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1393年明洪武年间,一队云游僧人,在张家口大清河西岸的山间,有一汪清澈泉水处,建起一座寺院,取名云泉寺,云游僧与禅宗参禅学道的云水同义,他们居无定所,广游四方,自我修持。


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云泉寺,大概取自唐诗“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或是“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之意,塞外寺院堂观,一般都是三教合一,云泉寺上部为道,下部为释,中部洞窟有孔圣人之像,寺内有子孙娘娘殿,每逢农历四月初八庙会,来此登山焚香祈求 "赐儿" 的人络绎不绝,又名“赐儿山”。


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云泉寺院中有古柳二株盘抱而生,奇怪的是中空腹内长出1株松树,柳丝袅娜,松枝苍劲,在西边峭壁上曾生出1株榆树,相传为元代所植,曾有"元榆明柳"之称。


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张家口地处防御蒙古轻骑兵的九边外,是明王朝对北元蒙古的“烧荒之野”,嘉靖《宣府镇志》:每年冬十月初间,以草枯焉始,本镇统颌官军出境,焚烧野草,使鞑军不能南牧……由张家口出境,经红崖儿,至羊圈沟,且行且焚,至晚回兵……由独石地方出境,由马营地方出入赤城、龙门等处,且行且焚,西路参将统领本营官军三千余员名,由膳房堡口出境,入洗马林堡口,入柴沟堡,且行且焚,至晚回兵。

明朝的烧荒、诈马,都是没良心战术,将蒙古人的牲畜和人员,推向生死边缘,早在唐朝有载“……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

隆庆开关的主要推动者方逢时,在《烧荒行》:“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卤帐千群皆北徙,烈焰夜照阴山红。……东风吹绿旧根荑,乾坤回首又春归。惟有游魂归不得,年年空逐野烟飞。”可见烧荒战术之残酷。


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康有为在张家口抡才书院讲学时,前往云泉寺游玩


30多年后,1429年明宣德年间,始建张家口堡, 100年后,1529年明嘉靖年间,张家口堡开小北门,朱元璋对北元蒙古制定“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四不策略,所以,明朝时塞外边城的北门,有门有洞但是封死的,意即隔绝,明隆庆年间,当朝首辅张居正,因势利导,极力促成隆庆开关,使长城内外处于暂时和谐,也使张家口迈向新台阶。 


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大境门外的妇女和孩子,背景的房子是日本人的货栈


清乾隆年间《口北三厅志》明确记载:“东高山(在张家口堡东北七里),西高山(在张家口堡西北七里),二山皆在边口,相去数百步,对峙如门,张家口之名以此。”其实,北元退回蒙古草原后,明朝一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筑长城,山口处就有修筑张家口长城的张姓人家居住。


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张家口最早的老照片 荒凉的大境门外


明、清两代《畿辅通志》,以畿内之地直隶六部中,明朝称张家口为张家隘口,清朝改成张家口,长城称为“口”和“关”的关隘很多,张家口,喜峰口,独石口,古北口,杀虎口,都是清朝设置通往蒙古草原和龙兴之地的军事台站,故比较出名,军台与驿站同道,也叫大官道大商道。

明万历年间,在张家隘口烽燧处,开设了小境门,白天放烟为烽,夜间举火叫为燧 ,也叫西境门,据史书记载:“高,人不能骑马;宽,只能二马并行”,与南侧来远堡北门正对,关外人畜均由小境门控制”。


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张家口早期老照片 察哈尔都统署 左钟右鼓


清军入关后, 1644年顺治元年,清廷在小境门旁,扒开豁口,建起一座条石基础的砖筑拱门,叫“大境门”,这时,张家口堡已经发展成我国塞北重要金榷场,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除官营外,商人需纳税、交牙钱,领得证明文件方能交易。


先有云泉寺,后有张家口

张家口上堡(市圈)的繁华景象,正对面的高台是张家口关岳廟


明朝《野获编·户部·海上市舶司》:“而宋之南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后,与金国博易,三处榷场,其岁入百餘万緡。”,这说的是宋朝与金国榷场繁荣事情,明朝隆庆开关后与蒙古茶马互市,晋商依仗明朝榷场管理漏洞,兼朝廷有山西官员为后台,在张家口大发横财、尤其是清朝时期,日进斗金,个个腰缠万贯,晋商在山西发家,在张家口发迹,促进了张家口地区的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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