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1393年明洪武年間,一隊雲遊僧人,在張家口大清河西岸的山間,有一汪清澈泉水處,建起一座寺院,取名雲泉寺,雲遊僧與禪宗參禪學道的雲水同義,他們居無定所,廣遊四方,自我修持。


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雲泉寺,大概取自唐詩“無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或是“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之意,塞外寺院堂觀,一般都是三教合一,雲泉寺上部為道,下部為釋,中部洞窟有孔聖人之像,寺內有子孫娘娘殿,每逢農曆四月初八廟會,來此登山焚香祈求 "賜兒" 的人絡繹不絕,又名“賜兒山”。


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雲泉寺院中有古柳二株盤抱而生,奇怪的是中空腹內長出1株松樹,柳絲嫋娜,松枝蒼勁,在西邊峭壁上曾生出1株榆樹,相傳為元代所植,曾有"元榆明柳"之稱。


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張家口地處防禦蒙古輕騎兵的九邊外,是明王朝對北元蒙古的“燒荒之野”,嘉靖《宣府鎮志》:每年冬十月初間,以草枯焉始,本鎮統頜官軍出境,焚燒野草,使韃軍不能南牧……由張家口出境,經紅崖兒,至羊圈溝,且行且焚,至晚回兵……由獨石地方出境,由馬營地方出入赤城、龍門等處,且行且焚,西路參將統領本營官軍三千餘員名,由膳房堡口出境,入洗馬林堡口,入柴溝堡,且行且焚,至晚回兵。

明朝的燒荒、詐馬,都是沒良心戰術,將蒙古人的牲畜和人員,推向生死邊緣,早在唐朝有載“……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

隆慶開關的主要推動者方逢時,在《燒荒行》:“漢家御虜無奇策,歲歲燒荒出塞北……滷帳千群皆北徙,烈焰夜照陰山紅。……東風吹綠舊根荑,乾坤回首又春歸。惟有遊魂歸不得,年年空逐野煙飛。”可見燒荒戰術之殘酷。


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康有為在張家口掄才書院講學時,前往雲泉寺遊玩


30多年後,1429年明宣德年間,始建張家口堡, 100年後,1529年明嘉靖年間,張家口堡開小北門,朱元璋對北元蒙古制定“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四不策略,所以,明朝時塞外邊城的北門,有門有洞但是封死的,意即隔絕,明隆慶年間,當朝首輔張居正,因勢利導,極力促成隆慶開關,使長城內外處於暫時和諧,也使張家口邁向新臺階。 


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大境門外的婦女和孩子,背景的房子是日本人的貨棧


清乾隆年間《口北三廳志》明確記載:“東高山(在張家口堡東北七里),西高山(在張家口堡西北七里),二山皆在邊口,相去數百步,對峙如門,張家口之名以此。”其實,北元退回蒙古草原後,明朝一直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修築長城,山口處就有修築張家口長城的張姓人家居住。


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張家口最早的老照片 荒涼的大境門外


明、清兩代《畿輔通志》,以畿內之地直隸六部中,明朝稱張家口為張家隘口,清朝改成張家口,長城稱為“口”和“關”的關隘很多,張家口,喜峰口,獨石口,古北口,殺虎口,都是清朝設置通往蒙古草原和龍興之地的軍事臺站,故比較出名,軍臺與驛站同道,也叫大官道大商道。

明萬曆年間,在張家隘口烽燧處,開設了小境門,白天放煙為烽,夜間舉火叫為燧 ,也叫西境門,據史書記載:“高,人不能騎馬;寬,只能二馬並行”,與南側來遠堡北門正對,關外人畜均由小境門控制”。


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張家口早期老照片 察哈爾都統署 左鍾右鼓


清軍入關後, 1644年順治元年,清廷在小境門旁,扒開豁口,建起一座條石基礎的磚築拱門,叫“大境門”,這時,張家口堡已經發展成我國塞北重要金榷場,場內貿易由官吏主持,除官營外,商人需納稅、交牙錢,領得證明文件方能交易。


先有云泉寺,後有張家口

張家口上堡(市圈)的繁華景象,正對面的高臺是張家口關岳廟


明朝《野獲編·戶部·海上市舶司》:“而宋之南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後,與金國博易,三處榷場,其歲入百餘萬緡。”,這說的是宋朝與金國榷場繁榮事情,明朝隆慶開關後與蒙古茶馬互市,晉商依仗明朝榷場管理漏洞,兼朝廷有山西官員為後臺,在張家口大發橫財、尤其是清朝時期,日進斗金,個個腰纏萬貫,晉商在山西發家,在張家口發跡,促進了張家口地區的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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