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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到雅安，在成雅高速还没有通车的时候，就只能走318国道，过了邛崃再往雅安去，就要路过一个叫大塘的乡镇，也叫大塘铺（邛崃、蒲江、名山一带叫大塘部），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乡。到今天为止，我离开大塘铺已经整整十年。至于大塘铺咋个叫“大塘铺”，这个要从清初说起。那时废掉明代“铺递”，新置八“铺”传递公文，其中作为四川四条驿道干线之一的西大路就经过县境，也就是邛州通雅州的四个驿站：金鹅村的青石铺，官塘村的大塘铺，鸡公洞（甘溪乡新民村）的金鸡铺跟甘溪铺（甘溪乡）。西大路这条驿道后来就发展成为川康公路，也正是川藏公路318国道的前身。大塘铺在蒲江县的西北边，早些时候到县城要走李坝、滴水岩过罗坝至大兴场，经窗子坝、三和场、王店子、一碗水、叶山经黄拱桥到县城西门。建国后新建了蒲塘路，就从东岳庙大桥到高山邑、大兴场再到县城。
蒲江县行政区划图
肖巷子
我出生在大塘铺朝蒲江县城方向的肖巷子，地名用“巷子”命名是因为这个地方地处大五面山南麓，而又是蒲塘路上大塘到蒲江方向的第一个陡坡。从肖巷子上坡去可以看到大塘铺的市井，下坡来又是临溪河边上的东岳庙，顺着临溪河边往上游走几里路就是“蛮塔子”（今称箭塔），站在坡上可以看得见对面小五面山边上的李坝、滴水岩，顺着李坝看上山去就是高炉冲（今八角井）。这些地方都依大小五面山耕种繁衍上千年，从古至今，都是盛产民间故事的地方。
箭塔
就在这样的故乡，我长到十九岁才离开。我在用大队旧工房改造的教室里学会认字，晓得了上课讲话要用舌头顶着上牙讲普通话。每年七月半，我看着爷爷写袱纸，记住了历代先人的名字以及各类婚丧嫁娶的行文礼数。我在比我大的伴儿的影响下，学会了川西的各种农活。从小，叔伯姨娘和乡邻就夸我头大耳朵大，将来要当大官，每当在田地里苦熬的时候，我就恨透了这身农皮，尤其是看到刚打晒在晒垫里的谷子被飞扬跋扈的大队干部用自带的编织口袋装走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起誓，一定要当管那些干部的官。直到我在互联网上查到我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时候，还有人说：“你那网上的东西还怕是假的，要是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们都来吃你的九碗。”后来我真的就脱掉了农民皮。那曾经在肖巷子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父母亲都跟我讲过，好些以前在路上碰到都当作不认识的人，后来都会大老远地过来打招呼。近年间才发现，也正是肖巷子的种种过去，让我既自私又好强，记仇而隐忍，老实善良，经得起磨练，再苦也不讲，这本身就是农民性格。我感激着故乡水土，是它培养了我的农民性格，使我如春天的油菜田里的萤火虫，自己照亮自己的路，如漫山遍野的蒲公英，飘到哪里都能扎下根。
爷爷留下的印章
那个年代的毕业照
初夏的油菜田畔
离开肖巷子这十年，我读了一些书，看那些大作家通过文字将家乡展现给世人的时候，我不禁发现，他们故事里的家乡跟我生活的那个地方又何其相似：东岳庙建立起乡人的信仰，虽然谈不上真正的信仰，但又有事必求；大小五面山承载了古往今来的人们的生产资料，包括砖瓦椽枋、农用家什、家禽家畜；临溪河送来百丈河的分支，同时又汇聚了大小五面山的降水，为这一带的粮食生产提供了天然条件；民间传说由老人们言传口授给妇女儿童，建立起乡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使之民风淳朴，鸡犬相闻。
农民的信仰
逐水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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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总盼着哪家办九碗，主人家一般会提前一两个月挨家挨户通知，恭敬地道一声早请，被请的不管农忙农闲，都会提前一天放下田地里的活路，基本上全家出动，过去帮忙。先借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然后老年人就垒起泥灶烧开水、蒸饭，字写得好的安排写对联、客事名单和礼房，男子汉则搭棚子、牵线点灯、杀猪杀鸡破下水，妇女伙就择菜洗菜帮厨打下手，如此种种、各行各业，都被一个专职支客师安排周到，主人家只管安排采买、招呼客人、递烟倒茶。忙完一天，准备好第二天正席的菜品，开始享用“花夜”的美食。娃娃老人和远处的客人些，早早地占下位置，坐等开席。娃娃那一桌最有趣，上来一个菜，八双筷子一齐上，手快的能多吃，手慢的小娃娃就要靠大个的照顾着才能吃到，吃完了盘子、碗摞成塔，然后又伙起（一同）去捡没爆的哑炮，或者是搜刮主人家的果园菜地去了，老人们和远处的吃完了就趁天黑前回去喂鸡喂猪。第二临（轮）妇女跟妇女坐一桌，男子汉跟男子汉坐一桌，妇女些吃完了负责打扫卫生洗碗，男子汉喝酒吹牛。等吃完洗完，男男女女打牌消遣，直至天明。待第二天正席客人离席散去，第三天早上主人家还会亲自安排饭食，最起码也要杀两只大红鸡公，以示谢客。
川西九大碗
川西九大碗
遇上丧事，主人家的孝子会先放一饼短炮，告知乡人家里老人已去，然后在天麻乎乎亮的时候戴孝到各家去跪请乡人帮忙。请完乡人，孝子就开始请阴阳先生、向亲戚朋友报丧、置办丧场纸火。被请的乡人再忙也要放下手头的活路，立即赶去帮忙，一如办喜事一样，一个生产队的人，陆陆续续赶到，一方面是帮忙打墓抬棺，一方面是帮忙置办酒水招呼前来吊丧的客人。下葬的日子是阴阳先生根据亡人生卒八字和埋葬方位选定的，帮忙的人也要等到落棺才陆续散去。亡人由儿女净身更衣后，设灵堂在堂屋，前置灵位和引魂幡，在报丧后到出殡前，孝子孝女彻夜守灵，灵堂前点长明灯，纸火不断，来吊者多下跪烧一刀纸钱，边烧边陪守灵的孝子孝女说一阵子安慰的话。拜五方、取圣水、撵地（找地脉）都由孝子贤孙依次紧随其后，要是先生或者菩萨（当地的巫师）念经，孝子贤孙就得跪在灵前，出殡之前，孝子贤孙还要按辈分依次跪灵听先生念开路经文，祭文念完，孝子贤孙长唤一声“某某某，回来了”，而后“摔瓦”出殡。长子打幡、次子抱灵、孝女打孝伞、贤孙抬花圈，送至事先选好的墓地。下葬前先烧坑，落棺后孝子贤孙往棺材下面塞钱，以示升官发财，而后背身反接钱粮，以一抔土洒向棺材，背身而去，不可回头，返回家中。后面还要听从先生指示“烧七”、“破地狱”，丧事才算办完。
跪灵
出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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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没出生的年月里，原来集体的土地随着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后的十多年，成为了农民干劲最足的十多年。那些年风调雨顺，小春收油菜籽，大春收水稻，大部分家庭交完公粮基本上还够吃。每年九月上下，各家各户都会打下新米，蒸上一顿糯糯的新米饭，将第一碗添给家里的狗，因为相传是狗漂洋过海带回的稻种，然后再是给县城里的富亲送上三五十斤。打我有记忆起，大塘铺就成为西南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之一，那时候便建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楼——西藏昌都林野宾馆、娱乐城，以及318沿线的各种饭店宾馆、汽修铺跟洗浴中心，世纪之交的商业化，唤醒了一部分肖巷子的老农民。他们大部分留下孩子，双双将被褥装进猪饲料的编织袋，挤着火车到北上广深打工去了，有的把田地交给家里的老人，也有的托给了叔伯娘舅。等到腊月间，那些打工的人像候鸟一样回来了，有孩子的就给孩子添置新衣新裤、文具玩具和烟花礼炮，没孩子的也把家里更换一新，也有年轻点的媳妇儿穿得跟城里人一样时髦靓丽，就有嘴长的说，谁知道她在外面靠什么挣钱，还有留下老婆孩子或者老公孩子，自己一个人出去打工的，后来就再不回来了。
世纪之交的打工潮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支撑着我们这个农业大国，也是依靠“三农”推动着国家发展进步。土地滋养了我们，它使广大的农民吃饱了饭，完成了家族的繁衍，也造就了农民的朴实与善良、勤劳和坚韧。但是社会的发展使大部分农民不得不荒掉土地，背井离乡，去争取更多的尊严，一切都不可预料又都理所当然地在前进着，一切都在轰轰烈烈或者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当祖国南边的工商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当各级领导在追求GDP政绩的时候，又有谁会在意农民收入这点微薄的百分比呢？
农民，真的就要随我们父辈的老去而消失殆尽，甚至在离世的时候都找不到人抬埋了吗？路边的杂草难道就会因一个石头盖住就不再长出来了吗？
留守儿童
二十多年过去，我家屋后的花岗石厂早已倒闭，破旧近二十年的厂房终于在去年推倒，变成了耕地；幼儿园早已卖出去改建成了养猪场；大队卫生室随着先生因癌症去世再没人接手，剩下先生娘子一早一晚坐在门口，跟我们路过的几户人打招呼；肖巷子上坡去的大塘镇中心小学新修成镇敬老院；坡顶上“理发、看相、算命”的幌子已经不复存在，据说李师傅供完儿子上大学后没多久就病逝了；半坡上理发点的棚子已经推掉建成了农家乐，剃头匠后来做了生产队长，有人见那家农家乐生意好，也在斜对面建了更大的，而且餐饮、娱乐、住宿一条龙；在那家大的农家乐对面，原来的沙田坝修成了“临溪小区”，原来独门独户的乡人，在新农村建设的号召下，把宅基地还原成耕地，情愿不情愿的都搬进了集中居住小区，与新邻居开始了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坡上修车铺还在，不过原来是侄子从幺爸那学修的柴油机，现在是幺爸还在修柴油机，侄子在隔壁专修大货车，而且生意越做越大……
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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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前，肖巷子一年间过世了好几位老人，他们都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最后也都埋在这里，之所以一个个地死去，可能是他们于这里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可以发挥，他们再也下不了地，再也管不了同族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这里没有工业、没有旅游，高速公路也从镇子南北绕道而过，逼着年轻的打上铺盖卷走出去，逼着读书的娃娃不再回来。
农民，像是被放在梁上的豆腐，发酸、发霉然后干瘪掉。我没有更好的去处，何况父母健在，每年休假依然回到我的故乡。有次散步，我走到东岳庙外面，墙上有一排“娃娃体”的毛笔字，上书：楼上有玉皇大帝。转到庙门正面，以往用红漆栅栏围起来的大殿已经褪色，里面的菩萨塑像也分不清颜色了，显得没有神采，倒是坐在里面打牌的几桌老人、妇女，显得神采奕奕、热闹非凡。后来参加过几次婚礼跟丧事，也是感受到时代变迁对农村的改变。肖巷子现在的婚礼有专设的宴会点，主人家事先请好厨子，安排好待客标准，四百一桌不低，六百一桌也不高，剩下的就是厨子的一条龙服务，生火垒灶、备菜下套（传菜）、涮盘洗碗全不用操心，主人家只需要在开席前半小时鸣炮示意，乡人亲朋便陆续赶来，上桌吃席、下席上礼，而后纷纷散去。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会直接安排在两个农家乐，请客时虽言早请，但大部分也如前者。丧事一切从简，一请先生、二请纸火铺、三则是电话报丧，先生看地，安排丧场礼数，纸火铺按标准安排所需东西，亲人朋友看情况到场，现在忌讳比较多，因而微信转账，请到场亲友代写花圈，算是哀悼。亡人大多数还是土葬，出殡常在天亮之前，抬棺队伍也是专业化的一条龙服务，包含打墓、抬棺、立碑等。大概也是从一条龙服务出现开始，肖巷子办丧事概不收礼，也不再办流水席。出殡当天，由不上班的、不上学的、没怀孕的、没有八字相冲和不犯忌讳的孝子贤孙随抬棺队伍送上山，丧事便完。
空掉的农村
这几年，常听母亲讲谁家儿子在城里买了房，谁家女儿又嫁到城里。肖巷子不再像以往那样热闹，坡上的地里、坡下的田里也见不到昔日农忙时漫山遍野的劳动景象，坡上的代销点平常只有几个中老年人在那闲谝或者打牌。等到春节，这个举国团聚的时候，才能一改往昔的萧条，热闹一些。要不是春节回去，我都见不到儿时的耍伴，即便是逢年过节回去，见到了也只是打个招呼，似乎在等着对方介绍身旁的另一半或者怀里抱着、手里牵着的小朋友。我站在院子里，眼光极力透过灰蒙蒙的雾霾望见对面小五面山北麓的滴水岩，想，难道我就要成为肖巷子的外人吗？这个巷子就这样很快就要消失吗？
土地真的将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吗？新农村让城乡差距缩得很小，但农民能真正的退出国家发展进程吗？如果不能，那么又将去到哪里？
空巢老人
空巢老人
毕业的时候，父母劝我在成都买房，我说等工作稳定了再说，大队干部劝他们修小区房，我没同意，我说独门独院多好，自己种个蔬菜瓜果，养点家禽家畜方便。直到去年，我也在离家最近的县城买了房，也成了城里“有房的人”。近几次回乡，算起来在肖巷子住的时间要多余县城，因为我感觉在那儿踏实。有人说，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但是随着父母的老去，我越来越不敢认同。离开故乡十年，我自觉不自觉地喜欢跟四川老乡打交道，通过口音辨别亲疏远近，我一度执着地认为同我一样远在外乡的他们，就像肖巷子的乡人一样朴实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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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本想专门去看望九十九岁高龄的叔伯的奶奶，想听听这个裹脚老人讲讲我不晓得的故事，怎奈她因年事已高，思维不清了，再次见面已是初夏，她的灵堂上，阴阳两隔。现目前我能想到的，可以给我讲肖巷子过往故事的人，年龄最大的，当属我大姑妈了，可是连她也年逾耄耋，说话漏风了。
故乡啊，我越来越感激着它给了我生命，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它赋予了我的农民性格，使我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每每想起肖巷子，我就激动地睡不着觉，会想起好多事情，却又弄不明白好多事情，还怕忘记了好些事情。时间还在走，岁月的车轮转个不停，我不是作家，小时候语文也不好，我现在也没想明白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在推着我，告诉我要去写一些东西，也可能只有写出来，大概才能明白那些弄不明白的事，到头来也有可能明不明白已经不重要了，毕竟我们都赤裸裸地来、光秃秃地去，也可能只有写出来，才能不忘记那些走过看过经历过的过去，也可能只有写出来，才能弄明白我是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归途
春
耕午
2019年8月7日于临安冬瓜山
（图片部分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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