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辮子將軍張勳自導自演的復辟鬧劇轟然落幕，擔心重返帝制的中國人總算可以鬆口氣了。

不料，張勳倉皇逃走還不到一個月，一場危機就已經在悄然臨近。8月，內蒙古綏遠地區爆發鼠疫，9月，傳入包頭，10月，傳入呼和浩特。此後，鼠疫一路高歌猛進，大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

鼠疫給民間帶來心理恐慌，曾有人說：“風淒雨愁，無天無日，白晝相逢，人鬼莫辨，則回視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

然而，北洋政府直到12月13日才得到鼠疫疫情的報告。雖然北洋政府後知後覺，但是對這場鼠疫還是非常重視，甚至認為如果這場鼠疫控制不好，很可能會亡國滅種。不過，他們的行動效率還是太慢，將近一個月後，中央防疫委員會才開第一次會，規定在疫區設立三道防線，綏遠一線由伍連德負責，豐鎮一線由何守仁負責，大同一線由陳祀邦負責；將近兩個月後，才派出陸軍軍醫學校180人的團隊到達綏遠，這個時候綏遠估計人都快死絕了。

▲1912年孫中山與閻錫山合照

防疫工作需要鉅額經費，而北洋政府卻國庫空空，無奈之下，他們只好以鹽稅為抵押，向四國銀行團借了100萬元，充當防疫經費。我想，這可能才是北洋政府防疫工作哼哧哼哧的主要原因。

相比北洋政府的籌備工作的磨磨唧唧，山西地方政府的行動效率就高多了。山西省在防控鼠疫上的成績，在整個民國史上，都可以說是首屈一指。

一、閻錫山當機立斷

1917年，張勳倉皇逃竄後，段祺瑞上臺，他任命閻錫山為山西省督軍兼省長。從此，閻錫山掌握山西軍政大權，正式晉升為民國軍閥之列。

提起軍閥，大家的腦海裡就會浮現出一個身材五大三粗，脾氣暴躁易怒，性格嗜血殘暴，且頭腦裡沒有什麼社會意識和民族精神的軍人形象，最典型的就是三國時期的董卓。民國時期的軍閥張宗昌，大字不識一個，張口就是他媽的，閉口也是他媽的。

所以說，軍閥並不是都一個模板裡刻出來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閻錫山剛剛當上山西王，就想大幹一場。1917年10月，閻錫山發表《六政宣言》，就宣佈要在山西省興利除弊，一面推進水利、蠶桑、種樹等事業，一面禁止吸食鴉片、纏足、剪髮，表現出一種積極進取的姿態。

三把火剛剛點燃的時候，閻錫山就面臨著鼠疫的瘋狂挑釁。1918年新年第一天，北京政府通知山西省政府，內蒙綏遠、五原、薩拉齊及包頭鎮等地發生肺疫，這算是給閻錫山打了一個預防針。

晉商曾是中國近代“十大商幫”之首，明末清初之時，雖然晉商日趨衰落，但虎威仍在。因為年關將近，外地做生意的商人們便陸陸續續都回到山西。加上在外地打工的農民和工人，他們帶回來的不僅僅是看得見的銀子，還有看不見的鼠疫桿菌。

1月5日，山西省右玉縣一旅店店主，因接待外來客商住宿，全家18人相繼病死。事發當天，閻錫山就得到疫情報告。瘟疫人命關天，需要當機立斷，閻錫山借鑑了清政府在1910年東北鼠疫防治中的經驗，立即在太原成立山西防疫總局，山西全省警務處處長南桂馨兼任局長。

山西防疫總局一面下令下令向全省人民公開疫情，要求“俾官民依照清潔隔離、埋屍封室各辦法，嚴切執行”；一面下令遮斷山西與綏遠之間的交通，前往疫區的火車，則全面停開。

為了防止疫情南下，總局由北向南設立了四道防線：“劃定左雲、陽高、天鎮、大同、平魯、朔縣、偏關、河曲等八縣為第一防疫線。懷仁、山陰、應縣、渾源、廣靈、寧武、神池、五寨、代縣、保德、繁峙、靈邱、岢嵐、淳縣等十五縣為第二防疫線。雁門關內，忻縣一帶為第三防疫線。石嶺關為第四防疫線”。而在殺虎口、雁門關等22處通道，則派出軍隊負責檢疫工作。

在民國，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普遍低下，山西省這樣層層把關的防疫部署，條理分明，井然有序，令人刮目相看。

設置防線後，山西防疫總局規定，對於來自疫區的人，必須先用石炭酸水對其消毒，為其更換新衣，然後送入隔離所隔離七日。如果七日後沒有疫症，則給開證明放行，如果出現疫症，就立即將其送入醫院，並將病患所住的房屋重新消毒。

山西人口稠密，加上地處黃土高原，山西的農耕地相對貧乏，糧食等物資常年需要從外省購買。時值嚴冬，阻斷交通肯定會給絕大多數的山西人帶來生活上的困難。為了防止出現百姓凍死、餓死的情況，山西省政府同時開展救濟工作，對於省內人，“日常需求當然由公家接濟”，對於滯留在山西的外省人，則提供一部分免費食物。

省政府還下令，對於那些流徙的貧民、老弱及乞丐，各地官府要把他們送進指定的收容所，免費提供早晚二餐飲食和棉衣褲。如果出現一家連斃數口人，餘者不能自謀生活的情況，官府要撥付公款作為補助，或發放糧米救濟。當然，以上所有負責救濟運輸工作的馬車和車伕，都必須先經過消毒，然後到指定地點發放米。

平心而論，以上種種遮斷交通等防疫措施，對於山西來說，其實並不是一個很麻煩的工作。山西西有呂梁山，東有太行山，北有恆山，南有太嶽，山陝邊界則是黃河，

這樣的四塞之地，無論是對付外敵入侵，還是對付病菌入侵，基本只要守住幾個重要的關口，就可以保山西太平。但是也正是因為如此，山西省政府沒有掉以輕心，反而在各關口嚴格執行檢疫工作，這一切不得不讓人讚許。

但即使如此，疫情還是防不勝防，閻錫山只是遮斷了鐵路交通，以為疫區的人就來不了山西了。他完全沒有想到還會有不自覺的人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或是步行千里，走不為人知的小道回到山西，結果山西境內依然有很多人被感染。

二、伍連德鎩羽而歸

防疫工作不僅需要政府的統籌規劃，還需要民眾的積極參與、配合。倘若大家都像韓國那位不戴口罩，只是信心滿滿地說哈利路亞的大叔一樣，那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得再好也是孤掌難鳴。

在民國初年，既沒有電視機，也沒有互聯網，要提高民眾的防疫意識，普及疫病流行及預防之知識，並非一個簡單的工作。為此，閻錫山發電報給全省的縣知事、縣佐和警佐，要求他們將疫病資訊各印二十多萬張，儘快送到全省所有村莊。

考慮到當時老百姓的普遍文化水平都跟張宗昌差不多，收了傳單估計也看不懂，閻錫山下令所有省、縣、村級行政官員務必要將疫情對各村落民眾宣講明白，讓人民知道如何自我防範，避免染疫。

對於那些防疫工作消極怠工的官員，閻錫山毫不手軟，例如當他發現應縣疫情嚴重之後，立即致電縣知事，“據調查報告，該縣東關及賈寨、黃尾子、剪子鋪等處，瘟疫甚烈，剪子鋪死八九人，即棄屍野外······此事關係多數生命，該知事竟毫不過問，以致傳染日烈，實屬玩視民命，著先記大過二次，仰即派警迅將疫屍消毒深埋，毋再疏忽，致幹嚴辦。”

從以上這段話還可以看出另一條信息，即作為山西人，閻錫山深知本地的風俗習慣根深蒂固，不可輕易動搖，於是他不要求對因感染病菌而死的人的遺體進行火化，而是要求深埋處理。

▲伍連德

北洋政府對山西的防疫工作也很重視，因為山西與直隸相連，只要山西省能把疫情控制住，那麼疫情就無法攻陷直隸、北京等地。1月7日，時任總統段祺瑞作出批覆，任命伍連德等人調查處理山西大同一帶疫情。

伍連德作為世界一流的鼠疫專家，曾領導1910年防控東北鼠疫的工作，北洋政府派他去山西主持防疫大事，也可見北洋政府對山西疫情的重視。

伍連德當年在東北主持防疫工作，得到攝政王載灃與東三省總督錫良的強力支持，東北人也比較豪爽、開放，有不少還是活雷鋒，所以他在當地的工作比較順利。他來山西后，卻沒有了當年那樣的條件。

首先，閻錫山對伍連德這位北洋政府派來的“欽差大臣”，有所忌憚，他害怕北洋政府勢力乘次機會深入山西，影響他在山西的地位；其次，伍連德完全沒有想到山西風氣閉塞，民眾守舊頑固的情況，他們不僅不允許火化遺體，也不允許焚燒染病者房屋衣物，更不要說解剖病死者的遺體了。

而且當地民風彪悍，據記載，山西、內蒙交界的豐鎮，在出現士兵接二連三的病死的情況時，“惟屍身尚未掩埋，擬用火葬之法，以絕根株，該連長不肯負責”，可見連平時囂張跋扈的軍人都不敢焚燒遺體。無奈之下，就連閻錫山這樣的土皇帝都要對民風做出一定的妥協。

該來的總是會來，伍連德的助手，一名美國醫生，出於疫情研究的需要，在沒有得到家屬同意的情況下，擅自解剖了一名死者遺體，觀察病變的器官。消息傳出後，激怒了當地的百姓，他們群情激憤，不顧人群不能集中的注意事項，組織起來放火焚燒了伍連德的防疫公所，伍連德也被群眾痛打，差點一命鳴呼。更讓人寒心的是，當地的地方官不知是本身也頑固守舊，還是出自對外地人防範嫉妒的心理，竟然對此事不管不問，甚至還包庇兇徒。

伍連德見官府幸災樂禍，只得向報界反映情況，“竭力盡心防救時疫而反受暴徒所侵”。官府不支持，民眾不理解，這個活看來是幹不下去了，於是，委屈萬分的伍連德以“心病”為由辭職，打道回府，你們就自求多福吧。

▲Dr. W.Yeung（中文名楊懷德）

相比較伍連德，閻錫山更信任外國人，畢竟外國人不可能在山西紮根。當時，北洋政府內務部派了一個叫Dr. W.Yeung（中文名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來山西，閻錫山立即聘為防疫總顧問，授以醫務全權。閻錫山還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分赴各地協助防疫。

▲山西鼠疫流行圖

不得不說，山西本身的醫療人才十分有限，醫療資源也十分貧瘠，閻錫山請在山西的各國醫生和宗教界人士參與防疫和救治，的確是十分明智的決策。

三、閻錫山的格局

閻錫山在疫情期間，動員一切社會力量，一切人力資源，防疫工作做得有條不紊，中央防疫委員會江朝宗會長在巡視山西的防疫工作後，給出高度評價，“晉省防疫辦理極為認真，劃定防線三道，均有軍隊駐守，當不致蔓延，省城尤為完善”。

▲閻錫山

在山西省全省的努力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山西疫情從1月5日開始，蔓延70多天後，至3月19日全部肅清。

疫情平息後，閻錫山派人總結防疫工作，纂修了《山西省疫事報告書》，詳細記載了防疫期間消毒法、防疫措施、診斷標準、死亡情況、市場遞接規則、防疫期間的電文法令、疫斃者統計屍檢表、各地人事安排圖表等等等等，事無鉅細，一網兜收。

《山西省疫事報告書》報告書體例完備，內容詳實，書中使用了大量真實照片、專業的疫情圖片以及統計表，為民國防疫工作提供了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和防疫經驗。

不過，閻錫山只知道在山西境內保境安民，大局意識卻不強。直隸省的平山縣，位於直隸和山西的交界處，與京漢鐵路十分接近，疫情期間，這裡突然疫情失控。如果不控制好平山縣的疫情，那麼疫情就會威脅到石家莊。

直隸省長曹銳和督軍曹錕此時正在與湖南的軍閥打的不可開交，根本無暇顧及本省的防疫工作。情急之下，北洋政府請求閻錫山能夠派一部分軍隊和醫療人員前往直隸，協助辦理平山防疫事務，但是被閻錫山拒絕。

曹銳和曹錕防疫工作三心二意，實屬可恨，但是閻錫山的地域意識也限制了他的格局，這也註定了他只能當山西王。不過與疫情期間不顧民眾死活的曹錕等人比起來，閻錫山的表現已經好太多，當時國內外評價他：“中外人士，乃致嘆於籌策之神。”

這次疫情，波及內蒙、山西、河北、山東、安徽、南京，死亡14600餘人。對於北洋政府來說，這不僅關乎民眾生命安全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它關乎到民國政府的合法性問題。因為如果這次鼠疫防控做得不好，那麼所有人都會聯想到清政府1910年在東北防疫的事蹟，兩相對比，得由後人評說了。

1、李媛《鼠疫流行與社會應對--1918年晉北疫情初探》，《史志月刊》，2006年

2、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3、謝泳《看閻錫山如何處理疫情 》，《中國減災》，2004年

4、尹志兵《1918年山西肺鼠疫傳播與防治》，《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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