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河對岸
史學界將周平王東遷洛邑至秦一統天下這一段時期分為兩個階段，即春秋與戰國，而此兩個階段的命名，源於兩部史籍--《春秋》與《戰國策》。以史籍命名歷史階段，看似是很不經意的劃分，但卻恰是我國從封建制走向君主集權制的分水嶺。
春秋與戰國給人最為直觀的感覺，就是戰爭規模明顯不同。春秋時期，比較大的戰爭，例如最為著名的晉楚城濮之戰，各方出動的兵力也就在三、四萬人左右；而戰國時期卻動輒幾十萬人規模的戰爭、且相持很久。
那為何戰國時期的戰爭動員能力可以達到春秋時期的十幾倍呢？這本質上體現了國家權力的移動。
春秋時期，國家的權力不斷下移。孔子就曾感慨道：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樂征伐，即是國家權力的象徵。自周平王東遷之後，周王室逐漸式微，而再已號令不動諸侯。
而實際上，不只是周王室的權力在下移。各諸侯國的權力也在下移，越是到春秋中後期，國君的權力就越弱，而其國政都是有其世族卿大夫分掌，如晉國有六卿之臣，楚國有若敖氏、蒍氏、屈氏等，齊國有高、國、崔、慶、鮑、田等等，魯國有三桓、臧氏、展氏等，鄭國有七穆（駟氏、罕氏、國氏、良氏、印氏、遊氏、豐氏），宋國有華、向等等。
國家權力之所以會不斷下移，就在於分封（封建）制度。“封建”的本意就是“封邦建國”，分封制乃是周王朝的宗法，雖從表面上看，周王朝的王位繼承是遵循嫡長子繼承製。但從實際財產分配上，分封制是實行“兄弟析產”制。
比如，周武王去世之後，由周成王繼承王位，周成王將唐（晉）作為封國賜給了弟弟叔虞，這便是晉國的由來。唐（晉）雖表面上仍是周王朝的屬國，但唐（晉）已是一個獨立的諸侯國，自此便歸於唐叔虞這一脈。因而，周成王將唐（晉）封給弟弟叔虞，從根本上來看，就相當於周成王與弟弟叔虞分了一次家產。由於周王室世世都要分封，當然就使得周王室的直屬疆域就越來越小，周王室的實力也自然就越來越弱。
對於諸侯國也是一樣，諸侯國君的嫡長子繼承國君之位。而其他公子為卿大夫，則需被賜予某塊領地以作為食邑，而這也同樣是兄弟析產製。
而周王朝時期的貴族就分為四個層級，依次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天子、諸侯、卿大夫都有自己的領地，是依靠領地的貢賦而生。諸侯的封地稱“國”，卿大夫的封邑稱“家”，這便是“國家”一詞的詞義來源。而“士”是沒有領地，需要靠出仕換取俸祿而生，也就是說卿大夫是不需要分家產的。除此之外，由於世卿家族長期分掌國政，而隨著其“功績”的累積，其家族領地也會越來越大。久之，就形成了“卿”大於“君”的局面，國君就漸漸成為了傀儡。
戰國時期，卻正相反。各諸侯國為加強君權，紛紛實行了變革，魏有李悝，齊有鄒忌，楚有吳起，韓有申不害，秦有商鞅，趙有肥義，燕有樂毅。雖變革的措施不盡相同，但其變革的核心只有兩個字：集權。其手段就是通過削弱世族卿大夫的權力（廢除“世卿世祿”制），以實現加強君權的目的。最為通行的方式，就是用外來的“客卿”來打壓本國的“世卿”。
在戰國時期，雖也還有分封采邑制度，但卻不佔據主流。在國家的大範圍內都實行郡制、縣制（縣制始於楚，郡制在秦盛行），即由王室直接管理地方。如此，王室直接管理的疆域越來越大，王室的臂膀也就越來越強壯有力，“禮樂征伐”之權也就再度回到君王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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