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郎郎
實話實說，我後來誤打誤撞能進入普林斯頓當訪問學者，引路人就是老駱。其實，我們當年交情沒那麼密切，倒十分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準則。至今我也不大明白他為什麼出乎意料之外地這樣幫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歸結於我的運氣一直不錯。據說這種莫名其妙的運氣被稱為“狗屎運”，名稱雖不雅，依然難得。
張郎郎作品 玩伴 布面綜合材料 2011 50cmx75cm
我講這段的來龍去脈就不得不先講幾句“我所知道的駱潤思”。
老駱的腦子打小就好使，聰明絕頂。別看他當年在學校裡看著似乎沒怎麼好好學過，也沒有上過什麼名牌的好中學。可是，在他開始上班的時候，國運發生了突變，他及時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如同坐上了火箭，那段時間他就是一個又一個的步步高。在恢復高考的第一年，他就考入了北京名校。從此，他就踏上了康莊大道，你就再也不能小瞧他了。反過來，在他眼裡，我有一個總比別人慢幾拍的木頭腦瓜，還是榆木疙瘩棗木根。
有一次酒過三巡，老駱慢條斯理地對我說：老狼呀，你的人生總體設計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從小學到大學，你一直都是個好學生。老師們慣著你，拿你當標兵，當先鋒，當“六味地黃丸”，什麼地方出毛病，都可以用你。自然就會招人恨。
我聽了他這番話就細細思量：當初我和各科的老師關係都挺好，在於我壓根兒沒心沒肺，沒想要得到他們的提拔或重用，不需要世俗的吹牛拍馬那一套。反之，我也絲毫沒有和某些老師針鋒相對、鬥智鬥勇咬牙切齒地較過勁。老師就是老師，學生就是學生。不用那麼近，也不用那麼遠。我那會兒就是這麼想和這麼做的。沒想到，等到了某個歷史轉折的檔口，剎那間我就被推到了最尷尬的位置上了。去鬥老師，我做不到。讓我去挨鬥，也不樂意。在那以鬥爭為榮的年頭就成了耗子進風箱——兩頭兒受氣。當你變成快塌下的破牆時，就沒法指望多數人不加入進來推你一把。話說回來，我在學校倒黴的時候，同學和老師來鬥我，這不能怪他們，時代的風暴中，哪有弱草不彎腰？
1991年，張郎郎（左）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壯思堂。
駱潤思自認從童年開始和我真是兩個路數。據他自己說：從小學開始在老師們眼裡，他整個就是一個壞孩子，甚至成為了某些老師的眼中釘。可是，這樣的艱難環境中，年積月累他練就了鐵布衫、金鐘罩的自保硬功夫。同時，還從現代戰爭學裡學會了隱蔽戰、塹壕戰、迂迴戰等等招數。等到他上大學的時候，這全套功夫已經遊刃而餘了。據說他還專門和那些與他不對付的老師，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還讓他們逮不著。經常給學校喜歡的學生幹部和學習尖子找麻煩，當他發現在系裡、各個環節其中若有貓膩和隱情，在他認為合適的時間地點就加以披露或揭發。在國內是這樣，在國外也是這樣。我們這些暈頭轉向地到海外求學的人們，多數都一頭霧水，兩眼漆黑，四處探路。他卻一步一個腳印，全走在堅實的臺階上，一點兒沒耽誤。
他先在美國一個偏遠地區拿了個碩士學位，別管那個學校著名不著名，先踩穩一個臺階再說。別人愛怎麼想就怎麼想，他自己明白就夠了。他很清楚，滾再大的雪球先得攥出來一個結實核兒。於是，他踩穩當了，又努了一把勁兒，從那兒他居然在哥倫比亞大學金教授那兒又拿了個碩士，本來他打算在金教授這裡接著讀博。不料情況發生了變化，忽然指導教授開始對他錙銖計較地挑刺兒了。
張郎郎作品 手拈蓮花 布面綜合材料 2017 75cmx100cm
這會兒的老駱已經是火眼金睛了，於是，面帶笑容，暗自咬牙開始和金教授較勁，一心想調查出中間到底有什麼不對的隱情。
正好就在這時候，我恰巧到了紐約。
我作為老同學就勸他：差不多就算了，什麼事兒都得見好就收。總不能還覺得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時代不一樣了，地方也不一樣了。
老駱就笑了，說：“正因為如此，我才不能像在國內一樣‘小不忍則亂大謀’。你不明白，現在地方變了，時光變了，人也不一樣了。因此學術問題就是學術問題。我在學術環境裡，一定會寸土必爭。”
“學術環境不是公司，我和他較勁的不是人事關係，不是誰高誰低，而是學術的真偽判斷。老金本來和我關係好著呢，他有許多艱深的問題還得和我切磋一把呢。可是去年他娶了箇中國女生蘇莉，我們的關係就急轉直下。那個蘇莉和咱們算得上是一個專業的，突然變成了我的師母。已經夠荒誕的了，我就當沒看見就算了。”
“可她居然眉頭都不皺，就把道聽途說關於我的陳穀子爛芝麻，再添油加醋告訴老金了。老金一聽這些故事就傻了。他是個基督徒，於是乎在他眼裡我頓時就變成欺師滅祖、不可信任的逆徒。接下來就很自然，在這種心態的影響下，他和他愛徒們在系裡就不理我的這個茬，並加以孤立。一來二去，我就明戲了，不鬥不行了。老金那點兒中文底子你我都清楚，他的智囊只能是那小蘇莉了。幾次在古畫斷代、真假判斷的時候，他都那麼地胸有成竹，那麼地斬釘截鐵。我心裡一下就樂開了花，這不是送貨上門嗎？那次蘇富比春拍幾幅古畫，幾幅書法，老金以高級顧問身份去參加預展的研討會。在會上老金說東，我就一口咬定說西，整個給他們布了個迷魂陣。我在這方面眼力架兒純屬是童子功，老金哪兒是個兒呀。結果那次會上我把他收拾得兩眼發綠，就差點兒沒氣背過氣去了。”
1993年,美國普林斯頓。左起張郎郎、鄭義（作家，代表作《老井》、《遠村》、《楓》）
紐約場子不大，老駱的大名頓時就傳遍了。正好在哥大他讀不下去了，也不想繼續讀了，就這樣一來二去他就成了普林斯頓馮教授門下的博士候選人了。不過到了辦手續的時候還出了點兒岔子，居然有人給他往系裡捅了一封匿名信。把他當年出國前的一些的老事兒給揭了個底兒掉，好在這個大學不認可匿名信。駱潤思有驚無險地進了普林斯頓，他多機靈呀。閒話少說咱們就開始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可是當他發現馮教授還是個地道的中國人，對那封信還是很在乎的。回來以後對老駱就五分冷淡了，沒有打算取消這位博士生的項目，但也不那麼上心了。老駱這麼一琢磨，看來自己的博士論文前景茫茫了，那就得另闢門路了。想路子的時候他就到其他各系去溜達溜達，沒事兒就到東亞研究所來聽聽余英時先生的歷史課，他心裡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種機會在出國前是連想都不敢想的，現在是不聽白不聽。
駱潤思運氣不錯，沒事兒的時候去紐約看拍賣，遇見了一位做中國古董的約翰先生，他聽說駱潤思在這方面是一位隱形專家。就請他一起吃了個飯，問小駱願意不願意和他合作，買賣中國古董。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兒，那還能不樂意？
小駱腦子那叫一個快，當時就說：完全可以，不過我現在是學生，估計學校不樂意，所以咱們一得保密，二得業餘。要做大發了，馮教授就有話說了。從此，約翰也成了小駱的客人了。
約翰在飯館老友記和小駱簽了一個合同，打算從明年開始，委託駱潤思給約翰買一百萬美元的貨，雖然數目不大，駱潤思小算盤一打，這一年下來，自己的嚼穀就有了，還得有點兒富裕。
六月初的一個週末，駱潤思去紐約看看行情，然後去哥大去看看老同學，正好遇見我。估計駱潤思那幾天心情極佳，所以就自報奮勇，要拉我去普林斯頓看看，看看大名鼎鼎的余英時教授。
這天，我就上了駱潤思先生的車，開往普林斯頓，駱先生那會兒銀子還沒到手，經濟條件還屬於個勤工儉學的學生，開著一輛至少十年以上的韓國現代小車。大熱天的開一會兒，就得喘一會兒。不是人，是車。在穿過費城的時候，這小斑蝥呼哧帶喘爬上橫跨大河的鐵橋的時候，我小臉兒都嚇白了。就怕它爬到半中腰的時候，腿肚子一軟，要往回一出溜，那就慘了。小駱自己也是鼻翼冒汗，可是嘴上一點兒都不軟，唸叨著：“放心，放心，它每次都這樣，可都能過得去。”
我可不這麼想，當年修了三年車，這還不知道：它有了過去，未必一定有今天。汽車呼呼地慢慢爬著，居然爬過了最高點，然後就往下慢慢出溜了。剛才是擔心它的引擎，現在是擔心它的剎車到底靈不靈。想起當年修車的人都知道：手捧生死簿，腳踩鬼門關。咱們修車就是把著這兩關哪！我正想到這兒，小駱說話了：“過完橋不久，就到了德洛瓦州了。咱們得歇歇，車也得歇歇。”
還沒等這部車開到最近的休息站，從引擎蓋裡就冒出了白煙。小駱趕緊把車停在路邊的肩道上。他打開引擎蓋兒，說：甭理它，這是老毛病，爬了半天坡，水箱就開鍋了。咱們樹蔭底下歇會兒。我們離開公路，在一片樹蔭下坐了下來。
在樹蔭下看出去，車水馬龍遠走而去。我笑了笑說，“你感覺到了沒有，這時候你就體會到了，什麼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等車涼下來以後，我們就驅車前往普林斯頓。這回不用再過橋了，就十分平順地到了普林斯頓。
一到秋天，普林斯頓周邊就漂亮無比了。倒映在河裡的樹影就不是綠影婆娑了，真是紅橙黃綠青藍紫。那樹葉顏色如此飽和，比彩色攝影的顏色還要打眼。難怪林培瑞教授在這裡住慣了，就看不上著名的香山紅葉了。
老駱的小車拐來拐去，終於拐到一條兩面都是高樹的小路上。再緩緩開進到樹林深處，那就是余英時先生家了。
老駱敲門的時候，我很緊張。是師母開的門，笑容可掬。說道：“請進，請進。”我們忙不迭地進了門。余英時教授微笑著說：“請坐。”老駱連忙向余英時先生說：“這位就是我的學長張郎郎。”我趕緊說：“餘先生，今天有機會見到您，特別高興。以前只是看過您的書。”
於是，我們就天南地北地聊了起來，茶過三巡，我和老駱都知道餘先生正在勤奮筆耕，自然不宜久坐，我們就起身告辭了。余英時先生對我們說，“過幾天，事情清楚了，我再給小駱打電話。”
我們上了車，覺得今天來普林斯頓，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雖然來這裡大有希望，但我心裡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張郎郎作品 斷山·沉舟·日出 布面綜合材料 2014 43cmx75cm
駱潤思說：“你可別這麼想，咱們這次來普林斯頓看余英時先生，這是事情的關鍵。我可以斷定，從今以後，我們都是普林斯頓人了，我只是在這裡讀書，以後你就是這裡的訪問學者。你想想：當初哪兒想到咱們有進入普林斯頓大學這麼一天？”
我想：“當年別說一起到普林斯頓，就是到美國來都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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