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的書法大家中，和董其昌不同，徐渭雖然也是一個文人，但他窮愁潦倒的生活、狂迫的心境，使他根本無法做到蕭散，心中的鬱悶憤疾，借筆直書，“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所以，他的書作和董其昌不同，“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恣媚躍出，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其草書用筆大起大落，縱橫自在，筆勢跌宕多姿，波瀾起伏，表現出特有的雄放博大的風格，給人以強烈的精神震撼。
王鐸在書史上與董其昌並稱，時謂“南董北王”，他是一個在深諳傳統的基礎上銳意變革的書家，其草書具有頗濃的時代氣息和頑強的個人風貌：狂肆酣暢的用筆，奇崛險絕的結字，縱橫奔突的章法，吞吐風雲的氣概，典型地表現了狂草跌宕雄狂的風采，具有濃烈的藝術感染力，可算是明代草書第一人。
王鐸的“蒼鬱雄暢”在明清之際一枝獨秀，一方面有賴於他精研傳統，熟諳草書源流，一方面又敢於否定傳統，超越傳統。對於傳統，王鐸身體力行耽玩於斯，“餘從事書藝數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為，故書古帖日多”，“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以此相間，終身不易”。由此養成了深厚的傳統功力，但他並不為傳統束縛，而是在趙、董書風的籠罩下力振柔媚，以雄剛之氣融入書作之中，把旭、素之精神化為己用，又極力變通。同時，處在動盪的社會旋渦之中和降清失節的矛盾、痛苦、彷徨又對王鐸的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多種因素的催化，使王鐸書風終於形成，而且在書史上顯得特別突出：一種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雄強剽悍、真率奇詭的抒情風格，使“神筆王鐸”成了書史上的一個偉大人物。
力倡“四寧四毋”的傅山，是一個頗重民族氣節的志士，我們從他談論書法的詩文之中，可以發現傅山是把書法當作人品的觀照來醉心追求的。所以，他尊崇顏真卿：“平原氣在胸，毛穎足吞虜。”鄙薄趙孟頫：“痛惡其書淺薄，如徐偃王之無骨。”反對奴俗氣：“作字如作人，亦惡帶奴貌。”這些書學觀點支配他的創作，使他的草書和當時風靡一時的趙董書風迥然有別。傅山是位富有愛國心的明代遺民，歷來盛譽他以氣節自重，其抑鬱不平之氣發而為書，故顯得雄肆宕逸，倔強不羈。傅山曾師王鐸，故其書有王鐸之跡，但其筆勢的矯健流暢，筆意的連綿纏繞。結字的支離拙醜，都讓人感到另一種雄狂風格；既雄渾澎湃，又舒捲自如。傅山的草書作品都顯出連綿崛突，振筆而抒，時時流露出其豪邁的心境。他的“四寧四毋”的主張也體現在自己的創作中：不以媚態示人，而是根據感情的需要奮筆疾出，不避醜怪，不嫌傾斜和支離，同時又力去流滑，雖速而法備，在跌宕起伏、盤旋振迅之中貫融雄渾的正氣。後世書家對傅山推崇備至，蓋在於此。
徐、王、傅皆為一代大家，都有自己突出的個人風貌，但他們的創作又明顯具有共同的審美特徵——雄狂，體現出共同的浪漫主義抒情風格，所以，從審美角度看，我們可以把他們的創作納入一個共同的流派之中，這一流派和董其昌書風分庭抗禮，表現了明代文人書家的另一種審美趨向。
從美學角度看，雄狂的審美意象比寧靜祥和的審美意象更具有抓住人心的審美快感，易於造成一種“審美驚歎”，很快使人們進入審美共鳴狀態。徐渭的波瀾起伏，王鐸的奇險跌宕，傅山的縱橫振迅，比起董其昌的優美閒雅，欣賞的興奮度和審美的快意自然要顯得更加突出，他們書作中表現的狂態意象往往先聲奪人，能—舉引起欣賞者的審美注意。
我們說，徐渭、王鐸、傅山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書家，實際上也正是從他們衝破了“中和”的審美觀念而另闢蹊徑，開闢了另一條創作道路而言的，如果把董派書風和徐、王、傅的雄狂書風納入不同的美學範疇，則很顯然，前者屬“優美”，後者屬“崇高”。
閱讀更多 書法微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