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魔鬼的床”。
這個說法的“著作權”是屬於馬瑞芳的，其“論證”之文就收在本書。但讀過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誰都看得出馬老師是在調侃。她的態度，則是“抱怨並快樂著”。實際上這篇文章要講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學者怎樣上電視。或者說，一個學者，怎樣才能從“做學問的”變成“做電視的”，從“學術人”變成“電視人”。
這可是一個並不簡單的過程。
馬瑞芳繪聲繪色地講述了這一過程，並把它稱之為“艱苦而有趣的”。說艱苦，是因為在她那裡，有好幾道過不去的坎，繞不過的彎。說有趣，則因為終於邁過去、繞過來了。不但如此，她還看見了一片新天地，開闢了一個新領域，豈非“不亦樂乎”？
儘管事後說起來眉飛色舞，我相信馬老師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滿腦門子官司”；而她遇到的問題，也是所有走上講壇之學者的共同問題。比方說，不能全面、系統、完整，行嗎？不能按部就班、引經據典、追根溯源，行嗎？不能像平時上課那樣，講人物按生平，講歷史按年代，行嗎？甚至一個技術性問題，也能把人難死。比方說，按照學術慣例和職業道德，引用他人觀點是要把出處注出來的。要求嚴格一點，還必須註明版次、頁碼。但在《百家講壇》，至少後面這點做不到，引用過多也成問題。別以為這是小事。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他所做的這件事有沒有學術性，也意味著他還是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古人有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學問，是每個學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丟了學問，就和“失節”差不太多了，豈能隨意？難怪魏學來告訴馬瑞芳應該怎麼講時，她的第一反應就是：“照你說的這樣講，還有學問嗎？”
這樣看，《百家講壇》還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問題遠沒有那麼簡單。事實上，學問、學術、學術性，與格式、規範之類並不打等號。格式中規中矩，出處、版次、頁碼、關鍵詞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學術泡沫”和“學術垃圾”，我們見得還少嗎？反過來，沒有這些玩意的作品，語言優美文采飛揚的作品，也未必就沒有學術性。這一點，讀讀古人的論文就知道，用不著我多說。問題是，《百家講壇》與學術到底是一個什麼關係？它是“學術”的呢？還是“非學術”的呢？甚至“反學術”的呢？換句話說，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欄目？
我們必須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問。
第一個問題：《百家講壇》是學術論壇嗎？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講壇》不是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論壇。電視不是幹這個的，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著上電視，開會寫論文就好。所以，批評節目中沒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錯了靶子。
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百家講壇》既然不是學術論壇，那麼，是說評書的嗎？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講壇》如果是評書講壇，那他們乾脆聘請評書演員好了，效果肯定比請學者好得多。
接下來就會有人問第三個問題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講壇》到底是什麼？難道非驢非馬不成？
恭喜你，這回說對了。《百家講壇》的特點，正在於“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麼？是二者之間的“第三者”，是兩極之間的“第三極”。不要以為世界上只有兩極。實際情況是，兩極之間有著廣闊的中間地帶。而且，這個中間地帶，往往比兩極更適合生存。我們人類，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兩極之間的中間地帶嗎？同樣，在學術與非學術之間，也存在著一個“中間地帶”。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無妨姑且稱之為“半學術”。這個“半學術”的“中間地帶”也許並不廣闊，甚至還疑雲重重不被承認，但它應該存在，必須存在，有理由存在！現在，《百家講壇》把這個“中間地帶”展示出來了，而且大受歡迎，這正是這個欄目的貢獻。
那麼，在學術與非學術之間，為什麼要有這樣一個“中間地帶”呢？因為學術原本就有兩種類型，或者兩種任務，這就是研究與傳播。質疑《百家講壇》學術性的人，其實是把學術單一化了，即把學術等同於研究，忽視了傳播。或者說得重一點，是根本就不承認傳播。實際上，研究與傳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嚴格的說，沒有哪個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傳播的。比如閻崇年先生，沒研究過清史嗎？馬瑞芳教授，沒研究過聊齋嗎？當然，同為研究，深淺不一。聞道有先後，水平有高低，學問有大小，方法有對錯，這都是事實。但要說毫無研究也能上去講，怕是小看了傳播，也低估了觀眾。事實上，那些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講座，從來就不會受歡迎；而不受歡迎的講座，則其實不是傳播。
同樣，做研究的人也沒有一個不傳播。否則，他的論文為什麼要發表，他的著作為什麼要出版？顯然，沒有傳播不傳播的問題，只有向誰傳播、怎樣傳播和在什麼範圍傳播之別。一般學者是向小眾傳播，向同行傳播，用論文著作在學術界傳播；《百家講壇》則是向大眾傳播，向外行傳播，用電視媒體在全社會傳播。這才是區別所在。
於是我們便又有了一個問題：這樣一種對象、方式、範圍的傳播，有必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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