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簪花作為一種民俗事象，在我國很早就產生了，婦女簪花主要起裝扮作用。
然而，在其流傳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地發生變異，變異之一便是不光婦女簪花，連男子也簪花。《羯鼓錄》上記載，汝陽王璡隨唐明皇遊幸，常戴砑綃帽打曲，上摘槿花一朵簪之，璡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
可見，在唐代已有男子簪花的現象，當然尚不普遍；到了宋代，才日益普遍起來，而且還成為某些典禮的儀節。如邵雍的“頭上花姿照酒卮”，梅堯臣的“欲插為之醉，但慚發星星”，楊萬里的“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陸游的“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等等，便是簪花習俗在宋代十分普遍的真實寫照。
宋人簪的都是什麼花呢？請看王鞏《聞見近錄》上的一段記載：“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 ，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紹聖二年（1095），上元幸集禧觀，始出宮花賜從駕臣僚，各數十枝，時人榮之。”
所謂“生花”，就是鮮花。一般而言，春天多簪牡丹、芍藥，夏天多簪石榴花、梔子花、榮莉花，秋天多簪菊花、秋葵等。《宋稗類編》上記載，寇準侍宴，上特命以千葉牡丹簪之，曰：“寇準年少，正是賞花吃酒時也。”這兒說的“千葉牡丹”即是鮮花。
所謂“宮花”，是指以羅、絹、通草等為原料製成的假花，也就是《夢梁錄》中所說的“像生花朵”。宮花或由宮中製作，或由坊間專為宮中製作。
宋·李嵩《花籃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簪花習俗在宋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它不僅繼續作為一種民俗事象而存在，而且還部分地轉變成禮儀制度。這從宋人簪花的主要場合便可以看出來。
一 典禮
據《宋史·輿服志》記載，“中興，郊祀、明堂禮畢迴鑾，臣僚及扈從並簪花，恭謝日亦如之。”此外，太上兩宮及皇帝的慶壽活動亦有簪花的儀節。
南宋時，皇帝所賜的花色，按品級各有不同。“大羅花以紅、黃、銀紅三色，欒枝以雜色羅，大絹花以紅、銀紅二色。羅花以賜百官，欒枝，卿監以上有之；絹花以賜將校以下”（《宋史·輿服志》五）。
此種場合的簪花方式是：將花簪在幞頭上，即所謂“簪戴”。《武林舊事·恭謝》中對這種幞頭簪花的場面有生動的記載：“上服幞頭，紅上蓋，玉束帶，不簪花。教坊樂作，前三盞用盤盞，後二盞屈卮。御筵畢，百官侍衛吏卒等並賜簪花從駕，縷翠滴金，各競華麗，望之如錦繡。”姜白石也寫詩描述過這種場面：“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唯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群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
簪花也反映在民間婚儀中。按照宋代婚俗，新郎可以“戴花一兩枝、勝（又叫花勝，是古代的一種首飾）一兩枚”（司馬光《書儀》卷三“婚儀”上）。這在《水滸傳》第五回上亦可找到例證。小霸王周通前往桃花村入贅時，“小嘍羅頭上亂插著野花”；他本人則“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鬢旁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直到近代婚儀，在不少地區還保存著新郎肩披紅綢、禮帽兩側插上金花的習俗。由此也可以看出民俗事象的傳承性。
二、宴會
按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凡皇帝“幸苑囿、池籞（yù），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在這些場合，皇帝大都要給群臣賜花。群臣戴花後，還要“謝花再拜”（《宋史·禮志》十六）。
按哲宗朝以前的禮制，花中少數名貴的品種只賜給親王宰臣，並由中使為之插戴。《盛事美談》載，宋真宗在宜春殿賜宴，拿出一百多盤牡丹賞賜群臣，其中比較名貴的千葉牡丹才有十幾朵，真宗竟破例賜給晁迥、錢文僖各一朵；又特命中使為晁迥戴花，以示恩寵。又有一次，真宗將東封，命陳堯叟為東京留守。行前賜宴時，真宗將自己頭上的一朵牡丹取下來親自為陳堯叟簪上，更是表示了對他的倚重與寵信。
朋友之間在舉行便宴時亦可簪花。如沈括記載，韓魏公鎮揚州時，恰巧芍藥生金纏腰四朵，便招王歧公、王荊公、陳秀公宴飲，各簪一枝。司馬光《和吳省副梅花半開招憑由張司封飲》：“從車貯酒傳呼出，側弁簪花倒載回。”顯然也是寫朋友之間飲宴的事。
清·黃慎《韓魏公簪金帶圍圖》，揚州博物館藏
三、節令
不同的節令插戴不同的花朵或類似花朵的飾物，是宋代節令的重要民俗事象。
每逢上元之夜，“婦人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武林舊事》卷二“元夕”）。“鬧蛾”是剪綵做成花或蛺蝶、草蟲兒的形狀。“玉梅”是以白絹製成的梅花。“雪柳”則是以絹花裝簇的花枝。端午節，“榮莉盛開，城內外一撲戴朵花者，不下數百人”（《西湖老人繁勝錄·端午節》）。
立秋的那天，“都城內外，侵晨滿街叫賣楸葉，婦人、女子及兒童輩爭買之，剪如花樣，插於鬢邊，以應時序”（《夢粱錄》卷七“七月”）。
重陽節更是熱鬧非凡，“都人是日飲新酒，泛萸簪菊”（《武林舊事》卷三“重九”）。司馬光的“不肯那錢買珠翠，任教堆插階前菊”，蘇東坡的“髻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都反映了重九簪菊的習俗。
綜上可見，宋代男子簪花的講究頗多，簪花的作用主要偏重於社交禮儀，而非是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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