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可以毫無疑問的說，戈爾巴喬夫及其周遭的人在準備摧毀“牢不可破的聯盟”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其中一部分人積極執行了總書記的那些招致滅亡的方案，另一部分人則默不作聲，眼睜睜看著他們用自己的背叛行徑侵蝕著這個國家的根基和統一。
沒有一個所謂的戰友從來不敢告訴戈爾巴喬夫他不是“一個巨人，而只是一隻蟑螂”。但在後蘇聯時代，總書記的一些同事又很快就會發表回憶錄，他們過去常常用各種方式詛咒舊主，爭辯他們是如何“抵制”那些破壞性的改革進程。
在這方面，我將試圖說明在那六年多來，幹部隊伍是如何為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進行國家崩潰工作提供條件的。 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夜越黑，星星越閃耀
像戈爾巴喬夫這樣的自戀的業餘愛好者，在闖進權力中樞後只關心他們的形象。他們不許身邊存在那些有個性的人，只親近那些是自己感到舒服的人。只有這樣，他們才會讓自己變成“天才”。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這一特徵被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注意到了，他曾說：“他（戈爾巴喬夫）只能在沉默且愚蠢的人的身邊才會感到舒服。”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斯塔夫羅波爾工作期間就簡單談過他的幹部政策的本質。不知怎的，為了回應對他的幹部政策的友好批評，戈爾巴喬夫說出了一句讓人費解的漂亮話兒：“夜越黑，星星越亮閃耀。”毫無疑問，他把自己當成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北極星了。因此，他總是不厭其煩地進行政治洗牌，以便從中挑出那些讓他感到舒適的溜鬚拍馬之徒。
戈爾巴喬夫當選總書記，完全是靠當時的蘇共中央組織黨務工作部部長葉戈爾·利加喬夫。後者在他接任中央組織黨務工作部部長後替換了70%的州委及邊區黨委的一把手，委派“自己審查過的”、願意執行”黨的規定”的人來接任，保證中央全會的多數席位。
隨著戈爾巴喬夫的走馬上任，幹部的更替範圍擴大了。蘇共中央在頭三年中更新了85%的幹部，大大超過了1934-1939年的數字（當時這個數字是約77%）。1988年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中央機關的“年輕化”，所有關鍵崗位都被分配給了戈爾巴喬夫分子。
蘇聯部長會議也以同樣的方式更新，115個部長就留下了10個。然而，儘管人員重組無休無止地進行著，戈爾巴喬夫卻還是認為保守派阻礙了他的改革。
在回憶錄《改革與生活》中他說：“……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1986年）召開之後，區委會和州委會進行了三次人事變動，蘇聯和蘇共的機構幾乎完全恢復了活力。1987年1月中央全會後，（共和國和州的）第一書記陸續被更換，許多“老住戶”紛紛退休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個梯隊紛紛掌舵。可是他們在手法上還是老一套啊！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原理已經深深地植入他們的腦海之中……”
然而事實情況根本不是這樣。很明顯，那些在1988-1989年期間成為蘇共的絕大部分的組織的領導者不是被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毒害”，而是被背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所“毒害”了。結果，改革也就變成了背叛。也正是這個原因，蘇聯在1991年9月（實質上）悄然解體。
人事關係—1。改革設計者
戈爾巴喬夫的幹部政策的主要信條是把自己信任和好管理的支持者安置在關鍵崗位上，從而形成了人員的聯繫。通過讓這些人走馬上任，米哈伊爾· 謝爾蓋耶維奇露出了真正的“鋼牙”（政治局元老安德烈·葛羅米柯語）。
對此有一個生動的例子：1985年7月1日，戈爾巴喬夫任命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一個舌頭打結、連俄語都說不利索的格魯吉亞人——擔任蘇聯外交部長。然而，在回憶錄《改革與生活》中，戈爾巴喬夫毫不猶豫地說：“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是一個人，無疑是一位傑出的、有道德的政治家，受過教育，博學多才。”
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的回憶錄能夠讓我們更加清楚地瞭解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對蘇聯及其俄羅斯所造成的破壞作用：
“我們自己並不理解蘇聯領導層的這種政策。我們本來準備保證東歐國家永遠不會加入北約，並且可以免除數十億美元的債務，但謝瓦爾德納澤根本沒有討價還價，並且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同意所有想法。同樣是在阿拉斯加邊境（我們正在討論白令海和楚科奇海的海域劃界），我們本來沒有指望任何東西。（而他們卻絲毫沒有討價還價就同意了，）這可真是上帝賜之。”
同樣令人震驚的還有根納季·亞納耶夫被任命為副總統這件事。戈爾巴喬夫和盧基揚諾夫兩個人實際上是壓制了1990年12月蘇聯第四次人民代表大會的集體意志才實現了自己的意志的，因為亞納耶夫遭到了大會的排擠。但是最終，自第二輪投票以後，代表們也投票選出了這個“一個成熟的、能夠參與討論和做出重大決策的政治家”（戈爾巴喬夫語）。
我對亞納耶夫比較瞭解，也不止一次到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建過他。他是一個體面和善良的人，完全沒有傳統的克林姆林宮官僚的那種傲慢，但顯然無力擔任副總統，正如八·一九事件中所實際證實的那樣。這就是為什麼在亞納耶夫成為副總統的道路上，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作用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戈爾巴喬夫還知道亞納耶夫一個微妙的細節：他的手總是抖著。我第一次見到根納季·伊萬諾維奇時，也注意到他用顫抖的手拿著香菸和抽菸的方式。當時在書房裡只有我們兩個，所以亞納耶夫當時完全沒有理由焦躁不安，（這應該是他的個人習慣）。
這也就是說，在1991年8月1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那些說亞納耶夫因為害怕而手抖的報道完全是無稽之談。但是顯然，這種個人習慣也促使戈爾巴喬夫堅持希望看到亞納耶夫擔任副總統。最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成功地創造了“戈爾巴喬夫—亞納耶夫”互相需求的人事關係。
除了以上所述，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還與雅科夫列夫（中央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長——譯者注，下同）、雷日科夫（部長會議主席）、盧基揚諾夫（最高蘇維埃主席）、亞佐夫（國防部長）、克留奇科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拉祖莫夫斯基（蘇共中央黨建與幹部委員會主席）、巴卡京（內務部長）等人建立了這樣的人事關係。
（說到這裡，）黨中央是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間的互相需求的關係的真正形成的地方。而且，這層關係是雅科夫列夫在後來回到莫斯科工作時建起來的，而不是戈爾巴喬夫在1983年對加拿大進行正式訪問時的事。現在讓我們談談這層關係。
眾所周知，雅科夫列夫向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提出了災難性的改革思路，所以他被稱為“改革設計者”並非偶然。
雅科夫列夫設法說服了戈爾巴喬夫相信社會主義已經無望。他還提出了關於全人類價值高於一切的想法。與此同時，他還給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提供了“合適的人”。
大家都知道，是雅科夫列夫堅持任命德米特里·亞佐夫為蘇聯國防部長，並也是他要求讓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擔任克格勃主席一職的。
作為一位優秀的心理學家，雅科夫列夫覺得，在他們兩人的所有的優點中，最突出的是這兩個人的執行能力是始終高於其主動性和自主性的。這個“優點”在後來在蘇聯的命運中起了災難性的作用。
1998年10月10日裡根總統的外交顧問珍妮·柯克裡帕特里克在接受《獨立報》採訪時透露了雅科夫列夫對蘇聯崩潰的實際“貢獻”。當談到個人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和政治中的作用問題時，她把雅科夫列夫和丘吉爾、墨索里尼、希特勒、毛澤東、杜魯門、斯大林等人相提並論。
記者驚訝地問道：“為什麼還有雅科夫列夫？你見過他嗎？”“有幾次。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發揮了巨大的重要作用。我希望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對此的過多評論是無關緊要的，原蘇聯克格勃第一總局S局(非法途徑派遣局)的傳奇局長、退役少將尤里·德羅茲多夫接受《俄羅斯報》記者採訪時這樣說：“幾年前，我認識的前美國情報官員來到莫斯科。在一家餐館吃飯時，他拋出了以下一句話：“你們是好人。我們知道你們取得了一些值得驕傲的成就，您可以為此感到自豪。但過了一段時間，如果檔案被解密，你就會氣死的，那時你就會知道在你們的高層裡有多少美國中情局和美國國務院的特工。”
戈爾巴喬夫的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
人事關係—2
還應該講講戈爾巴喬夫和雷日科夫的關係。應該這樣說，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是一位出色的專家和一位具有高度自尊和責任感的人，但是這也使他無法正確對付戈爾巴喬夫耍的花招。
1989年7月，當雷日科夫在克里姆林宮的黨務工作會議上說：“黨是危險的！”後，（人人都對此印象深刻），後來當1990年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特別會議上出現總統選舉問題時，一些代表就要求把他列為候選人。
以下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維塔利· 沃羅特尼科夫對當時的情況的描述：“情況是這樣的，如果不取消總理的候選人資格[1]，那麼戈爾巴喬夫在正常的投票程序中無疑會失敗。然而，正如大家所知，尼古拉·伊萬諾維奇仍然沒有勇氣去實現將黨的高級領導人和黨的最高領袖這兩個概念在政治上區別隔開的行為，於是就把蘇聯總統一職拱手相讓了。”
但是，我想澄清一個事實。我和尼古拉·伊萬諾維奇交往不淺。在我看來，在雷日科夫拒絕競選總統職務中起了主要作用的不是缺乏勇氣，而是正派。我剛才提到過，因為雷日科夫認為不能在黨的同志們面前偷奸耍滑，可戈爾巴切夫卻相反。
但也不是雷日科夫的立場就決定了戈爾巴喬夫能順利擔任總統一職，而是戈爾巴喬夫和盧基揚諾夫的關係。阿納託利·伊萬諾維奇主持了第三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憲法》關於設立蘇聯總統職位的補充規定。國家元首應由公民通過直接和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但是當時已經很清楚，戈爾巴喬夫沒有機會成為“民選”總統。
但是，盧基揚諾夫最終以46票的極少多數票確定了第一次總統選舉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例外決定，並同時提選了候選人——戈爾巴喬夫、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但是由於後兩位競選者先後退避，因此戈爾巴喬夫才最終當選為蘇聯總統。這就體現出了（戈爾巴喬夫的）“把合適的人放在正確的位置”的理論的“成就”。戈爾巴喬夫的這項技巧十分熟練。
另外，關於戈爾巴喬夫和拉祖莫夫斯基的關係也要闡述一下。1985年5月，格奧爾吉·拉祖莫夫斯基接替利加喬夫的職務領導了中央黨務和組織部，一年後，他當選為了中央書記。
拉祖莫夫斯基領導下的國家和黨組織工作是較有成績的。但他也必須對1988年立陶宛共產黨出現的分裂主義情緒和行為負有責任。
當時的事實是在第十九屆黨的代表會議前夕，戈爾巴喬夫正在大力呼籲發展黨內“民主化”“公開性”，但與此同時，由拉祖莫夫斯基領導的中央組織部門卻對此保持抵制，他當時直接向各級黨組織和國家機關下達了一份列出了包括立陶宛共產黨在內的組織的應該當選的代表名單的文件。這不僅引起了立陶宛共產黨的憤慨，也引起了整個國家的憤慨。
因此，立陶宛共產黨人在許多方面的抗議情緒最後促成了立陶宛的“薩尤季斯”運動的創立和最終形成了氣候的局面。而且在黨的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後，蘇共中央組織部門也完全無視立陶宛共產黨人在1988年競選期間所表達的批評，這使當時的局勢更加惡化。
而1月19日維爾紐斯市黨委全體會議再次對拉祖莫夫斯基關於共和國競選發出的批評直到今天也依舊沒有得到答覆。
在那以後不久，在立陶宛黨的代表大會的議程上就提出了立陶宛共產黨獨立的議題。而對於這項議題，蘇共中央也未作出回應。因此，立陶宛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宣佈該黨退出蘇共，緊接著，1989年3月，立陶宛宣佈退出蘇聯。
（戈爾巴喬夫認為這是黨內的保守力量所導致的），戈爾巴喬夫直到今天都在在喋喋不休地談論改革前的黨內是如何充斥著官僚主義的言論，並且因此宣佈這座“大壩”[2]正處於重建的道路上。很明顯，這是一個託詞，因為真正的導致這座“大壩”崩潰的人（不是黨內的保守力量而）正是戈爾巴喬夫和拉斯莫夫斯基以及他們的追隨者。
另外，有個對拉祖莫夫斯基的趣聞，記者葉夫根尼·阿爾巴茨在媒體上說，前政治局候補委員拉祖莫夫斯基至少在2001年都仍從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的總公司每月領取工資。我想這是有原因的吧。
另外，戈爾巴喬夫和巴卡京的關係對蘇聯也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害。
1988年10月，克麥羅沃州黨委第一書記瓦季姆·巴卡京被任命為蘇聯內務部部長，這在當時是看似很正常的調動，當時是羅斯托夫州黨委第一書記弗拉索夫接替了巴卡京的克麥羅沃州的第一書記的職務。
現在通常認為巴卡京和克格勃的解散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但他（在這件事中）只是個小角色，而且克格勃早在1991年8月（的八·一九事變以後）就已經註定失敗了，而巴卡京在那件事中只是一個被操縱的木偶。而相比這個更重要的是需要講述清楚瓦季姆·維克托洛維奇是怎麼讓蘇聯內務部崩潰的。
戈爾巴喬夫在巴卡京擔任內務部部長時對他強調：“我不需要專業的民警部長。我需要政治家。”巴卡京“出色地”展現了戈爾巴喬夫口中的一個民警中的政治家的素養。在他擔任部長的兩年的工作中，他對蘇聯民警系統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巴卡京擔任內務部長後發佈了一項導致蘇聯民警隊伍崩潰的關鍵性命令。他決定賦予了民警在其他組織中獲得兼職工作的權利，結果這不僅導致了腐敗和執法機構與犯罪分子的實質性合併，而且導致內部無的主要專業部門被商業氣息侵蝕，這是蘇聯執法系統崩潰的開始。
對該系統的另一個痛苦的打擊是巴卡京的另一個命令，他決定取消蘇聯內務部的特別偵查部門[3]。全世界的警察機關都知道這種機構是警察機關在犯罪世界中的眼睛和耳朵。即使是警務活動的業餘愛好者都知道這個公理。
這些命令的後果至今都仍在困擾著俄羅斯聯邦。而瓦季姆·維克托諾維奇對蘇聯執法機構的最致命的打擊是他促成了15個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的土崩瓦解。
舉個例子，1990年立陶宛宣佈獨立之後，共和國內務部宣佈不再服從蘇聯內務部的領導，而且還對蘇聯內務部採取了敵對的立場[4]。而巴卡京竟親自指示蘇聯內務部對實質獨立的共和國內務部進行撥款，還向共和國內務部提供了現代化的技術支持，並幫助共和國內務部在維爾紐斯建立了自己的民警學院。巴卡京認為，這是蘇聯和獨立的立陶宛關係中的“建設性一步”。
政治局.蘇聯的總毀滅
另外，還應該明確中央政治局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的作用。這個機構的本來的目的是確保和貫徹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然而，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它已經成為了一種工具，用來支持新任總書記通過破壞性決議的工具。
當時為了“馴服”政治局，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早在1985年4月就開始了打破中央政治局的權力平衡的嘗試。“馴服”的第一步——戈爾巴喬夫的所有反對者都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職務，他們包括羅曼諾夫[5]、吉洪諾夫[6]、謝爾比茨基[7]、格里申[8]、庫納耶夫[9]、阿利耶夫[10]。第一批支持他的人同時也進了來：利加喬夫[11]、雷日科夫[12]和切布里科夫[13]。
總的來說，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中央政治局總共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更換，而每一屆委員都比前一屆弱得多，因此當每次更換完成後，戈爾巴喬夫立刻就覺得自己成為了新的主宰者。根據他的前助理、他的的“左右手”瓦列裡·博爾金[14]的說法，（戈爾巴喬夫）他“……完全不能容忍任何批評他的意見。我記得他在會議上對政治局委員說：‘如果你繼續說話（反對我），我就把你踢出政治局’。”
就是這樣的！然而政治局委員們卻認為新的總書記的這種行為是理所當然的，改革前的那批幹部是在非常嚴格的政治傳統中成長起來的。
在這個問題上，特別需要注意到戈爾巴喬夫與將軍們的關係。當戈爾巴喬夫意識到以不屈不撓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國防部長蘇聯元帥謝爾蓋·索科洛夫為首的軍隊正在阻礙他的單邊性“維持和平政策”時，踢開索科洛夫元帥的時候就到了。眾所周知，當時索科洛夫及其屬員是反對簽署《消除中短程導彈條約》的。
因此，（戈爾巴喬夫）計劃蘇聯的將軍們進行大清洗。就像在1941年5月發生的那樣。當時，有一架德國容克-51軍用運輸機繞過了蘇聯的防空系統，毫無障礙地飛行了1200多公里，降落在莫斯科的圖西諾機場。這件事導致的結果就是蘇聯的軍事指揮系統成員遭到了大規模更換，尤其是空軍系統，幾乎所有的人都被更換了。
1987年5月28日，在邊防節那天，有一架塞斯納172天鷹級運動飛機降落在了紅場附近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大教堂周圍，是德國的業餘飛行員馬蒂亞斯·魯斯特開過來的。戈爾巴喬夫從羅馬尼亞抵達莫斯科的當天晚上就在伏努科沃2號政府機場的大廳裡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瞭解除索科洛夫元帥的職務並任命亞佐夫為部長的決議，因為在機場，所以一切很方面。
5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宮又舉行了一次關於魯斯特的政治局會議。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定下了會議基調，要求立即撤消空軍總司令和國防部長的職務。因此，一切都變了。雅科夫列夫、利加切夫和戈爾巴喬夫宣佈：辭職，罷免，懲罰。
最令人驚訝的是，（在處理這場事件的時候，）沒有人“記得”在1983年9月擊落韓國波音飛機後，蘇聯簽署了《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的附加條款，該公約的附加條款明確規定禁止擊落民用飛機。
也沒有人提到為什麼飛機在越過邊界3小時20分鐘後就從雷達屏上消失了並以相當於坦克一般的重量成功降落的問題。克格勃主席В.М.切布里科夫沒有對為什麼有人在莫斯科河上的橋上等著魯斯特做任何解釋，據說當時還暫停了莫斯科橋的有軌電車運行並在紅場上安裝了專業電視攝像機。
同時，當時國土防空軍莫斯科防空區還做出了聲明。弗拉基米爾·雷茲尼琴科少將宣佈在魯斯特的飛機飛抵莫斯科的那段時間，防空軍總司令部意外地接到了關閉莫斯科防空區的自動防空控制系統以進行系統性維護的命令。
防空區最脆弱的地方之一是兩個防空區之間的邊界。馬雷採夫將軍的證詞：“目標丟失的原因是因為兩個連接的雷達場的邊界存在一條狹窄的條帶形盲區，並且這個盲區很長，不知道為什麼，魯斯特選擇了這條路線進行飛行。”
問題是，德國的業餘飛行員如何知道這種“盲區”的邊界？ 塔林防空區參謀長傑什夫斯基上校認為，當時的防空系統存在以下規則：此類盲區的邊界每24小時就更改一次。但是，5月27日沒有收到這樣的命令，因此5月28日，盲區的邊界和前一天一樣。
事實證明，魯斯特是知道盲區的邊界的。而這類信息只能從蘇聯獲得。問題來了，他是通過誰知道的？我記得，當時魯斯特是降落在老羅斯區的。
作家安德烈·卡拉烏洛夫曾經在報紙上說過，“我問魯斯特：‘如果您願意，我給您看一張有關您的飛機如何加油的照片，如何？’ 魯斯特沒有回答，什麼也沒說，他對看照片不感興趣，只是他的眼睛在打轉……”
順便說一句，魯斯特被拘留後，照片可以說是立即就傳遍了世界。德國雜誌《邦德》的記者蒂姆後來在報紙上撰文闡述了他的觀點，他注意到了兩個事實——首先，魯斯特是穿著綠色襯衫和牛仔褲飛離德國的，而在莫斯科下飛機時他卻穿的紅色工作服。其次，在赫爾辛基加油時，只有漢堡飛行俱樂部的標誌出現在了他的飛機上，而在莫斯科，人們可以看到粘貼在飛機的尾翼穩定器上的劃線原子彈的圖案。
同時他從雷達屏幕上消失的原因是因為需要進行一次中途著陸以誤導防空部隊的雷達部門，即從雷達屏上消失，然後再次起飛，這意味著它從“擅闖邊境”變成了“未經批准的國內飛行”。
中央政治局的任何人都沒有提出一個像這樣的問題，即為什麼魯斯特的飛行路線如此清楚的繞過了蘇聯防空系統，就好像他是知道蘇聯西北方向的防空系統是如何建立的一樣。對此有一個可靠消息，1987年3月，索科洛夫元帥應總書記的要求給了他一份這個方向的防空軍事地圖。
正如前空軍總司令彼得·傑涅金大將後來聲稱的那樣：“毫無疑問，魯斯特的飛行是西方情報部門精心策劃的挑釁。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在當時的蘇聯領導層的領導人個人同意和支持下進行的。”
而且，調查員奧列格·多布洛沃爾斯基檢查事件現場的照片時，他驚訝地問魯斯特：“告訴我，馬蒂亞斯，你怎麼還可以把飛機降落在橋上？”他回答說，有三堆電線作為指示物：開始，中端、末尾。然後經過調查後，他們結果發現，在一兩天前，在莫斯科市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下，維修有軌電車的在現場堆積的電線每20米堆積一堆的事實。
另一件事是魯斯特如何克服降落距離過短的問題。在蘇聯克格勃調查部的第136號刑事案件中，記錄了一名證人的證詞，交警С.А.切尼赫認為：“如果不知道橋的延伸部分，那就有很大可能會發生（墜機）災難”。
因此，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要麼我們當時遇到的這場事件是一個“秘密行動”，一個對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有利的事故，要麼發生的一切實際上就證明了魯斯特是個天才。
中央政治局對魯斯特事件的處理以蘇聯武裝力量的幾乎整個指揮層的被撤換而告終。利加切夫的助手利戈斯塔耶夫回憶說：“六月初的一個下午，在我的辦公室裡，像往常一樣，雅科夫列夫突然出現了。那時，他已經成為了極其靠近總書記的政治局委員。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寬闊而粗獷的臉龐上洋溢著燦爛的微笑。他情緒高漲，幾乎充滿節日氣氛。在門口就勝利地舉起雙手在他面前揮舞，然後脫口而出：‘瞧瞧！這雙手都沾滿了鮮血！還有肘部也有！’”從隨後的他的解釋中，我知道了，我的這位客人是從上一次的政治局會議中回來的，當時在會議上與魯斯特事件有關的所有幹部被撤職，同時還決定撤銷了一些高級軍事指揮官的職務。是會議的結果使雅科夫列夫進入了這個如此熱情的勝利狀態，他的雙手是沾滿了被打敗的對手的“鮮血”。
1987年12月8日，戈爾巴喬夫和里根簽署了《中導條約》，在今天，該條約被視為蘇聯對美國的實際投降。
還有一個典型例子可以證明其他政治局對總書記的無條件服從。即中央政治局對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5月發起的眾所周知的反酗酒運動的結果的討論。對這些結果的討論的會議是在1987年的12月舉行的，當時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們討論了部長會議主席的“關於反酗酒運動的後果”的報告，報告中承認反酗酒運動的實質性失敗和對經濟帶來的影響是致命的事實，但戈爾巴喬夫仍然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即認為“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我們不會改變我們的原則立場。”，因此所有人也再次同意了總書記的意見和立場。
但戈爾巴喬夫很狡猾。在1995年，他出版了《改革與生活》一書，其中一章的標題是“反酗酒運動：虎頭蛇尾”。其中，他將運動失敗導致的嚴重後果的責任的推給了葉戈爾·利加喬夫和米哈伊爾·索洛緬採夫[15]，戈爾巴喬夫稱他們“把一切都帶到了荒謬的地步。他們要求各地的黨和執委會[16]的領導人、部長和國營企業領導人‘必須過度’減少酒精飲料的生產，並用檸檬水的生產來代替。”
然而，原蘇聯財政部長，也就是後來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瓦連京·帕夫洛夫後來向我透露了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為反酗酒運動制定的具體計劃和政治意圖——即，創造並豐富（蘇聯的）黑手黨現象。根據國際上的改革經驗，蘇聯的自由競選活動不久就勢必會展開，但是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不可能知道對這種（新的選舉條件下的政治）情況的處理辦法，但他們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擾亂社會的正常政治氣氛）並準備為這個方案的成功付出任何代價。這就是反酗酒運動開展的根本原因。
毫無疑問，“改革之父”急於在蘇聯建立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 他們面對黑手黨的犯罪活動時不做任何實質性的處理。 根據各種估計，我國在反酗酒運動中損失了多達2000億盧布。“黑市地下商”把這筆錢的絕大部分放進了自己的口袋裡。自戈爾巴喬夫的斯塔夫羅波爾時代以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就是“黑市地下商”的朋友。
以“鮑里斯，你錯了”聞名的И.К.利加喬夫
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的第二部分是黨和蘇維埃的逐漸變質和投降，特別是《國營經濟法》的通過這件事，它為成功復辟資本主義創造了條件，也創造了復辟私有制的條件。當時通過的其他一些關於國營企業以及其他國內經濟活動和對外經濟活動的法律也促進了這一過程的加速。
在這種條件下，大多數蘇聯的經理們有了在“合作社”的形式下，通過對黨和蘇維埃委託自己管理的企業的沉浮的操縱而為自己的個人幸福打下堅實基礎，當時他們打著黨和蘇維埃的旗號的行為肆無忌憚，十分猖狂，這是今天的“民族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形成的開端和根本起源。今天的俄羅斯的資產階級不僅應將蓋達爾和丘拜斯視為父親，還應當將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視為父親。
我不想過多講述八月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事。因為在今天，當每個人目睹在基輔發生的政變後，即將政權移交給了獨立廣場上的武裝分子時，明顯證明了這個事實的發生不僅是因為烏克蘭官員的公然腐敗，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軟弱使武裝分子陷入了無法無天的態勢。
基輔發生的事件類似於1991年8月的莫斯科事件。當時由蘇聯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領導的“舞劇團”的優柔寡斷和無計劃性是導致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失敗的根本原因。
順便說一句，當時這個“舞劇團”是可以指望得到蘇聯的大部分人的支持的。1991年3月，“牢不可破的聯盟”的公民中有70％支持維護聯盟的統一。
而且，1991年8月18日至19日，以蘇聯英雄В.Ф.卡爾普欣為首的蘇聯克格勃特別小組“ 阿爾法”是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區緊密監視葉利欽的。但是，儘管“阿爾法小組”指揮部一再詢問，逮捕葉利欽的命令也一直沒有下達。
國際反恐怖退伍軍人協會主席、“阿爾法”小組退役軍官、莫斯科市杜馬代表謝爾蓋·貢恰洛夫認為，“（當時）卡爾普欣通知我們，總部已經準備就緒，可以執行命令。但是執行的時候突然又來了一個命令，我清楚地聽到了它：‘等待指示！’，當時馬上就是黎明瞭，我告訴卡爾普欣：‘費多里奇！ 您應該向總部報告——黎明即將來臨。’ 但是總部再次回覆：“等等！ 稍後聯繫。” 我們的指揮官承擔了責任，他說‘還等什麼！’ 然後我們轉移到了阿爾漢格爾斯克旁邊的村莊（準備執行命令）……
（當我們出現在那裡時，）採蘑菇的人跑走了……人們看到戰士以一種手中拿著武器的不尋常的形式出現在這片領域中，（他們）被嚇到並開始迴避我們，逃回到了家中……
後來據我瞭解，信息當時已到達科爾扎科夫[17]手中了。當時我說：‘費多里奇，再（給總部）打一次電話！現在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已經被發現了！’然後，卡爾普欣去打了電話。（總部）向他下達了一個新命令：‘採用方案2”，這就是說在路途中採取行動，意味著我們會在路途中開槍擊斃這些傢伙，（於是）我們回到車裡，向前行駛了兩公里，我們也開始（向群眾）掩飾我們（的目的）。但是，怎麼解釋有這麼多的武裝人員呢？（當時，）村民們看著我們時都表現出了明顯的恐懼，甚至都沒敢沒有出去打水...
但是最終逮捕葉利欽的命令並沒有下達。
當時我們進行了安排和設伏，以及準備了預案，卡爾普欣也報告了他的部隊的準備情況。但是直到六點鐘天亮的時候，（命令也沒有被下達），一切都清楚了，（葉利欽的）車隊將直達莫斯科。而總部也再次說：‘等待指示，將下達命令！’
到了7點鐘，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葉利欽）的帶有保衛的車隊開始聚集。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大人物。我們也（向總部）發送了我們的情報。當時，在我們報告的時候，哈斯布拉托夫，波爾托拉寧和其他人到出現了。但是仍然是‘等待指示！’ 僅此而已！ 我們不瞭解（總部）他們想要我們做什麼以及如何進行行動！
偵察員在凌晨8點左右報告：‘車隊——兩輛防彈吉爾汽車，兩名乘有警衛以及其他人的伏爾加車正在高速公路上前進。行動準備！’卡爾普欣因此再次致電總部，並聽到：‘等待命令！’ （這邊偵查員彙報）‘可以認為，車隊將在五分鐘內到達(我們的設伏區)！’ ‘等待命令！’當我們已經看到它們時，費多里奇再次拿起電話。總部再次說道：‘等待命令！’
命令始終沒有下達。怎麼了？包括克留奇科夫在內的國家緊急委員會的成員事後都沒有對這個問題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顯然，這是因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組織者都沒有冒險並承擔責任的勇氣。瓦連京·伊萬諾維奇·瓦連尼科夫[18]有這個能力，敢於下達這個命令，但他在基輔，無法影響事態的發展。
也許當時是有一些困難或其他考慮的。但是對此我不知道，我也很難判斷真相……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最後一位領導人阿納託利·盧基揚諾夫生前在接受俄羅斯媒體採訪時說過，國家緊急委員會是在1991年3月28日有戈爾巴喬夫參加的一次會議上成立的。 根納季·亞納耶夫也說過，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文件是同戈爾巴喬夫一起確定的。
葉利欽的車隊高速駛過我們後，卡爾普欣接到了電話：‘我們現在該怎麼辦？’‘等等，我們會給您回電！’僅在五分鐘後，就有了回電——‘帶你一部分人去阿爾漢格爾斯克保護區。 ’‘為什麼？！’‘-按照要求執行，其與的原地待命’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毫無疑問錯過了獲勝的集會。葉利欽被給予了寶貴的時間以動員他的支持者並採取行動。大約10或11個小時，我們回到了環城路，回到了之前部署的地方。在中央電視臺的報道，他們（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並沒有播放廣播網絡中既定的節目，而是播放了‘天鵝湖’。 國家的悲劇於是變成了一場鬧劇。
此外，當時整個局勢像紙牌屋一樣迅速坍塌。 葉利欽爬上了在白宮附近的一個坦克上，宣佈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違憲。 傍晚，電視上播放了一條新聞廣播，其中宣佈了一條重要消息，即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終止了它的活動。當然“歌舞表演者”舉行的失敗的新聞發佈會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總之，結果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接近勝利的情況下一敗塗地。實際上，這是1991年維爾紐斯一月事件的再次發生。但是，（這個我們的工作無關，）眾所周知，克格勃總是精心準備其行動。讓我們回顧一下蘇聯軍隊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第一階段。一切都是以分鐘為計算單位。”
事實證明，兩個“不可調和的敵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實際上是捆紮在一起的，這是俄羅斯前印刷和信息部部米哈伊爾·波爾托拉寧部長的2011年8月18日接受《共青團真理報》採訪的原話。很顯然，克格勃的負責人是知道或猜到這堆東西了的，這是決定了他的行為的奇怪雙重性的根本原因。此外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在1990年6月與克格勃的第一總局負責人列奧尼德·弗拉基米諾維奇·舍巴爾申的談話中也做出了判斷，他決定押注葉利欽。
同時，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無法擺脫對戈爾巴喬夫的個人責任感。 結果，他的行為成為就成了“我們的和你的都是一樣的”[19]的原則的生動體現。 但是在政治上，這種雙重立場通常會受到懲罰。最終發生的事證明了這一點。
[1] 校對注：原文使用了總理一詞，而不是部長會議主席
[2] 校對注：指蘇共和蘇聯。
[3] 校對注：指特工。
[4] 校對注：內務部屬於聯盟——共和國部，受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和蘇聯內務部的雙重領導。
[5] 校對注：時任蘇共中央主管國防工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勃列日涅夫時期長期領導列寧格勒的黨組織。
[6] 校對注：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7] 校對注：時任蘇共烏克蘭黨委中央第一書記。
[8] 校對注：時任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
[9] 校對注：時任蘇共哈薩克黨委中央第一書記。
[10] 校對注：時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勃列日涅夫時期長期領導阿塞拜疆的黨組織。
[11] 校對注：利加喬夫成為了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實際上的“第二書記”。
[12] 校對注：雷日科夫接任吉洪諾夫成為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13] 校對注：切布里科夫接任費多爾丘克大將成為了蘇聯克格勃主席。
[14] 校對注：曾在盧基揚諾夫接替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後，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
[15] 時任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16] 蘇共在州、市、區一級的政府稱為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17] 時任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警衛局局長。
[18] 校對注：時任蘇聯陸軍總司令，蘇聯武裝力量陸軍大將。
[19] 校對注：俄羅斯諺語，指沒有自己的立場。
閱讀更多 思想火炬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