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的發展從來都是殊途同歸的，用自己的變化去改變這個世界，造福社會與大自然，這個世界會好的。
文 / 衛小溪
珍·古道爾博士，世界著名動物學家和自然保護主義者。她的“猩”路歷程令人肅然起敬，瞭解她的人都會歎服於她的偉大，她的研究改變了科學界對人與動物之間關係的認知。2019年11月，85歲的珍·古道爾博士再次來到中國。2020年2月，珍·古道爾會同多位英國文化界藝術界名人和學生通過視頻向與疫情抗爭中的中國人民表達問候和堅定支持。
實現童年願望
珍·古道爾（Jane Goodall）1934年4月3日出生於英國倫敦，成長於英格蘭西南海岸的伯恩茅斯（Bournemouth）。孩提時代起，珍就對大自然和動物產生了濃厚興趣，對周圍的世界充滿好奇。珍憶及早年經歷時說：“4歲半時，我一直納悶兒‘怎麼會有一個夠大的洞讓雞蛋跑出來？’當時沒有人給我一個滿意的答案，我決定自己去尋找。我藏在一個小而不通風的雞舍好幾個小時，終於看到了雞蛋從母雞兩腿間的羽毛裡逐漸露出，最後落到草窩上的過程。家人因為找不到我而差點兒報警，但當母親看見我興奮地跑向房內時，她反倒耐心地傾聽我說完母雞如何下蛋的神奇故事，並未因我的‘失蹤’而責罵我。”
珍童年最喜歡的書也是關於動物方面的，包括Dr. Doolittle、叢林和泰山的故事。珍曾風趣地說：“泰山娶的珍不是我，這真是他的遺憾！”珍知道非洲的動物最豐富，11歲時就夢想去非洲跟動物們住在一起。在那樣的年代，對一個年輕女孩而言，想去“黑暗大陸”非洲，是個駭人聽聞的想法。但珍的母親鼓勵她：“只要你朝著目標努力，不言放棄，一定會走出一條成功的路。”
黑猩猩朱比利玩偶陪伴珍度過整個童年時代。
中學畢業後，珍一邊等待機會，一邊努力工作攢錢，還堅持去自然博物館閱讀有關非洲動物的書。旅費攢足後，珍立刻啟程前往肯尼亞。在那裡，她遇到了自己人生的“伯樂”——著名人類學家和古生物學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3年後，利基教授做出驚人之舉，派她隻身前往坦桑尼亞的岡比森林研究野生黑猩猩。利基認為，考察靈長類動物群體生活習性的工作，女性考察員帶給黑猩猩的恐懼感可能遠低於男性，從而使考察工作更為可行。結果表明，利基的想法是正確的。此時，當地政府提出：必須有個人陪同前往，珍便選擇母親同行。於是，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的珍，就這樣闖入了觀察野生黑猩猩這個無人堅持下來的科學領域。這是1960年，珍年僅26歲。
與“野獸”相伴的青春
路易斯·利基選擇珍·古道爾進行這項研究，並非毫無顧慮的，之前派出的幾位年輕人都沒堅持多久就急著回到城市，珍究竟能堅持多久，利基心裡也沒底。但沒有想到的是珍堅持了30多年。 早在1942年，英國人的非洲狩獵團就已在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現屬坦桑尼亞）西岸的雨林中發現了黑猩猩群居的蹤跡。珍·古道爾的營地就設在位於湖西岸的岡比河畔、人跡罕至的茂密熱帶雨林裡。在這裡還是英國殖民地時期就已劃出了150平方公里的野生動物保護區，裡面就是黑猩猩生息繁衍之地。初到時，珍和母親範尼在叢林中搭了個帳篷，請非洲廚師多米尼克和他的妻子當後勤。3個月後母親回英國，珍聘用曾為利基工作過15年的非洲人哈山當助手，他幫了珍不少忙。野外研究是件十分艱苦的事，在茫茫林海，寂寞、孤獨、險情、水土不服，又缺醫少藥⋯⋯當地土著人告訴她，曾有人在爬油棕樹時被一隻雄猩猩從樹頂趕下來，還被撕破臉、挖去一隻眼睛。但珍並未被嚇倒，任何困難都阻止不了她的決心。珍曾對美國《國家地理》的記者表示：“不知道為什麼，我本能地感覺到只要遵守自然規律，這些野生動物就一定不會傷害我。人們常常問我是否思念家裡舒適的生活條件，的確，有時我想欣賞一段優美的音樂，享受一下閱讀文學作品的樂趣。但是坦白地說，除此以外，我在這片叢林裡感到很愉快。住在簡陋的帳篷裡，在可愛的小溪中洗澡，中午炎熱，偶爾傾盆大雨，甚至有討厭的小蟲，但它們都是森林生活的一部分。這也是我一直盼望的生活，我從未後悔做了這樣的選擇。”
母親一直是珍博士背後堅定的支持者
也許有人覺得，每天觀察黑猩猩，看著它們生活和交流，這樣的自然主義生活很不錯。實際上，珍是在很久之後才能和黑猩猩近距離接觸的。最初，黑猩猩們對這位闖入領地的白皮膚不速之客紛紛躲避，珍只能在500米外觀察它們。為了求得黑猩猩的認同，珍不辭艱苦，帶著哈山潛入林區，靜悄悄等待機會。她露宿林中，吃黑猩猩吃的果子。雨林中的茂草有一人多高，鋒利的葉片刮傷了她的皮膚，也遇到過黑猩猩對她的威脅。可喜的是，15個月後，黑猩猩們對珍的出現終於習以為常。
珍·古道爾博士以驚人的耐心獲得了黑猩猩群的信賴，為它們所接受，融入了它們的群體中。
當珍博士成功接近黑猩猩後，《國家地理》雜誌派攝影師雨果·拉維克來拍攝她的工作。1964年，兩人喜結連理。
1974年，雨果正調試攝影機，狒狒也來湊熱鬧。
珍博士和兒子在一起
珍甚至可以坐在黑猩猩身邊，它們也愛搭不理地懶得多看她一眼。她驚人的耐心終於獲得了黑猩猩群的信賴，融入到它們的群體中。她還為每隻黑猩猩取了名字，珍說：“當菲菲向我伸出手時，我覺得那簡直是個奇蹟。”她試著用黑猩猩的思維與它們交流，漸漸地，黑猩猩喜歡上這位人類朋友，常到珍的帳篷做客，要香蕉吃，或和她一起玩耍嬉戲。由於她的研究，黑猩猩“灰鬍子大衛”“弗洛”“菲菲”成為公眾熟悉的名字，以往神秘的野外研究成為普通人可以瞭解和關注的事情，一些公眾也因她的研究而關注黑猩猩的保育事業。
珍博士半蹲在地上，滿懷慈愛地伸出右手，觸摸一隻幼年的黑猩猩。小猩猩羞怯又信任的眼神令人動容。
成功的路上，不只有鮮花掌聲，也有荊棘坎坷。一名年輕的倫敦女子深入非洲叢林與黑猩猩生活在一起的消息，在當時的年代一經爆出，便迅速蔓延開來。黃色小報等不少媒體以駭人聽聞的標題對此進行報道，而非嚴肅的科學態度。“那時候人們最關注的好像是我的腿（珍在非洲研究時通常著短褲，新聞報道中有大量她穿著短褲的照片），不過我想了想，這樣也好。當時我需要資金，能出名就能為我帶來關注和資金，可以繼續研究。”多年後回憶起那時的境況，珍幽默地說。
1960年，珍博士在坦桑尼亞岡比河畔的熱帶雨林紮營。
爬樹、匍匐、蹲守、野獸的襲擊，誰能想象她為研究付出了多少艱辛和努力？但每當提起那段在非洲叢林的時光，珍總是無比懷念：“生活在這片天空下，森林彷彿是我的聖堂⋯⋯”
1965年，珍對黑猩猩群體生態學的觀察和研究成果使她獲得了英國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並被聘為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副教授。繼珍的考察成功之後，相繼有兩位女生態學家黛安·福西（Dian Fossey）和蓓魯特·高爾迪卡（Birute Galdikas）分別對非洲大猩猩群和印尼猩猩群進行了考察。不幸的是，福西后來為了保護大猩猩遭到當地偷獵者的殘忍殺害。在坦桑尼亞，珍·古道爾建立了岡比研究中心，她和研究夥伴陸續地發現了黑猩猩這個地球上與我們人類親緣關係最近的物種的種種細節：它們能製造和使用原始的工具，經常獵殺一些中小型哺乳動物；育幼期很長；社會組織已非常明顯，有一定程度的社交行為來維繫族群內部的和諧關係；有明顯的地位和階層劃分，甚至也會自相殘殺⋯⋯
走出叢林，奔走全球
生物學家史蒂芬·古德爾曾說：“珍的事業，是西方世界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砥礪前行，珍·古道爾諸多榮譽加身：1987年獲動物權益研究所授予的“艾爾伯特·史威策獎”；1989年獲《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授予的“傳播造福人類知識傑出工作者獎”；2002年被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任命為“聯合國和平使者”；2004年獲英國皇室授予的女爵士頭銜；2006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贈予的紀念獎章。
珍博士的研究有三大貢獻：發現黑猩猩會製造工具，具有劃時代意義；為野外類人猿行為學設立新高標準；協助發現黑猩猩免疫系統缺陷病毒SIV。這些都是珍博士在開始野外考察初期完成的，而她在岡比做出的貢獻絕不是用這些成就可以衡量的。一個女人的青春和最充滿力量的黃金幾十年已然過去，橫亙在科學成功背後的諷刺意味卻依然揮之不去——人類對黑猩猩瞭解的越多，就越發擔憂它們能否延續生存下去。這種最受世人寵愛並被廣泛研究過的類人猿物種，因人類活動的“侵蝕”逐漸被隔絕在一塊島狀的棲息地上。這塊棲息地太過狹小，根本無法維繫黑猩猩的長久延續。
每一次回到她的研究地，那裡每況愈下的自然環境都讓珍傷心和焦急，岡比國家公園的生態破壞，推動珍成為一名環保佈道者。岡比從來就不是伊甸園，這裡危機四伏，惡疾肆虐，隨著國家公園外的景觀變化，保護區的生態活動遭到嚴重破壞。數十年來，住在周邊的村民們一直掙扎在溫飽線上，他們在此刀耕火種。上世紀90年代早期，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讓岡比國家公園變成了面朝坦噶尼喀湖的生態孤島，其他三面被人類環繞。在這座孤島上住著不超過100只黑猩猩。如果不是1986年的一場國際大會，珍·古道爾可能會選擇一直呆在岡比國家公園研究黑猩猩。那年，珍·古道爾乘飛機去歐洲參加一場有關黑猩猩的會議，當飛機經過岡比國家公園上空時，她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她熟悉的岡比國家公園依舊是那麼鬱鬱蔥蔥，但公園四周黃沙飛舞，所有的樹都被人工砍伐光了。“那個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還一直呆在岡比研究黑猩猩，跟他們同吃同住，非但不能保護它們，反而會讓它們的數量越來越少。”珍反省道。
珍博士看望坦桑尼亞岡比國家公園的黑猩猩
珍博士與黑猩猩在一起嬉戲
根與芽——希望的理由
1991年，珍·古道爾創立了根與芽環境教育項目，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面向青少年的環境教育項目之一。 自從該項目啟動，為宣傳可持續發展、保護自然世界，珍開始奔走全球。珍開玩笑說：“這些年來，我的家在飛機上。我可以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犧牲自己，可是如果我們的下一代無法勝任這個工作，那麼我們的努力都毫無用處。我對根與芽的工作如此用心，正在於此。”但隨著珍·古道爾年事漸高，她的身體狀況也很讓同事和朋友們擔心。對於這樣一位耄耋老人而言，她還能為這片她奉獻畢生、無限熱愛的土地做些什麼呢？支持她不斷奔走的動力是什麼？她的希望在哪裡呢？
根向地下無盡的伸延，形成穩固的基礎。芽雖然看起來嬌小薄弱，卻能夠為了尋覓陽光而破土移石。如果我們為地球所製造的各種問題，是一道道堅固無比的城牆，遍佈世界各地生根萌芽的千萬顆種子，就足以改變世界。你能夠改變世界。——珍·古道爾
這就是珍·古道爾向全世界所提倡的根與芽的理念——人人參與，年輕人應該行動起來，積極發揮自己的作用，實現自己的夢想，來解決世界上的問題。
珍博士和根與芽組織成員一起慶祝國際和平日活動。
多年來，珍·古道爾一直希望與青少年分享她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1991年2月，坦桑尼亞的中學生與她就當地動物保護和其他環境問題交流討論。珍鼓勵他們一起行動起來，這就成了根與芽小組的第一次活動。大約20年前，一位中國女大學生讀了珍和她的黑猩猩的故事，一下子從床上蹦起來。大學畢業後，她開始致力於保護野生大熊貓的工作。20年後，她的故事出現在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上。 後來，在紐約街頭，她在人群中認出了珍博士，激動地衝上去緊緊抱住珍說：“您是珍吧，我讀過您的書，我非常愛您，因為有了您，我才有決心20年來一直從事保護和研究野生大熊貓的工作！”這位當年的大學生就是如今著名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呂植。多年來，呂植帶領著她的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團隊，一直不斷為動物和環境研究及保護做著努力。這就是根與芽項目撒播的種子帶來的力量，這樣的種子成千上萬，有的已經破土而出，有的還在努力生長，有的還在孕育⋯⋯珍博士以她的個人魅力，將希望的種子撒播人間。1998年，珍·古道爾第一次應邀訪問中國大陸，參觀了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面向環保人士進行了環境教育宣講；1999年再次應邀訪問北京和上海並與中國政府官員和商界人士會談，推動根與芽項目在中國的開展。此後，珍·古道爾博士多次訪問中國，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進行演講。近年來，珍堅持以每兩年一次的頻率訪問中國。
2012年，珍博士在珍古道爾（北京）環境文化交流中心演講，號召大家要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
珍·古道爾特別關注中國的環境，希望從支持中國的根與芽項目做起，為中國的環境保護做一些事情。珍說：“脆弱的年輕人有時候不知道這個世界該是什麼樣子，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但是，只要給他們一點勇氣，他們就能看到希望。年輕人容易悲觀失望。每當我回想起60多年來世界的變遷，也會對某些改變感到遺憾。但是，很多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很多令人不滿的狀況都是可以通過自己的雙手改變的，只要你去做。創造一種信念、信心，是‘根與芽’的初衷和目標。很多人問我，想要通過這個活動來拯救地球嗎？不，我並不那樣認為。我們沒有能力改變整個世界，可是，我們可以努力去改變一個人或一個地方，我想，這就夠了。”在珍的理念中，人與自然的發展從來都是殊途同歸的。珍鼓勵人們用自己的變化改變這個世界，造福社會與大自然。
"You have to decide what kind of difference you want to make." — Dr. Jane Goodall
珍博士與根與芽組織小組同學交流他們舉行的活動。
2020年對這位86歲高齡的老人來說頗具里程碑意義——致力於研究野生黑猩猩已經跨越了60年。珍說：“我希望的完美世界是人和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破壞自然。我對此充滿信心，因為我找到了人類可以對未來充滿信心的理由。”時間回溯到2001年，珍·古道爾在北大演講時，有位女同學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您只剩下最後一根香蕉，是把它送給人，還是送給黑猩猩？”珍回答說，她會把香蕉分開，一邊一半。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一個象徵，意味著人與動物同等重要。珍超越了她自己的民族，也超越了自己的物種。正因如此，懷著對野生動物和大自然的愛與關懷，珍開始了另一次夢想的征途，她把“根與芽”活動帶到世界各地。“唯有了解，我們才會關心；唯有關心，我們才會採取行動；唯有行動，生命才會有希望。”這是珍博士常說的一句話，激勵了很多人由不瞭解、不關心到有所行動，為其他物種爭取生存的權利。
歲月已去，容顏易老，但珍·古道爾的名字已然成為一段不老的傳奇。許多年後，當白髮蒼蒼的珍回到那片她最熟悉的非洲叢林，不禁慨嘆：“當我現在一個人在岡比的時候，我能很容易找到我26歲時的感覺，那種滿世界新鮮的感覺，那裡依然有一種獨特的味道，我能夠隨時感受到它⋯⋯
當我住在叢林裡，那裡的時間像是永恆，我總能得到治癒。我從離群索居的生活，變成被人群、酒店、座談和會議包圍，但我一直擁有叢林帶給我的平靜。”
珍·古道爾博士與“根與芽”的青少年在一起
本文選自2020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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