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講壇》的轟動，其實是新世紀之初，國學渴求的一次爆發。但是，我們對這次爆發的理解太膚淺了，以為，聽眾都是湊熱鬧的，所以，有點“蘿蔔快了不洗泥”的味道，於是，講壇上的主人，也就良莠不分了，於是，新的明星無法產生，對平庸的背書式的講壇，老百姓當然不願意付出自己寶貴時間消磨。事實上，質量第一，這就是一個金的定律。對於《百家講壇》這樣的高層次講壇，我們廣大人民群眾還是有很高期待的，因為，我們對國學的要求是有了很大提高的。
于丹的出現，是《百家講壇》走向一蹶不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為什麼這樣說？因為，第一，于丹本人的學術水平，根本不符合《論語》這樣內容。她基本就是現代人取代古代人，這是一個嚴重的學術學風問題，如果古代經典之作都可以任意解讀，那怎麼對得起起碼的歷史？孔夫子入黨，這不會不是天大笑話吧？問題不止於此，據說，有不少研究生集體抗議于丹的演講。但是，《百家講壇》沒有從這裡面看出于丹問題，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信息，這是最要命的，所以，于丹《論語》完了之後，《百家講壇》又為于丹推出一檔《莊子》的演講。
從《論語》到《莊子》雖然內容風格大不相同，但于丹的老調子沒變呀？她那種中學生式的思維，還是中學生啊。再說了，短短一年半載，于丹有什麼天大的本領再造一次自己面對經典呢？我們都知道，一個時代發生重大轉移之交，談論經典，其實是意義非常重大的，這基本意味著通過詮釋經典，要達到新的思想的解放和統一。中國經歷了文革，經歷了改革開放的春天，新世紀，我們的改革進入了深化的新階段，我們如何包容改革開放和傳統精神，這需要有深刻的新思維。
舉個例子來說，“忠孝”是我們傳統深厚的一種精神支柱，但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初，對“忠孝”還是有批判的。而進入新時代，我們對“忠孝”有了更深層次的需求，一方面“忠孝”沒有錯，一方面，傳統的“忠孝”與現代的法制理念還是有一定矛盾的，因此，我們肯定需要一個新時代的“忠孝”思想嘛。如果作為一個學者，你沒有很高明的理論，這“忠孝”二字都夠你研究一輩子的。于丹的爭議和失敗，反映出《百家講壇》不但在現代傳媒時代沒有什麼敏銳的嗅覺，就是基本的傳媒觀念都有問題，所以，造成了觀眾對《百家講壇》親和力和學術信譽的失望，因此，《百家講壇》從此一蹶不振，逐漸衰落的格局。
我們在這裡說于丹，不是對於丹個人有什麼意見和不滿，而是對於丹的學術深度和學術溝通方式非常不滿。在歷史文化學術方面，我們如何“古為今用”能不能“古為今用”，這基本沒有商量的餘地。歷朝歷代，都有研究歷史，鑑古知今，為現實汲取歷史經驗的傳統。問題是，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文化精神層面的交流。比如說，孔子再偉大，不會萬能到把今天的深刻矛盾都給解決了吧？但是，我們聽一些學者的那意思，好像孔子就是當代導師了，你以為中國人都跟你一樣淺薄啊？
《百家講壇》也有一些觀眾朋友滿意的老師，例如王立群，易中天，蒙曼，酈波等，這些學者，主要是以學術樸實，親和溝通見長。所以，廣大觀眾朋友是滿意的。我們當然高興看到這樣的學者多一些，觀眾的滿意度，或許也能維持一定的穩定吧？但是《百家講壇》的致命弱點，還是傳媒技術有問題，包括學術的平庸化，這是最難以改變的。
例如，有的學者對資料沒有什麼新的研究，有的學者對歷史人物過分偏愛，這都會影響學風。例如，講唐玄宗的，無不提到開元盛世的一個標誌之一，就是養了多少匹馬。但他們都引用的是開元十三年的老賬，四十三萬這個數據。其實開元十五年，唐玄宗就下了一個進口大單，大約計劃每年引進突厥十萬匹馬。而天寶三十年，僅隴右監牧使一個養馬基地就有三十三萬多匹馬！而唐代有大型牧馬基地八個！唐玄宗時代，歷史沒有具體的記錄最高有多少匹馬，只有唐高宗麟德年七十萬匹馬的一個最高記錄。但我們從理論上保守估計，唐玄宗時代最高的養馬規模，也會有八十萬匹馬的！
我真不明白，學者那麼多，怎麼就沒有一個，為唐玄宗算算這筆賬的人呢？至於沒有深度的，我就不多說了。例如有一個講王國維《人間詞話》的，他在說到王國維著名的“人生三境界”的時候，引用了王國維自己的話說：王國維自己說，我對古人的理解，古人肯定不滿意，這只是我的理解。知道王國維這句話有多厲害嗎？我就等著，我們的老師解釋解釋，王國維這句話。但是，老師沒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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