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早剛一上班，助理便領著一位面帶焦慮的中年男子走進我的辦公室。
這位男子四十歲上下的年紀，雖然愁眉苦臉，但是仍然看得出來，這是個對女性很有吸引力的老帥哥。一坐下來，他就開始一根接一根地抽菸，講述他的故事。
老帥哥姓張，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最早在北京一家國營百貨商店的辦公用品專櫃工作，有媳婦和孩子。工作中，他和一位女同事小青搭檔，負責給客戶送貨。小青也有家庭。但老張和她日久生情，各自離婚，又先後辭去了工作同居在一起。
老張辭職後開始做點生意，還是老本行，做些辦公文具、勞保用具什麼的。為了開發票方便，老張用他母親的名字註冊了個時裝店，店名叫“麗青”。小青辭職出來後，兩人就一塊幹了起來。隨著生意越來越紅火，兩人租了個門面，重新辦理了工商登記，店名仍然是“麗青”，但是負責人的名字換成了小青。
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十五年。兩人一起吃住，一起開店。老張負責進貨和送貨，小青負責看店和管錢。期間，小青提出兩人辦一下結婚登記手續，但是老張的母親卻還盼著老張能夠跟前妻復婚，而老張也覺得結婚證無非是個形式，無所謂辦不辦了。就這樣，老張和小青雖然以夫妻的名義生活在一起長達十五年的時間，卻一直沒有辦理結婚登記。
女人的青春總是短暫的，而男人步入中年後卻越來越散發出成熟的魅力。小青開始對老張不放心，總是對老張疑神疑鬼，擔心他有外遇。小青不但從經濟上控制老張，而且對老張的行動開始從嚴管束。在家庭生活中，小青也動不動就發脾氣，摔東西，呵斥、羞辱老張。有一次老張不小心把牛奶灑在地上，小青甚至逼著老張跪在地板上，把牛奶舔乾淨……
老張越來越無法忍受小青的暴戾性格，決定離開小青。但是，十五年來，店裡所有的收入都是由小青掌管，他就算理個髮也得從小青那裡要錢，沒有一點積蓄。離開之前，他決定從店裡拿出自己應得的部分。
老張仔細計算了一下，十五年來，小店的純收入至少在200萬元以上。店裡現在的存貨價值大概是50萬，小青名下有一張一百萬元的定額存單，店裡的銀行卡上還有50多萬元的存款。老張便利用自己掌管店裡的銀行卡和U盾的條件，將其中27萬元轉入自己的賬戶，然後離開小青，關掉手機。
小青聯繫不上老張，立即查詢銀行賬戶，發現存款短少。思前想後，終於選擇了報警。警方最開始也是不予立案，但是小青三番五次大鬧派出所，警方被迫無奈還是立案了。老張在地鐵口被警察抓獲，送往看守所關押。在例行的入監體檢中，查出老張有高血壓，所以對老張取保候審。目前，老張的銀行賬戶已經被警方凍結，而且小青另外還提起了一個民事訴訟，要求老張歸還之前的借款20萬元（其實是老張的姐姐向兩人的借款）。
聽完了老張的陳述，我再次打量起面前的這個男人。確實很帥，雖然面臨牢獄之災，仍然掩飾不住眉宇間的英氣。如果我是女人，也會為他心動。如果我是小青，也會覺得不安。
這其實是個低俗的故事。對於小青的行為，我能夠理解。老張的始亂終棄，確實傷害了這個女人的心。女人是可愛、可憐又可怕的。在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之後，女人的報復足以令所有的男人不寒而慄……
但是，我認為在這個事情上，老張確實沒有構成犯罪。無論道德上對老張的行為如何評價，法律上必須承認老張是無罪的。我決定代理這個案件，我想通過我的努力說服那個受傷的女人，讓這個案子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二
接受委託後，我先給小青打了個電話。
一般說來，刑事案件辯護人與受害人接觸，有很大的風險。根據有關規定，如果辯護人對受害人取證，需要經過辦案單位的許可。但是，我這不是取證，而是溝通。我希望小青能夠剋制情緒，和老張坐下來好好談談，化解矛盾。當前司法機關提倡“刑事和解”，為辯護律師提供了很大的工作空間。尤其是這種涉及婚戀糾紛的案件，如果當事人之間能夠達成諒解，對案件的最後處理會有很大的幫助。辯護律師在與受害人的接觸中只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貽人口實，風險還是可以控制的。作為辯護人，不能畏首畏尾，無所作為。
但是，小青接聽電話後，知道了我的身份，馬上表示：“讓老張親自跟我談，我不跟他的律師談”。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和談這條路看來暫時行不通了。我並不意外。小青對老張的律師有戒備心理，這可以理解。我對老張說，你還是要和小青保持溝通，不要用言語刺激小青，要低聲下氣，求饒認錯。畢竟，你的做法是傷害到了她，從情理上說，你的行為是不對的。我同時叮囑老張，每一次談話，都要錄音，也許今後用得上。
我認真梳理自己的辯護思路。
對於盜竊案而言，關鍵點在“秘密竊取”（手段）和“公私財物”（財物權屬）兩個方面。兩者必須兼備，否則就不成立盜竊罪。
從“秘密竊取”的角度來看，銀行卡（賬戶名是小青）和U盾一直都是由老張保管，密碼也是他早就知道的。他在商店的電腦上，通過網銀直接將錢轉入自己的賬戶，顯然不符合“秘密竊取”的特徵。
至於財物權屬，更是爭議的焦點。老張與小青同居十五年，毫無疑問會形成共同財產。雖然與夫妻共同財產有所不同，但是不能否認老張對該部分財產享有的權利。更為重要的是，兩人共同經營“麗青”商店，已經形成了一種實質上的合夥關係。商店的財物，本身就有老張應得的份額。老張在沒有告知小青的情形下，擅自拿走其中一部分款項，行為雖然有欠妥當，但是這屬於合夥財產糾紛。小青應當通過民事訴訟的途徑來解決兩人的爭議。
辯護思路出來了，還需要相應的證據來印證我們的觀點。
老張是個心思縝密的人，可能他也是蓄謀已久，留下了大量能夠證明雙方關係的證據。最關鍵的一份證據，是小青在他消失後寫給他的一封親筆信。
在信中，小青深情地回憶了他們感情生活和創業的點點滴滴，談到：“這些年風雨同舟、共同打拼的事業”，“雖然沒有正式（成為）夫妻，但我們是事實夫妻”，“咱們這些年苦苦經營的麗青商店，不能因為咱倆這事倒了”等等。
我問老張：這份證據你給公安了嗎？
老張說：我給公安看了呀，他們說這東西沒用，說明不了什麼啊。
我苦笑著搖頭。我一直主張，刑事警察也應當通過司法考試才能上崗。因為這些警察在警校學習的時候，並不重視法律知識，他們參加工作之後，更多的是靠經驗和感覺辦案，所以會造成很多的錯案。小青的這封信足以說明她和老張的特殊關係，包括財產共有的性質，辦案民警為什麼還會立案呢？
老張還提供了一些票據和照片。照片上，小青靠在老張身上，一臉的幸福。他們一塊遛狗、游泳、爬山、燒烤，有些照片還比較暴露，小青穿的是泳衣，老張光著上身，只穿了一條褲衩。看起來他們的生活過得還是不錯的。不知道小青重新翻起這些照片，心裡會是怎樣的滋味？
我把老張提供給我的照片、信件、票據、錄音等材料進行了整理，撰寫了一份將近4000字的《律師意見書》提交給辦案的公安機關，指出這起案件屬於婚姻家庭糾紛的性質，公安機關不應立案。同時，我附上了十七份證據材料，用來證明我的觀點。
材料提交給公安機關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案件一直沒有動靜。原以為公安機關會就此撤銷案件，但是，半年後老張被檢察院叫去，讓他繼續辦理取保候審。案子已經被移送到檢察院審查起訴了。
三
我查閱了公安機關移送到檢察院的證據材料。小青的口供幾次發生變化，在最初的報案材料中，她承認自己與老張在同居，“錢是我們共同的”。但是在最後的幾次筆錄中，她又說，老張只是她的一個僱員，她按月給老張發工資。
所以，我調查的重心在於確定老張和小青的身份關係，以此來證明“被盜”財產的性質。
我首先從老張身邊的親人開始調查。
老張的姐姐證明：1、弟弟與小青同居十多年，家裡人都把她當弟媳婦對待，母親生病時，小青還幫忙照看，逢年過節兩口子還一塊回家吃團圓飯；2、“麗青”時裝店是以母親的名義註冊的，之所以叫“麗青”，是因為借給弟弟2萬元本錢，自己的名字中有個“麗”，“文”字是取自小青的名字，小青也投了2萬；3、店裡的生意後來做大了，需要有個地方做倉庫，她還把自己的一套舊房子拿出來，免費給弟弟做倉庫用。老張的母親也能夠證明老張和小青共同經營、共同生活十多年的事實。
親屬的證言證明力顯然還比較弱，我決定繼續從知情人入手，開展調查。
我首先調查的是先後出租商鋪給“麗青”商店經營的房東。前一個房東是一家國企，物業管理處的人接待了我們，他們很謹慎，只證明《租賃合同》是老張和小青一塊來簽訂的，至於兩人是什麼關係，不清楚，合同上的承租人名字是小青。另一家房東是某酒店，經理在電話裡面原本同意接受我們的調查，但臨時變卦，拒絕作證。顯然是小青知道我們要找房東，事先做了他們的工作，所以他們不願意摻和進來。
我接著找“麗青”的老客戶進行調查。他們能夠證明：1、老張在店裡負責進貨和送貨，有時候貨款直接給老張就行；2、他們到店裡買東西的時候，看見老張跟小青在店裡，樣子挺親熱，他們喊老張“老闆”，喊小青“老闆娘”，兩人都答應得挺歡。有的客戶還是老張姐姐的同事或朋友，他們證明：老張的姐姐告訴他們，弟弟兩口子在附近開了家辦公用品店，希望照顧一下弟弟的生意，所以他們買什麼東西也常上“麗青”。
我覺得這些證人的證言還是不夠力度，比較破碎，不能直接反映老張和小青的特殊關係，於是問老張，有沒有什麼跟你們走得比較近的朋友，比如鄰居什麼的。老張說：“有一位姓金的大姐，在隔壁開店，跟我們關係特別好，我們還一起出去旅遊過。我和小青鬧彆扭的時候，她還替我們說合呢。”我需要的就是這樣的證人。
老張帶著我上金大姐家。由於進門之前老張已經跟她通過幾個電話，金大姐特意在家裡等著我們，為我們端茶倒水，非常客氣。
金大姐說，她和老張、小青都在一塊開店，她家開的是飯館。沒事的時候，她總是到“麗青”串門，跟老張、小青在一塊聊天，老張經常開車出去拉貨，小青在店裡的時候居多。一開始她還以為老張是老闆，小青只是店裡的會計，她老公告訴她，這兩人是一塊開店的。後來，老張和小青鬧矛盾的時候，她還組織兩人見面調和，因為分歧太大導致調解失敗。
做完筆錄後，我們需要金大姐的一張身份證複印件，她還陪著我們一起下樓，去大街上的打字室裡把身份證複印好交給我們，和我們道別。
考慮到證人證言畢竟具有主觀性、不穩定的特點，我讓老張再回家去翻翻，看看能不能再找出一些書面的東西，來印證我們的觀點。於是，每隔幾天老張便拎過來一大包資料到我辦公室，攤在桌上我們一件一件清理。
十五年的生活點點滴滴，留下了太多的印記。老張找出來大量有價值的東西，足以說明他和小青是怎樣的身份關係。主要有：
兩個人在家裡的生活照，出外旅遊的照片；
淘寶商城的訂單信息，顯示收貨人為老張，但購買的物品卻有女性用品如文胸，尤其是還有一件商品是“80元兩件”的情侶裝；
手機機主信息，小青使用的手機，登記的機主為老張；
小青居住的小區車輛出入證，車主是老張，說明老張經常出入小青家中；
購買電腦的《用戶回執單》，幾年前，小青以自己和老張的名義，分別給兩人的孩子買了同一款類型的電腦。
“麗青”時裝店營業執照副本，證明最初成立的商店是老張母親的名字註冊的，且經營範圍和現在完全一樣。
賬簿、銀行票據、欠條等等，這些東西，都能說明老張在“麗青”有投資。
老張告訴我，他手裡還有幾份空白信箋，上面蓋好了“麗青”經營部的公章。當時是為了討賬方便，所以一直放在身邊。
老張問我：“易律師，您看這幾張紙能不能派上用場？”
我明白他的意思，立即阻止他：“你和小青的關係已經很清楚了，現有的證據也很紮實了。如果你還要弄虛作假，只會適得其反。”
老張說：“我聽您的。”
我再次梳理證據，將新補充的材料提交給檢察院，希望公訴人在看了這些證據之後，能夠做出不起訴的決定。
令我失望的是，案子最終還是移送法院起訴了。我不知道公訴人有沒有認真看我們提交的材料，難道他們真的不清楚老張和小青是什麼關係嗎？
四
案子移送法院後，老張特別煩躁，他想不通，為什麼我們提供了這麼多的無罪證據，檢察院還要說他是“盜竊”呢？
那段時間，老張三天兩頭上我辦公室，唉聲嘆氣，甚至說了很多過激的話。我只能想盡一切辦法撫慰他。畢竟是否構成犯罪，還有法院最後一道關卡。老張的過激言論使我明白，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責任重大。他們的草率會造成錯案、冤案，這些被錯誤追究責任的人，會成為一個個火藥桶，隨時都可能引爆。司法公正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司法不公，必然導致社會動盪不安。
法院確定了開庭時間，我們在積極做應訴準備，把所有的材料再一次清理一遍，我發現，我們的無罪證據，在數量上已經是控方證據的兩三倍。對這個案件，我的信心還是很足的。主要在於兩點：第一，我們證據非常紮實，只要認真審查這些證據，可以得出明顯的結論：老張和小青之間是同居、合夥經營關係；第二，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老張從未被關押，一直是取保候審，如果案件的結果對老張是公正的，不會涉及到國家賠償。
國家賠償制度原本是為了對遭受公權力侵害的人進行賠償，但是在中國，一項好的制度往往最終會演變成“惡法”，就像司法機關的“錯案追究制”一樣。為了不被追究錯案的責任，不承擔國家賠償的責任，某些執法者寧可錯上加錯，將錯就錯，一錯到底，死不認錯。
在中國，糾錯成本極其高昂。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上一個環節的辦案人員出現了錯誤，下一個環節的辦案人員往往會繼續為他背書，就像擊鼓傳花一樣，只要把案件移送出去，前面環節就沒有了責任。最後，整個司法機關都捲入進來，共同維護一個錯誤的判決結果。我希望老張的案子不會是這個結局。
開庭的時候，我終於見到了小青本人。她聘請了兩位律師和她一起出庭，加上兩名公訴人，小青一方陣容龐大。
公訴人宣讀完《起訴書》，法官詢問老張的意見，老張當即對《起訴書》的指控表示不認可。公訴人草草問了幾個問題，就不再提問了。可能她也知道老張不可能給出她需要的回答。
我對公訴人出示的證據逐項提出質疑，認為不能作為有罪證據，並提出，某些證據恰恰可以說明被告人是無罪的。
例如，小青在報案時所做的筆錄，已經說得非常明白：“我倆是男女朋友關係，1994年認識的……剛開始我每個月給他開1000元工資，很快就同居在一起，兩年後就不給他開工資了……他用錢的時候就自己從店裡拿，有時拿錢和我說一聲，有時候不說……這27萬是我和老張店裡所有的錢……我的銀行卡在他手裡，密碼他知道，平時卡就在他身上……”
小青陳述中承認27萬是她和老張店裡所有的錢，是小青對“麗青”帳上的錢“共有性質”的肯定。小青稱銀行卡平常就在老張手上，密碼老張也知道。這不僅證明小青與老張的特殊關係，二人對賬上的財產具有平等的處分權，同時也說明老張取款是經過小青同意的，並不存在“秘密竊取”的情形。雖然在後來的陳述中，小青改稱老張是她的僱員，兩人沒有特殊關係，但是，如果沒有其他證據印證，她怎能改變得了報案時的說法呢？
公訴人提供了小青的弟弟小東的兩份證言，但是兩份證言卻是前後矛盾的。在第一次證言中，小東稱不清楚小青與老張是否有其他關係，也不怎麼去小青的店。但在第二次證言中，小東明確回答他們是僱傭關係，姐姐沒談過對象，而且說他天天和他們一起接觸，也沒見過他們一起談戀愛。小東的證言前後矛盾，不具有客觀性。
公訴人還提供了幾位證人的證言，用來證明老張和小青沒有“特殊關係”。從時間上來看，這幾份證言都是在補充偵查的時候取得的。這些證言不但都是猜測的內容，而且取證地點都是在“麗青”綜合經營部。
我提出：《刑訴法》第97條規定，詢問證人的地點應當是證人的住處、單位或者檢察機關、公安機關，詢問證人應當“個別進行”。偵查人員在“麗青綜合經營部”內對以上證人進行取證，詢問時又是營業時間，可以推定小青當時在場。由於取證地點違法，且小青有可能在場影響證人證言的客觀性，因此，以上證人證言不具有合法性，應予排除。
最令我震驚的是，公訴人出示了金大姐最新的兩份證言。在該份證言中，金大姐完全推翻了我們取證時所做的陳述，說老張是給小青打工的，根本不是什麼同居關係，她從沒有組織過兩人和解，同時還提到：律師在向她取證的時候，是“闖”進她家裡，拿出寫好的筆錄，“強迫”她簽字的！
我不由得目瞪口呆！如果我真是那麼做的，我的行為已經構成了犯罪，至少也會被吊銷律師證！看上去挺和善的金大姐，為什麼要這樣陷害我？
好在我們手裡的證據充分，我當即向法庭提交我們取證過程的錄音，還有金大姐組織老張和小青和解過程的錄音。這兩份錄音資料，足以說明我們取證的過程合法，同時還說明金大姐後來所做的證言都是虛假的。
中國的刑法雖然規定了“偽證罪”，卻很少適用這個罪名，只有在司法機關覺得必要的時候，才會加在某些人的身上。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做偽證的人也很少受到處罰，證人作證的時候沒有道德底線和法律畏懼，從而導致在中國的法庭上，證人證言的可信度很低。作為律師，我深感無奈。
輪到我們舉證，我們的證據分為三大組，二十一小組，多達數百頁。分別是：
第一組是證明兩人長期同居關係的證據。包括：小青寫給老張的親筆信；錄音光盤，“盜竊案”發生後，老張與小青在姐姐和金大姐的組織下見過幾次面，每次見面的過程老張都錄了音；兩人的生活照，從拍照地點、衣著和親暱程度可以看出兩人的關係；老張母親和姐姐證言，都證明兩人的長期同居關係；淘寶網的訂單信息；小青手機的登記機主信息；老張車輛出入小區的出入證；小青給兩人孩子分別購買電腦的回執單。
其實這一組證據我們沒有必要出示，因為小青在報案筆錄上都已經承認了他們是同居關係，但是她事後又矢口否認，所以我們還是拿出證據揭穿她的謊言。
第二組是證明兩人合夥經營“麗青”的證據。包括：營業執照複印件；銀行的《進賬單》和《空白憑證收費單》，這些進賬單上都有小青的親筆簽名，而且是“麗青綜合經營部”與“麗青時裝店”的往來，能夠證明小青參與了“麗青時裝店”的經營，證明她陳述的“不知道麗青時裝店”是虛假的；小青打給老張的《欠條》一張，金額為5000元，至今沒有歸還，該筆錢已經轉為老張的投資款；老張的購車憑證，十五年裡，老張先後購置三臺麵包車用於拉貨；證人證言；“麗青紙業”銷售清單，上面印著老張和小青的聯繫電話，而且老張的電話號碼排在小青之前，如果老張是僱員，他的電話怎麼可能排在“老闆”前面？
在這一組證據中，我們還向法庭提交了兩組照片。分別是老張姐姐免費提供的庫房和“麗青”經營部的店牌。如果老張是僱員，老張的姐姐怎麼可能“免費”提供庫房給小青使用？如果老張是僱員，他的電話號碼怎麼可能出現在店牌上面？
我們還向法庭提交了“麗青”綜合經營部的《現金日記賬》。在該《現金日記賬》中，不僅記錄了綜合經營部的各項進出，還記錄老張與小青的生活性支出，包括：小青接保姆，兩人買拖鞋、菜，買化妝品，小青買藥，老張買衣服，等等。由此可見，該日記賬不僅是“經營帳”，同時也是一本“生活帳”，老張與小青在經營中和生活中，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小青將該賬冊提交偵查機關的時候，對該賬冊做了一些改動，添加了新的內容，例如，在與老張有關的開支部分，添加了一個“借”字，與我們手中持有的賬冊複印件不一致。這本賬冊同時記錄老張與小青的各項支出，足以說明兩人在“麗青綜合經營部”的平等地位。該賬冊未體現老張領取報酬的內容，所以，“老張是僱員”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
在這一組證據中，還有一份小青銀行存單的複印件，顯示存款為100萬元。我認為，與小青持有的100萬元相比，老張拿走的27萬元並沒有超出他應獲得的份額。
第三組證據是證明老張沒有“秘密竊取”。這一組證據比較讓我頭疼，因為涉及到比較多的“網銀”知識，我對此一竅不通，只有臨時惡補，以便舉證的時候能向法官解釋清楚。
這一組證據包括：網銀賬戶示意圖，證明老張取款的流程；小青網銀登陸界面截圖，小青的網銀用戶名為：tao6453，這是老張的名字和生日的組合；網銀出賬記錄，說明老張此前多次從該賬戶中轉款；小青在報案時的陳述，說明老張早就持有銀行卡、U盾，並掌握密碼，不是秘密竊取。
在我舉證的時候，小青始終面帶微笑。整個庭審過程中她與老張都沒有看一眼對方。當愛已成為往事，將曾經深深愛過的男人送上被告席，甚至要送進監獄，該是多大的仇恨在支撐著這個弱小的女人？
法官聽得非常認真，不時提出一些問題。法官更關心老張取款的過程，看來他對兩人之間的關係並無疑問。我們對網銀使用中“公戶”、“私戶”的款項流轉都不太熟悉，老張和小青雖然清楚怎麼操作，卻不善於表達，以至於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了很長的時間。
辯論階段，公訴人仍然堅持認為老張的行為已經構成盜竊罪，應當在十年以上量刑。而我則態度鮮明地提出無罪辯護的觀點。
我知道，無罪辯護在中國得到支持的可能性很低，一般情況下，我會盡力尋求控辯審三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但是在本案中，我們別無選擇。要麼是無罪，要麼就是十年以上的牢獄之災，連緩刑都沒有可能。
針對公訴人提出的“老張是僱員”的說法，我反問公訴人，到底是怎樣的僱員，能夠做到十多年不領一分錢工資、先後買三臺麵包車為老闆拉貨、免費提供庫房給老闆使用、能夠掌握老闆的銀行卡和密碼？
公訴人對我的反駁沒有做出回應。休庭的時候，公訴人起身離座，我發現她已經身懷六甲。有意思的是，配合我出庭的一位女律師也是挺著大肚子。控辯雙方都是孕婦出庭，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起案件被輕易起訴到法院，是不是因為公訴人懷孕，沒有時間認真閱卷？但這也不能是工作不認真的理由啊。
休庭以後，法官要求我補充“合夥經營”的證據，尤其是到庫房那邊再蒐集一些證據。我們又向法院提交了庫房邊上幾位住戶的證言。他們能夠證明：這處房屋是老張姐姐的，現在用來做倉庫用，堆放的是辦公用品，他們經常看到小青和老張一起到庫房拉貨、清點貨物。
再次開庭的時候，已經換了一位公訴人，上次的公訴人可能回家生孩子去了。法官提出民事調解，要求老張退回取走的款項，如有爭議，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方式解決。鑑於前期公安已經凍結了老張銀行賬戶裡的25萬元，老張只需要再退2萬元就行了。
我知道案件正朝著對我們有利的方向發展，老張還在猶豫不決，我勸說他聽從法官的安排，先免牢獄之災，然後再去追討自己的財產。老張同意了法院的調解方案。
十幾天後，法院通知我們去領取《裁定書》，檢察院撤回起訴。雖然不是無罪判決，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贏了。
後來，小青又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老張歸還此前以姐姐名義借的20萬元，老張又是一臉愁苦地找到我說：
“這女人，瘋了，她這輩子真要對我糾纏到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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