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列主义 国际(Internationals)

我的马列主义 国际(Internationals)

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1876),是在西欧和中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联盟,当时这些地区的工人运动在经过1848-1849年的失败后正在复苏。虽然这个组织的建立,是出于对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表示支持的伦敦和巴黎工人的自发的努力,然而马克思(1864至1872年间)和恩格斯(1870至1872年间)都在它的领导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马克思立即认识到该组织“显示了真正的‘实力’”,但是在“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里所提到的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到1852年间所领导的那个规模小得多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并使它们得到通过,这些文件的内容能够为跟英国工联的自由派领袖以及大陆上的蒲鲁东、马志尼、拉萨尔的追随者进行合作提供一个基础。协会既接收个人会员,也接纳地方性和全国性团体会员入会。它的总委员会(在正常情况下)由年度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会址设在伦敦,直到1872年。

在第一国际的早期,马克思几乎起草了总委员会所公布的全部文件,他把自己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这里面包括采取行动反对从国外输入工人来破坏罢工,抗议对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党人进行虐待,以及举行反对战争的斗争。随着国际的发展,马克思得以使一些日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获得通过。例如,国际工人协会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对实行公有制作出任何特殊规定,而在1868年,尽管有为数不多的蒲鲁东派的反对,它宣布了要对矿山、铁路、耕地、森林和交通运输实行集体所有制。

1871年的巴黎公社标志着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恩格斯对这次巴黎春天的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国际的法国支持者,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在巴黎公社中起了重要作用。总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对公社的国际声援运动。马克思对公社所作的热情洋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辩护词——《法兰西内战》被总委员会的多数委员通过,并且以总委员会的名义作为一个宣言来发表。公社的历史经验以及工人阶级的普选权的发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强调需要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形式。1871年9月,在他们的倡导之下,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公开主张必须“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这个目标被列入由马克思起草的、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章程(第7条甲)中,在那里还规定“夺取政权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的任务”。

这些观点遭到巴枯宁和他在国际中的追随者的反对,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出发,主张放弃政治。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曾在1868年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尽管不赞成该组织的纲领,但仍然根据国际工人协会应当“让每个支部自由地形成其理论纲领”的原则,于次年支持它的支部加入国际。马克思的支持者和巴枯宁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首先集中在国际工人协会应当如何进行组织这个问题上,这种冲突从1869年到1872年间不断升级。巴枯宁攻击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而同时却设法把国际置于由他控制的、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一个或若干秘密团体的监护之下。面对外受当局的迫害、内遭巴枯宁的分裂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巴枯宁反对这样做,他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找到支持者,同时还在英国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

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有来自欧洲13个国家和澳大利亚、美国的代表共65人参加,其代表人数比以往任何一届代表大会都要多。大会同意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并把巴枯宁和他的伙伴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理由是他们试图在国际内部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以及巴枯宁进行了欺骗活动(这方面的罪证是比较有争议的)。大会还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名言提出的一个建议——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提出这个建议的主要动机,也许是担心总委员会在伦敦会被他们为了击败巴枯宁而不得不与之结成联盟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所操纵。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国际工人协会的结束,它最后是在1876年的费城会议上解散的。一个叫做“反权威的”国际曾试图接过国际工人协会的衣钵,它在开头的时候得到一些成功,可是在1877年左右发生的分裂使它感到毫无希望,它在1881年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纯粹无政府主义的收场代表大会。

在以后的年代里,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有了重要的发展,这些政党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是国际工人协会曾经为之如此艰苦奋斗(特别是在1871-1872年间)的东西。马克思直到他在1883年逝世的时候,恩格斯甚至在第二国际成立的前夕,都反对再搞国际组织。恩格斯认为“在目前搞这些组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处”。不过,恩格斯后来还是给这个国际提出重要的建议,并给它以大力的支持。

第二国际(1889-1914)实际上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组织、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跟第一国际一样,它主要是以欧洲工人运动为基础,但在规模上要比它的先驱者大得多。第二国际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中起主宰作用,它的成员党当时都已经具有群众基础(或正在争取过程中)。到1904年,它们在21个国家里参加了竞选,得到选票660万张以上,赢得261个议席。到1914年,它们共拥有党员400万人,得到选票1200万张。第二国际基本上是各党派和职工会的一种松散的联盟。1900年,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由卡米尔·胡斯曼任专职书记,该局只起技术性和协调的作用,而不具有指导的职能。除了英国工党(它在1908年加入国际)作为一个主要的例外情况,对于大多数成员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乃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虽然其他方面的倾向和影响也还存在。这里面首先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1893年和1896年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在政治斗争的问题上遭到挫败后被开除出国际。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以后,有两位理论家对于维护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作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

第二国际每隔两年或四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决定采取共同行动或辩论有关政策的问题。在共同行动中包括号召每个国家从1890年起每逢五一节组织支持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行动。最初出现的各国党内左、中、右三种倾向的斗争也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在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上,对“米勒兰主义”问题展开尖锐的论战,即争论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在前一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种作法是否容许。最后通过了由考茨基起草的一个调和性的决议,决议指出如果得到党的批准,“在特殊情况下”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作为“一个临时的权宜措施”,是可以接受的。

接着的一次代表大会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人们要求这次大会对于德国社会党前一年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谴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的决议予以国际性的支持和肯定。这就导致在策略问题上进行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起来反对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责,饶勒斯指出该党一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改变德国君主专制制度上无能为力,认为所以出现这种惊人的对照现象,其责任在于该党在理论上的僵化。这次大会支持了德累斯顿决议,其表决结果是:25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不过,修正主义者仍然留在国际内和德国党内,他们使自己的思想继续浸透。

另一个主要争论的问题是殖民主义。在布尔战争期间召开的1900年国际代表大会就已经对殖民主义进行谴责。然而过了7年以后,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委员则提出这样的主张,即认为他们不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作用的殖民政策”。在经过针锋相对的辩论后,大会以127票对108票否决了上述观点,并且通过一项谴责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决议,认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从其最深刻的本质来说必然要导致奴役、强迫劳动或灭绝殖民地的本地居民”。

反对战争的斗争是第二国际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从该国际成立时起就反映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它在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次大会是在欧洲上空战云密布时召开的。尽管在辩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分歧,但最后还是在吸收了列宁、卢森堡和马尔托夫的修正案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个决议。该决议在主张“竭尽全力……制止战争爆发”后接着说:“如果战争仍然终于爆发,那么(工人运动)就有责任主张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争取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消灭”。这个声明在以后两届代表大会上又得到重申。在战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即1912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是争取和平的一次动人的表现,它号召(又是全体一致地)一旦战争爆发的话就要采取革命的行动。然而,两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人们所赞同的这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掩盖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一层薄薄的面饰”。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都支持它们本国政府所进行的战争,因而导致国际的可耻的破产。资本主义扩张和工人运动民族统一这整个历史时期,也就此发展到顶点。

只有俄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几国的党以及其他各国党内部的一些小集团,依然忠于国际所一再重申的原则。在战争期间,主要是一些中立国家的政党曾为恢复第二国际(当时它的执行局已迁往荷兰)作了一些尝试,但没有成功。不过到1919年,一个老第二国际的模糊翻版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重新组合起来,即“伯尔尼国际”,它于次年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7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有10个党的左翼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以及英国独立工党,在维也纳开会并组织起来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维也纳联合会”),外号“第二半国际”。这个组织把自己看作是走向一个包括整个革命的国际的第一步。1923年,在汉堡代表大会上,它跟重新恢复的第二国际联合,组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该国际在1940年停止活动。1951年,它为现在的社会党国际所继承。社会党国际是由世界各地主要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组织,它的总部设在伦敦。

第三国际(1919-1943)。在第二国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瓦解以后,列宁在1914年11月写道:“第二国际死了,它被机会主义所征服……第三国际万岁!”。第三国际叫做共产国际,是在布尔维克党人的倡议下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当时正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欧革命形势高涨之际。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词的时候,列宁宣布“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从而表达了当时普遍的思想状况和期望。他后来还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承认用苏维埃政权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定为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在第三国际的存在的整个期间,它的正式目标始终是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世界同盟”,虽然在1935年以后让这样一个目标退居到幕后。1920年7至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来自41个国家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参加,此外还有一些列席代表,其中包括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这两个党的多数派将在年底以前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参加共产国际。出于对新国际会受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的渗入而变质的担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严格规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党派,都必须“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在军队中进行经常性的宣传鼓动工作。在指出目前时代是“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的同时,它要求有“铁的纪律”,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集中制—国内在本国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在国际上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之下加以实现,并且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在代表大会之间都具有约束力。

共产国际的章程宣布要跟“只把白种人放在眼里的第二国际传统永远决裂”,认为它的任务是要联合和解放各种肤色的工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它强调指出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有必要同苏俄以及在跟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列宁在1920年写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目的在于跟共产国际内部的“左的”倾向作斗争,并且主张共产党人可以有原则地参加议会选举,可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然而在1921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却遇到上述的倾向,当时他所看到的是革命浪潮已经衰退,原先基本上以俄国经验为模式的进攻性的革命策略已不再适于西方的情况。于是,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各党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结成一个统一战线,以争取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于这种需要,共产国际、第二国际以及维也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在柏林召开了一个代表会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人们曾寄予希望的德国革命在1923年10月失败以后,共产国际认识到一个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已经来到。在以后的几年中,苏联党内的斗争被带到共产国际里来。在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英俄工会团结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在1925-1927年的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在经过许多激烈的斗争以后,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击败了,而托洛茨基本人也在1927年9月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一个内容广泛的纲领。这次大会同时也引导共产国际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社会民主主义被谴责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跟社会党领导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建议统统被否决。193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没有必要再在“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以及资产阶级的议会专政形式和它的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形式之间”划什么界线。这种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是在德国,这就导致共产国际从1933年起修正自己的策略。1933年3月,在纳粹专政政权建立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公开建议其成员党跟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接触,以便向后者提出采取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行动的建议。这就促使法国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采取了联合行动。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也就是七大。这次代表大会有65个党参加,代表100多万党员(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员有785000人),它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为遏制法西斯主义浪潮而建立统一战线并扩大为人民阵线的一个强有力的事例。在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主要报告中强调指出:目前不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进行抉择,而是要在资产阶级民主和由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公开恐怖专政之间进行抉择。共产国际的新策略有助于促进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的形成。它动员起国际的力量去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去支持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成和平战线来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建议。

始终在苏联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斯大林在30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些领导成员被镇压了,而且波兰共产党也在1938年根据莫须有的罪名被解散了。随着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它修订了自己过去以严格区分西方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为基础的策略。从1939年到1941年,它谴责当时的战争是在帝国主义双方进行的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然而在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以后,它则全力支持苏联及其西方盟国反对轴心国的斗争。共产国际在1943年6月按照它的主席团的建议进行解散,该主席团认为当时大大发展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在不同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这使得从一个国际中心作出指示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共产国际的解散还有安抚斯大林的西方盟国的意图。

第四国际是在1938年由托洛茨基倡导成立的,它由对第二和第三国际持反对立场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小集团组成,它们把前者谴责为“反革命”。第四国际一直很小,并且始终存在严重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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