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道轉為人術之後，易學的精神發生了怎樣的質變，至此瞭然:原本對應天地四時運行規律的歷法書，成了揣摩人心因利制權的權謀術，致使“天道消隱、人術突顯”。“天道消隱、人術突顯”的結果，是科學不彰，偽術滋生。
易學在今日的中國已經變成了一件奇怪的事物。眾人皆知，《周易》是華夏民族的元典，無時無刻都顯出“群經之首”的地位。一旦閱讀文本，卻又讓人輕易地覺出其內裡占卦卜運、“拆白道字”的蒼白。人們往往會抱以“理解的同情”，認為所謂“古老的智慧”有其時代侷限性，不可厚今薄古，以示風度。有人或會引陳寅恪先生的話為古人辯，“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陳寅恪先生的話，的確是忠厚之論，用於許多地方，都屬貼切。但“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相比，是否就真的可以“可笑可怪目之”？帶著“文化達爾文主義”的眼光觀照，或許認為理所當然。但這種進步觀，未必盡合曆史真相。
事實上，占卦卜運、“拆白道字”的易學，的確是可以“可笑可怪目之”的。從《周易•繫辭》所言的占卜方式來看，得出卦爻的程序即便再如何繁瑣複雜且故作高深，其與抓鬮、抽籤並無本質上的區別。《聖經•箴言》說：“籤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卜筮的結果，自然也是“聽天由命”的。然而古老的中國人，是否就真的無知無助到要把這樣一本“算命書”置於一切經典之首而膜拜不已呢？
在這一點上，恰恰是儒家集大成者荀子的說法最為切中要害，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卜筮的“忽悠”性質昭然若揭。卦爻辭昭示的天命之於陳勝、吳廣的篝火狐鳴“大楚興，陳勝王”，也僅是各有手段不同罷了。若除去表象的卜筮意義，《周易》還剩下什麼？這才是問題所在。
《周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顯要位置，當然與孔子之推崇分不開。孔子“五十以學易”，後人便也一五一十地學起了《周易》。但後世儒家學者們，多知孔子“學易”之然，鮮知其所以然。孔子明言的“不佔而已矣”，也被後人買櫝還珠。買櫝還珠的結果，是魚目混珠，於是江湖騙子紛紛乘虛而入，掛聖人之學的羊頭，賣迷信之術的狗肉。
周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
孔子所學的《易》是什麼？按《禮記•禮運》所言，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據《史記‧夏本紀》載：“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雲”；鄭玄《禮運》注云：“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陰陽之術，按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言，實為“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所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流傳至今的《大戴禮記•夏小正》，正是一篇月令曆書。夏商周“三易”，其實是夏商周三代之曆法。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曆法為天文觀察之規律總結，演算日月寒暑之交替、變易，揭出“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的生生不息、古今不易之天道規律。
1973年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要》，有孔子天道易學的具體闡述，極為精闢地道出了易學之要。不必說“所謂得一而君畢者”與老子《道德經》“得一”之說若合符節，由此可以上窺孔氏之於老子學說的承接關係；更不必說“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詩》《書》《禮》《樂》不過百篇，難以致之”等一反孔子自己早年提出且影響後世兩千多年之學說的“驚人之論”。僅就論損益二卦原理的幾句，陳義精卓，已經可以由此窺見易道的真切消息。所謂“益之為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損者，秋以授冬之時也”，便是“卦象對應天象”的明證。無論孔子的具體辨析正確與否，其思考的向度確是符合易道的——即“不卜不筮，而知吉與兇，順於天地之變，此謂易道”。
不卜不筮，那麼傳世的《周易》中那些關於卜筮的卦爻辭又從何而來？是否出之於《連山》《歸藏》？《夏小正》是“歲時記”，見不著卜筮之辭的影子，而從1993年王家臺出土的秦簡《歸藏》片斷看，其坤卦卦辭是：“寡曰：不仁，昔者夏後啟是以登天，帝弗良而投之淵……”，多為神話傳說的記載，與《周易》大相徑庭，且無爻辭。古老的文獻，經由不同書籍輯錄，流傳日久，文辭略有出入是正常現象，然絕不至相異若此。《周易》卦名與《歸藏》同，卦爻辭與《歸藏》異，只能證明《周易》的卦爻辭為偷樑換柱。
無論人怎樣“與天地參”，如何幻想“改地換天”，宇宙運行模式所產生的人類生活一時一地的季節輪換與寒暑變遷，是“有情有信”，永劫輪迴的。這是真正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天文運行的規律不變，人類按照天道規律所製成的這個現象來生活也就有其規律可言。正如《詩經•豳風•七月》所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七月天氣轉涼，不想受凍，就要準備冬衣，否則“何以卒歲”？一切生活都有個“常”在，這個天道之“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因人的相參而改變，但你可以在經驗中認識“常”，總結這個“常”的規律，從而安排個更為“合天”的生活。
而人術卻是一種不斷隨機變化著的東西，它產生於人與人的關係往來之中。人各有其天賦、閱歷而鑄就其性格，意志更是屬於“自由王國”而非“必然王國”。所有對人之遭際的觀察預測，都不會是“2+2=4”的必然結果。
這種不確定的生命被拋狀態是難以承受的，無有智慧的人開始求神問卜，正如莎士比亞在《李爾王》一劇中所嘲笑的：“人們最愛用這一種糊塗思想來欺騙自己；往往當我們因為自己行為不慎而遭逢不幸的時候，我們就會把我們的災禍歸怨於日月星辰，好像我們做惡人也是命運註定，做傻瓜也是出於上天的旨意，做無賴、做盜賊、做叛徒，都是受到天體運行的影響……”早期的自然哲學家們明白，求神問卜無濟於事，“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他們仰賴於觀察自然，但在科學尚屬萌芽狀態的早期階段，僅僅依靠人類昏暗遲鈍的感官，只可能觀察到真實世界的極為有限的現象，對世界的進一步認識，對有限信息進行合理加工與延伸推理，需要一個漫長的累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則秉著“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的理念，懸置科學，“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人間”，倫理學、心理學由此生，而權謀人術，也自此滋生。
當戰國中期的道家莊子還在講“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時，荀子非之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然而荀子的人學，還只是“隆禮重法”的政治哲學，到韓非子手上，“心術”臻於化境，對人心的相背取捨、利害關係，論述得絲絲入扣，以國民性來觀照，這些論述看起來無懈可擊，因為他完全穎悟人心作惡的陰暗心理，從而在敘述中每每有誅心之論。後世的《羅織經》《厚黑學》，不過《韓非子》派生的低級權謀術罷了。而這一切人術的源頭，來自周文王對《易》的“創造性誤讀”。
按照康德的說法，形而上學有兩種：自然形而上學和道德形而上學。若用中國名相，或可分為“天道”與“人術”。在科學尚未發達的年代，思想者對天道的抽象，於其力所不及的部分，只能假定。因為思想者假定的結論作於觀察之前（不可能觀察到宇宙全體而對宇宙全體做出抽象總結，只能“窺一斑而推全豹”），故只能暫時“湊數”，未能稱為“絕對”真理。故求知的過程，應是“天以啟人，人以合天”。然而人的僭越之處在於，不是用人術去合天道，而是希冀用天道來合人術。故有人意欲用自己的思維邏輯（還是人術），去彌合天道人術之分，建立貌似天人合一的“同一場”。
周文王演易，做的就是這樣一種用天道來合人術的工作。《周易》之卦名與《歸藏》一致，但卦序全不相同。作為曆法的卦序，是卦象對應天象，這卦序是不可移易的對天道規律的模擬，正如在模擬星空的天球儀上，絕不能以任何人為理由改變星的本來位置。天文“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藤野先生語）。如果可以像洗撲克牌一樣打亂順序，那就與天道全不相干，僅僅是一種智力遊戲。用易卜筮，與撲克牌算命等價，都是把人生無常的吉凶禍福，比附於天文曆法的“天道”規律中，以期望獲得對命運的啟示和預測。但這隻能是比附，而非科學真理與人文公理。無論解釋如何看上去嚴絲合縫，也只是一種“闡釋學”。然而弔詭的是，人們在這樣的一種創造性闡釋中，的確可以感受到實現“自由意志”的過程。因為自由意志的初級階段，就是“任性”。
相傳周文王被囚羑里，重新推演卦序，形成了流傳至今的《周易》上下經卦序系統。《序卦》一篇，對該卦序系統作了“精神現象學”式的闡釋。研究《周易》的學者多認為，從“乾坤”至“坎離”的上經，對應於天道（曆法）；從“鹹恆”至“既濟未濟”的下經，對應於人術（政治）。有意思的是，文王卦序中象徵天道的上經，推演終結於“陷必有所麗”，是麗刑、依附之象，恰恰對應了周文王其時其地的真實處境；而象徵人術的下經，推演終結於“物不可窮也”，是功成事遂、不可終窮之象，恰對應了周文王內心盤算的抱負與計劃。拋棄天道，轉用人術，成為了文王身在牢獄之中而意欲實現其“自由意志”的最後總結。
以另一個角度觀照，也許可以說，人的“自由意志”亦由此誕生。但自由意志，一如西方大哲康德、歌德、黑格爾等人所昭示的，是兼有善惡。西方基督教認為，自由意志導致了“原罪”。那麼中國文化的“原罪”，恐怕要自文王演易始；而“自由意志”，亦自文王演易始。“自由意志”誕生後的歷史，如《尚書•武成》所記載的武王伐紂“血之流杵”，即老子所批判的“代司殺者殺”，成了政治鬥爭的常態。
從天道轉為人術之後，易學的精神發生了怎樣的質變，至此瞭然：原本對應天地四時運行規律的歷法書，成了揣摩人心因利制權的權謀術，致使“天道消隱、人術突顯”。“天道消隱、人術突顯”的結果，是科學不彰，偽術滋生。從西方哲學史看，精神哲學取代自然哲學成為主流後，人成了“萬物的尺度”，修辭學與辯論術流行，而精神哲學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錯誤的“地心說”，取代了自然哲學家阿里斯塔克斯正確的“日心說”，影響後世近兩千年，直到近代科學家哥白尼重新提出，西方才真正走出思想的“中世紀”。
人術並非沒有其價值與作用，但這作用也限制於人事中，老子《道德經》亦說過，“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沒有科學的宇宙觀作為認識前提，人心在權衡人事中隨機應變的靈活性一旦僭越其畛域，在科學的田地上跑馬，那無論什麼恢詭譎怪的胡說都彷彿可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只是這“理”絕非科學真理，或者人文公理，而是誰的人術權謀更為精擅，誰就顯得更為“有理”。長短其說者，便可“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可與不可日變”，一切相機行事。普通人等待“契機”，聰明人創造“契機”，這“契機”是人事，因為季節的春夏秋冬、月亮的陰晴圓缺等等天道規律，絕不因人所謂行使自由意志而改變。
山西陶寺古觀象臺
不過，人術中還有一類生活的方式，也屬於“順道”，而通常被歸為迷信的，尚需辨析：如傳統文化承續至今的一些民俗活動。這與卜卦算命等並不相同。民俗活動，看上去是“封建迷信”的，卻有個自然的道理在。這些儀式、風俗，“與久遠歷史相聯、與現實生活相關”。英國古典學學者哈里森在《古代藝術與儀式》一書中論述了週期性的季節現象與“家事有關收成有關的種種”及先民舉行宗教節日間的關係，一切週期性的風俗儀式，都與當地的季節輪換和氣候環境有關。而附著於節日儀式上的“迷信傳說”，則有著“把生活裝點得不十分枯燥”的作用，排洩人們“蘊蓄被壓抑的情感”。光輝燦爛的古希臘神話與戲劇，也正是從酒神節儀式演變而來，後世文學藝術由此淵源而出。這裡的迷信，恰恰是敬畏天道、順應天道規律、又“與日常生活有關係的常識和信仰”，與長短其說的心術，判然有別。
天道的易學和人術的易學，雖然都寄於同一部書流傳，但其適用的範圍、闡釋的方式迥異，若“辯證”地將其視為一體，只能是“合則兩傷”：“天道”成為信口雌黃的對象而不再具有科學的必然性、精確性；“人術”不再擁有徹底的自由精神而受制於封閉的卦爻結構，戴著鐐銬舞蹈。西人喜說“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其實借用於此處也頗為相宜：讓天道的歸天道，人術的歸人術。自由意志雖是以惡開始，但它卻可以在動態的歷史過程中不斷髮展、完善自己。將其限制在《周易》之中，等於是還原周文王當年的處境，讓所有的自由意志都先行投入大牢，然後看你是否能完成精神的越獄遊戲。這或許是周文王當年囚於羑里的真實處境，但絕非每個人精神發展的必要階段，因為每個人所要面對的人生遭際與當年的周文王都不相同，文王一己的精神歷程並不具有精神發展範式的普適性，更因為——人的精神“是生而自由的”，它並不需要一個思維定式來一步步安排自己成為統一思想的奴隸。
兩種易學因向度不同，而形成了彷彿在“自否定”的弔詭。在尋找必然性、規律性的天道易學，因為天道的“遍在永在”和“人難盡知”，反而具備了因經驗的累積而不斷更新和發展的可能。彷彿在引發人的自由意志“與天鬥與地鬥”的人術易學，因為勝者的權力和範式的固化，就成了君臨天下的思想體系，從而禁錮人的自由意志。套用尼采的話說，就是——文王《周易》的體系，僅在它的創立者文王眼裡才是完全正確的，在一切後來的哲學家眼裡往往是一大謬誤，在平庸之輩眼裡則是謬誤和真理的雜燴。然而，無論如何，它們歸根到底是謬誤，因此必遭否棄。“易道廣大”，並非形容易道是無所不包的大雜燴，而是“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因其總結天地四時日月生生不息的運行之規律而作用廣大，其背後有個科學而闊大的宇宙觀與世界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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