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馬列主義 國際（Internationals）
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1864-1876），是在西歐和中歐的工人階級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的國際聯盟，當時這些地區的工人運動在經過1848-1849年的失敗後正在復甦。雖然這個組織的建立，是出於對1863年波蘭民族起義表示支持的倫敦和巴黎工人的自發的努力，然而馬克思（1864至1872年間）和恩格斯（1870至1872年間）都在它的領導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馬克思立即認識到該組織“顯示了真正的‘實力’”，但是在“重新覺醒的運動要做到使人們能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還需要一段時間”。這裡所提到的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7到1852年間所領導的那個規模小得多的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特徵。因此，馬克思為國際工人協會起草了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並使它們得到通過，這些文件的內容能夠為跟英國工聯的自由派領袖以及大陸上的蒲魯東、馬志尼、拉薩爾的追隨者進行合作提供一個基礎。協會既接收個人會員，也接納地方性和全國性團體會員入會。它的總委員會（在正常情況下）由年度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會址設在倫敦，直到1872年。
在第一國際的早期，馬克思幾乎起草了總委員會所公佈的全部文件，他把自己侷限於“這樣幾點，這幾點使工人能夠直接達成協議和採取共同行動”。這裡麵包括採取行動反對從國外輸入工人來破壞罷工，抗議對被囚禁的愛爾蘭芬尼黨人進行虐待，以及舉行反對戰爭的鬥爭。隨著國際的發展，馬克思得以使一些日益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要求獲得通過。例如，國際工人協會在開始的時候沒有對實行公有制作出任何特殊規定，而在1868年，儘管有為數不多的蒲魯東派的反對，它宣佈了要對礦山、鐵路、耕地、森林和交通運輸實行集體所有制。
1871年的巴黎公社標誌著國際工人協會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恩格斯對這次巴黎春天的革命作了這樣的描述：“公社無疑是國際的精神產兒，儘管國際沒有動一個手指去促使它誕生”。國際的法國支持者，主要是蒲魯東主義者，在巴黎公社中起了重要作用。總委員會組織了一次對公社的國際聲援運動。馬克思對公社所作的熱情洋溢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辯護詞——《法蘭西內戰》被總委員會的多數委員通過，並且以總委員會的名義作為一個宣言來發表。公社的歷史經驗以及工人階級的普選權的發展，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強調需要採取有效的政治行動形式。1871年9月，在他們的倡導之下，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代表會議上第一次公開主張必須“把工人階級組織成為政黨”。這個目標被列入由馬克思起草的、在1872年國際海牙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新章程（第7條甲）中，在那裡還規定“奪取政權成為無產階級的偉大的任務”。
這些觀點遭到巴枯寧和他在國際中的追隨者的反對，他們從無政府主義的設想出發，主張放棄政治。巴枯寧的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曾在1868年申請加入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儘管不贊成該組織的綱領，但仍然根據國際工人協會應當“讓每個支部自由地形成其理論綱領”的原則，於次年支持它的支部加入國際。馬克思的支持者和巴枯寧的支持者之間的衝突首先集中在國際工人協會應當如何進行組織這個問題上，這種衝突從1869年到1872年間不斷升級。巴枯寧攻擊總委員會的“權威主義”，而同時卻設法把國際置於由他控制的、按等級制組織起來的一個或若干秘密團體的監護之下。面對外受當局的迫害、內遭巴枯寧的分裂的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擴大總委員會的權力。巴枯寧反對這樣做，他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找到支持者，同時還在英國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支持。
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會有來自歐洲13個國家和澳大利亞、美國的代表共65人參加，其代表人數比以往任何一屆代表大會都要多。大會同意擴大總委員會的權力，並把巴枯寧和他的夥伴吉約姆開除出國際工人協會，理由是他們試圖在國際內部組織一個秘密團體，以及巴枯寧進行了欺騙活動（這方面的罪證是比較有爭議的）。大會還以微弱的多數通過了以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支持者的名言提出的一個建議——把總委員會的會址遷到紐約。提出這個建議的主要動機，也許是擔心總委員會在倫敦會被他們為了擊敗巴枯寧而不得不與之結成聯盟的法國布朗基主義流亡者所操縱。而這樣一來，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國際工人協會的結束，它最後是在1876年的費城會議上解散的。一個叫做“反權威的”國際曾試圖接過國際工人協會的衣缽，它在開頭的時候得到一些成功，可是在1877年左右發生的分裂使它感到毫無希望，它在1881年召開了它的最後一次純粹無政府主義的收場代表大會。
在以後的年代裡，各國的工人階級政黨有了重要的發展，這些政黨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性質，這是國際工人協會曾經為之如此艱苦奮鬥（特別是在1871-1872年間）的東西。馬克思直到他在1883年逝世的時候，恩格斯甚至在第二國際成立的前夕，都反對再搞國際組織。恩格斯認為“在目前搞這些組織，既沒有可能，也沒有用處”。不過，恩格斯後來還是給這個國際提出重要的建議，並給它以大力的支持。
第二國際（1889-1914）實際上是由馬克思主義者組織、1889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一次國際工人代表大會上成立的。跟第一國際一樣，它主要是以歐洲工人運動為基礎，但在規模上要比它的先驅者大得多。第二國際主要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中起主宰作用，它的成員黨當時都已經具有群眾基礎（或正在爭取過程中）。到1904年，它們在21個國家裡參加了競選，得到選票660萬張以上，贏得261個議席。到1914年，它們共擁有黨員400萬人，得到選票1200萬張。第二國際基本上是各黨派和職工會的一種鬆散的聯盟。1900年，在布魯塞爾成立了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由卡米爾·胡斯曼任專職書記，該局只起技術性和協調的作用，而不具有指導的職能。除了英國工黨（它在1908年加入國際）作為一個主要的例外情況，對於大多數成員黨來說，馬克思主義乃是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雖然其他方面的傾向和影響也還存在。這裡面首先包括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1893年和1896年這兩次代表大會上，在政治鬥爭的問題上遭到挫敗後被開除出國際。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以後，有兩位理論家對於維護第二國際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作了突出的貢獻，他們是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
第二國際每隔兩年或四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以決定採取共同行動或辯論有關政策的問題。在共同行動中包括號召每個國家從1890年起每逢五一節組織支持八小時工作日的示威行動。最初出現的各國黨內左、中、右三種傾向的鬥爭也在國際舞臺上進行。在1900年巴黎代表大會上，對“米勒蘭主義”問題展開尖銳的論戰，即爭論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在前一年參加資產階級政府這種作法是否容許。最後通過了由考茨基起草的一個調和性的決議，決議指出如果得到黨的批准，“在特殊情況下”採取這樣一個步驟作為“一個臨時的權宜措施”，是可以接受的。
接著的一次代表大會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人們要求這次大會對於德國社會黨前一年召開的德累斯頓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譴責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思想的決議予以國際性的支持和肯定。這就導致在策略問題上進行一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起來反對法國社會黨領袖饒勒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指責，饒勒斯指出該黨一方面得到越來越多的選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改變德國君主專制制度上無能為力，認為所以出現這種驚人的對照現象，其責任在於該黨在理論上的僵化。這次大會支持了德累斯頓決議，其表決結果是：25票贊成，5票反對，12票棄權。不過，修正主義者仍然留在國際內和德國黨內，他們使自己的思想繼續浸透。
另一個主要爭論的問題是殖民主義。在布爾戰爭期間召開的1900年國際代表大會就已經對殖民主義進行譴責。然而過了7年以後，在斯圖加特代表大會的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中的多數委員則提出這樣的主張，即認為他們不應該“在任何時候都譴責一切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可以起傳播文明作用的殖民政策”。在經過針鋒相對的辯論後，大會以127票對108票否決了上述觀點，並且通過一項譴責資本主義殖民政策的決議，認為“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從其最深刻的本質來說必然要導致奴役、強迫勞動或滅絕殖民地的本地居民”。
反對戰爭的鬥爭是第二國際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從該國際成立時起就反映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它在1907年召開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因為這次大會是在歐洲上空戰雲密佈時召開的。儘管在辯論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出現嚴重的分歧，但最後還是在吸收了列寧、盧森堡和馬爾托夫的修正案的情況下，通過了一個決議。該決議在主張“竭盡全力……制止戰爭爆發”後接著說：“如果戰爭仍然終於爆發，那麼（工人運動）就有責任主張迅速結束戰爭並全力爭取利用戰爭引起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喚起人民，從而加速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消滅”。這個聲明在以後兩屆代表大會上又得到重申。在戰前召開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即1912年的巴塞爾代表大會，是爭取和平的一次動人的表現，它號召（又是全體一致地）一旦戰爭爆發的話就要採取革命的行動。然而，兩年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表明，人們所贊同的這些豪言壯語“只不過是掩蓋著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的一層薄薄的面飾”。第二國際的主要政黨都支持它們本國政府所進行的戰爭，因而導致國際的可恥的破產。資本主義擴張和工人運動民族統一這整個歷史時期，也就此發展到頂點。
只有俄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這幾國的黨以及其他各國黨內部的一些小集團，依然忠於國際所一再重申的原則。在戰爭期間，主要是一些中立國家的政黨曾為恢復第二國際（當時它的執行局已遷往荷蘭）作了一些嘗試，但沒有成功。不過到1919年，一個老第二國際的模糊翻版在伯爾尼代表會議上重新組合起來，即“伯爾尼國際”，它於次年在日內瓦召開了有17個國家代表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1921年，有10個黨的左翼社會黨人，其中包括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以及英國獨立工黨，在維也納開會並組織起來社會黨國際工人聯合會（“維也納聯合會”），外號“第二半國際”。這個組織把自己看作是走向一個包括整個革命的國際的第一步。1923年，在漢堡代表大會上，它跟重新恢復的第二國際聯合，組成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該國際在1940年停止活動。1951年，它為現在的社會黨國際所繼承。社會黨國際是由世界各地主要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組成的一個鬆散的組織，它的總部設在倫敦。
第三國際（1919-1943）。在第二國際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瓦解以後，列寧在1914年11月寫道：“第二國際死了，它被機會主義所征服……第三國際萬歲！”。第三國際叫做共產國際，是在布爾維克黨人的倡議下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當時正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中歐革命形勢高漲之際。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致詞的時候，列寧宣佈“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從而表達了當時普遍的思想狀況和期望。他後來還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和承認用蘇維埃政權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定為第三國際的基本原則在第三國際的存在的整個期間，它的正式目標始終是建立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世界同盟”，雖然在1935年以後讓這樣一個目標退居到幕後。1920年7至8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有來自41個國家的政黨和組織的代表參加，此外還有一些列席代表，其中包括法國社會黨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這兩個黨的多數派將在年底以前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投票贊成參加共產國際。出於對新國際會受不堅定的社會民主黨分子的滲入而變質的擔心，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嚴格規定了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個條件。根據這些條件，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切黨派，都必須“撤銷改良主義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運動中所擔負的比較重要的職務”，必須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結合起來，其中包括在軍隊中進行經常性的宣傳鼓動工作。在指出目前時代是“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的同時，它要求有“鐵的紀律”，要求實行最大限度的集中制—國內在本國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在國際上則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領導之下加以實現，並且規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在代表大會之間都具有約束力。
共產國際的章程宣佈要跟“只把白種人放在眼裡的第二國際傳統永遠決裂”，認為它的任務是要聯合和解放各種膚色的工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由列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它強調指出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有必要同蘇俄以及在跟資本主義作鬥爭的工人運動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同盟。列寧在1920年寫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目的在於跟共產國際內部的“左的”傾向作鬥爭，並且主張共產黨人可以有原則地參加議會選舉，可以在反動工會里工作。然而在1921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卻遇到上述的傾向，當時他所看到的是革命浪潮已經衰退，原先基本上以俄國經驗為模式的進攻性的革命策略已不再適於西方的情況。於是，大會號召工人階級各黨派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內結成一個統一戰線，以爭取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出於這種需要，共產國際、第二國際以及維也納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於1922年在柏林召開了一個代表會議，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在人們曾寄予希望的德國革命在1923年10月失敗以後，共產國際認識到一個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已經來到。在以後的幾年中，蘇聯黨內的鬥爭被帶到共產國際裡來。在關於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英俄工會團結委員會以及中國革命在1925-1927年的戰略和策略等一系列問題上，托洛茨基派反對斯大林的政策。在經過許多激烈的鬥爭以後，托洛茨基反對派被擊敗了，而托洛茨基本人也在1927年9月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執委會。在1928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一個內容廣泛的綱領。這次大會同時也引導共產國際進入其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裡，社會民主主義被譴責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跟社會黨領導人建立統一戰線的各種建議統統被否決。1931年，共產國際執委會宣佈沒有必要再在“法西斯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以及資產階級的議會專政形式和它的公開的法西斯專政形式之間”劃什麼界線。這種政策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首先是在德國，這就導致共產國際從1933年起修正自己的策略。1933年3月，在納粹專政政權建立以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公開建議其成員黨跟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接觸，以便向後者提出採取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行動的建議。這就促使法國的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採取了聯合行動。1935年，共產國際召開了它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也就是七大。這次代表大會有65個黨參加，代表100多萬黨員（其中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黨員有785000人），它是各國工人階級政黨為遏制法西斯主義浪潮而建立統一戰線並擴大為人民陣線的一個強有力的事例。在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主要報告中強調指出：目前不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進行抉擇，而是要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由法西斯主義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公開恐怖專政之間進行抉擇。共產國際的新策略有助於促進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的形成。它動員起國際的力量去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去支持蘇聯政府提出的關於蘇聯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結成和平戰線來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建議。
始終在蘇聯共產黨的有效控制下的共產國際，全力支持斯大林在30年代發動的大清洗，在這個過程中它的一些領導成員被鎮壓了，而且波蘭共產黨也在1938年根據莫須有的罪名被解散了。隨著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定，它修訂了自己過去以嚴格區分西方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為基礎的策略。從1939年到1941年，它譴責當時的戰爭是在帝國主義雙方進行的非正義的、反動的戰爭。然而在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以後，它則全力支持蘇聯及其西方盟國反對軸心國的鬥爭。共產國際在1943年6月按照它的主席團的建議進行解散，該主席團認為當時大大發展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須在不同的條件下開展工作，這使得從一個國際中心作出指示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共產國際的解散還有安撫斯大林的西方盟國的意圖。
第四國際是在1938年由托洛茨基倡導成立的，它由對第二和第三國際持反對立場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小集團組成，它們把前者譴責為“反革命”。第四國際一直很小，並且始終存在嚴重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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