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鼠年，然而在鼠年伊始的新年時候卻出現了一場來勢洶洶的疫情。無獨有偶，在110年前的清末春天，也有一次鼠疫大流行，也開始於歲末年關之際，而從除夕夜一直到那年4月，當時的哈爾濱也是一座無人敢出行的空城，處於封城和隔離之下。
因得一位海外知識分子的歸來，使得大疫情在當時的情況下，僅於4個月內即被離奇宣告控制。而且從此以後，中國的疫情防治正式從古代階段走入近代階段。這個人對於中國近代的疫情防治乃至近代醫學發展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還成為中國接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人——這位先生叫伍連德，出生於馬來西亞，是個西醫，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那年春天的哈爾濱和當下的武漢十分相似。11月開始，疫情傳染到當時的東北中心哈爾濱，然後幾乎橫掃東北，總計死亡6萬餘人。這場奪去6萬餘人生命的鼠疫後來被稱作"20世紀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而伍連德的電報則被視為"人類防治鼠疫的轉折點之一"。他有許多至今仍然採用的防疫舉措，就是在那場東北鼠疫大流行之中開創的。
他的電報是什麼呢？1910年，辛亥革命爆發的前一年，清政府風雨飄搖，東北地界上有日本人、俄國人，分別盤踞在哈爾濱和奉天；此時的國家經濟政治局勢之混亂比起今日不可同日而語，防治工作關乎著東北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時還關乎主權。如果國人防治失利，日本和沙俄很可能會乘虛而入，接管東三省。
此時伍連德在經過慎重地決斷以後，在發給防疫大臣、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的電文中提出了：將防治工作的重點調整為隔離患者、封鎖疫區、控制交通、禁絕行人等等，同時應當停止捕鼠。他的這些主張歸納起來其實就是"封城"，以此切斷人際間的傳播擴散，這也是現代疫情防治的首要措施。
在古代人們防治鼠疫的辦法中，最主要就是直接捕殺老鼠。這種辦法能控制的鼠疫也被稱為"典型性鼠疫"或即"腺鼠疫"，它通過跳蚤在人與老鼠之間以體液傳播的方式散播，老鼠就是其主要傳播源。
明末著名的大鼠疫就是如此，當時"京師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開封府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榮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
而伍連德到來之前，東三省的防疫方式仍然是大面積捕殺老鼠，政府甚至推行了捕殺老鼠獲得銅幣獎勵的政策；然而一個月過去，老鼠幾乎絕跡，跳蚤也明明在冬眠時段，死亡人數仍然在不斷上漲，沿著飛機輪船航線四處蔓延……伍連德判定，這次瘟疫的傳播途徑，當是人際之間的飛沫傳播。
死亡人數越來越多，在各類外國"專家"以及保守派人士的偏見與質疑下，伍連德做了許多在當時十足標新立異的事：
第一，封鎖隔斷。人與人之間加強隔離，停止大規模捕鼠等聚集活動。同時東北鐵路全部停運，沿鐵路線設置防疫點、防疫醫院；一個月內，東三省共設置了防疫機構1746處，並且，這些機構延伸到了廣大的鄉鎮上。包括在隔離區內，他首先建立"疑似患者"的概念，同時集中安置確診患者，並將不同的病況分區隔離，包括醫生和監護者都不能隨意跨區活動，防止交叉感染。除此以外，他還讓調集其它地區的醫護人員前來支援。
第二，設計口罩。伍連德為阻斷飛沫傳播，發明了棉紗做成的簡易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它戴上1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也沒有不適感。這種口罩簡單易戴，價格低廉，當時每個只需二分半，而且伍連德調動了大量人力物力，確保口罩源源不斷地供應給市民，很快被民眾接受。這種口罩，被後人稱為"伍氏口罩"。至今，仍有醫務人員在使用這種口罩。
第三，解剖屍體。保守派對新式人才和西方先進知識的偏見十分頑固，從海外學成歸來的伍連德已經拋棄了辮子、官服等繁瑣陋習，卻被稱為"假洋鬼子"，他的種種舉措都頂著守舊勢力的巨大壓力。儘管如此，他還是冒著危險去解剖屍體，在屍體上發現了存活的鼠疫桿菌，並且它可以在低溫狀態下存活很久。於是他斷定堆積如山的病屍也是傳染源，找出了防疫工作的一個重要控制項目。
第四，火化屍體。這也是由上面的舉措而延伸出來的。中國自古以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入土為安"的思想，導致病屍在冰天雪地無法深埋的情況下繼續存養鼠疫桿菌。一旦病屍通過老鼠再度引發典型性鼠疫則不堪設想。伍連德上奏皇帝頒旨恩准，實施了火葬。
這場疫病所在的1910年，正是報紙等近代媒體在中國出現以後的首次抗疫之戰。國內的許多報紙，乃至日、俄媒體都在連篇累牘地報道東北鼠疫的情況，倒和現在我們的媒體有點像了。日俄媒體也不出意料在為中國東北唱衰，為了排除中國人參與防疫工作，極其誇大疫情事實，然而從伍連德親身所在的傅家甸開始，這處核心試驗區作為東北鼠疫防治工作的成敗象徵，在最終焚燒完兩千多具屍體的第二天，死亡人數就下跌以後，形勢驟然明朗起來。
1910年的3月1日，在伍連德的努力下，疫情宣告控制，哈爾濱的死亡人數降為0。
緊接著是東北的其他地區，在全國其他地區對他的措施紛紛效仿後，"至四月底，亦告肅清"。
50年保密期後，人們查到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提名中的唯一一位中國人，就是這位"鼠疫鬥士"，中國的現代醫學先驅。對於世界而言，他的舉措在烈性傳染病研究史上具有轉折意義，並被當時全世界的鼠疫專家所高度評價。這個"鼠疫鬥士"的稱號是世界醫學界送給他的，也成為他自傳的標題。
而對於中國，他則是個值得被時人乃至子孫後代感謝的人。他後來不但繼續主持各種防疫工作，創立了許多直到今日仍然在發揮效能的醫學機構，還積極維護了我國的防疫主權。他只做實事，淡泊名利，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的醫學現代化。
近代思想家、文學家梁啟超在回顧晚清到民國五十年曆史時，曾發出這樣的感慨：
"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即伍連德）博士一人而已！"
伍連德博士的“諾貝爾獎”擦肩之旅
根據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解密資料，1935年伍連德博士的諾獎推薦人是美國費城人，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博士William W Cadbury(漢名“嘉惠霖”)，他之所以瞭解伍連德先生，是因為他本人也是當時在華著名醫生，而且還是廣州博濟醫院院長和嶺南大學醫學院教授，在中國工作了接近40年的時間。
伍連德博士的諾獎評價人，是瑞典著名病理學家Folke Henschen（漢譯名“韓森”）。他在世界醫學界有著崇高地位，1942-1946年間，正是他擔任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評審主席。
韓森給伍連德博士的諾獎提名理由：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在肺鼠疫防治實踐與研究上的傑出成就及發現旱獺(土撥鼠)於其傳播中的作用)。
193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最終被德國醫學家漢斯·斯佩曼獲得，他獲獎的理由是“發現了胚胎的發育過程”。
時至今日，抗疫中的醫護人員具有視野、魄力、專業素質的人才數量已經遠勝當年，舉國之力亦非當年一盤散沙之局可比，相信不久以後，我們也會迎來最終的抗疫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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