声喊到底，只是地方小，憋屈了些，这就委屈他了；学校对待老师们也很人性化，方方面面想得很周到。离开之后，仍有好些老师、学生牵挂不辍，比如办公室主任贺卫老师，后勤处主任郭建明老师，就分别领着女儿贺蕾、儿子郭毅飞来家中探望过，故而铁中多有念叨、留恋的地方。
对于英才中学，其实从铁中撤退之前，就已经代着高五班的课了；之后，又兼代八、九两个班的课，连同原中返聘期间先后代的205、221、147班，共四个班级，如此负重，一直坚持了五六年（顺便插一句：2004年，褚文忠担任校长时，我才完全走出原中）。我这人在家里，是“甩开胳膊拃开手，老婆咋扭咱咋扭”；在英才中学，跟着夏老师鞍前马后，照样如此，更何况“知我者，夏先生也”。记得在原中时，一次大扫除，我与学生灰头灰脸一起干，为此，时任教导副主任的夏老师，在教师大会上还夸奖了几句。故而在英才中学那些年，本人“呼之即来”“能上能下”，因之，把我当“新鞋”穿，我也不喜；把我当 “敝履”弃，我也不忧。比如，李老师因班上出了命案，“三十六计”去了，两个班的课我来代；又比如，代文、理补习班的女老师因故放挑子了，我再去顶替。后来年近古稀了，有从讲台上栽下来的“隐忧”，于是我“全身”而退了。此时，钟摆定格在公元二零零九年仲夏……有道是“学得文武艺，交与帝王家”，在今天，公众乃“国王”、“上帝”也，而我压根儿就无“文武艺”可言，管窥蠡测，所得有限，充其量是个“半瓶子”，只不过不吝其有，倾其所能就是了。五十年教书生涯，就此画上删节号。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凤凰卫视》上的一篇文章，它说人生有几大恩情不能忘怀，其中“良师培育之恩”“伯乐推荐之恩”“友朋津渡之恩”，在上文大致都有所涉及，唯独“母亲养育之恩”却未提到。在英才中学期间，鼓励我坎坎坷坷走过五十年的母亲去世了，不提这一点就是枉读“人之初”。母亲是二00八年农历三月初十，以九十六仙寿无疾而终的。老人家十五来归，三十守寡，度过六十六年的孤苦时日。我从教初始，曾被“家有半升粮……”“一工二干三”什么什么的困惑过，鄙薄“拨眼先生”这一行当，老人家当时却正颜厉色地质问道：“‘拨眼先生’咋啦？这是功德的事情，你不懂得起房盖屋要做地基的道理吗？”如此一问之后，才让我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拨眼”利惠的是众庶，“雕龙”成就的是精英，舍“众庶”而求“精英”，与一心想建“空中楼阁”，以及一心痴迷于缘木求鱼，何其相似乃尔！母亲常常艳羡别人家门楣上的“进士第”“耕读传家”匾额，艳羡那“积善人家春常在，读书门第庆有余”“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砖雕楹联，是的，母亲不识字，却是传统文化的超级“虔诚者”啊！我常想，一个男人，是有两个女人陪伴你度过一生的：母亲育你长成，妻子伴你终老，相比之下，母亲的胸怀更温暖，更宽厚。老人家去世后，我写的思念文字寄给北京《对联》杂志，薛宗翰总编看过亦为之动容，便即刻来函曰：“您的大作感人至深，请尽快修改并增加一两副对联，本刊计划在清明节刊在卷首。”结末还有“又及”“拜托”云云。呜呼，母亲离世已经有年，而她的教诲却一直鞭策着我、鼓励着我，再兼以众多好心人一路搭手相助，我才在教育战线上走过了这坎坎坷坷的五十年。纸短情长，絮语就此打住。临了，想录一首词牌叫《定风波》的词曲，收束小文：
随处心安即我乡，从头收拾少时狂，落笔烟云谁共赏？怀想，故园人去一杯凉。
戏逐浪花三五子，弹指相逢，已是鬓苍苍。车近山前知道在。老迈，翻开岁月话平常。
个人简介：张秉才，1937年生，中共党员，山西省原平市神山人。从教50年，为中学高级教师，山西省高中语文教学能手。从小喜欢文学创作，曾是山西省青年作协会员，忻州地区文联会员，有数百篇文字散见全国六十余种报刊杂志上，如“光明日报”上《我的这辆老飞鸽》（1994.12.19），“文汇报”上《先“辨公”也好》（1992.10.9），“中国校园文学”上《绿色的回忆》（1992.12），“人民教育”上《太阳为我而升》（1993.1），等等，并多次获奖，又于2006年有《闻鸡集》一书面世。书法作品在《对联》杂志以及央视书画频道举办的“迎春杯”“农行杯”等征集活动期间，亦曾数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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