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戈尔巴乔夫及其周遭的人在准备摧毁“牢不可破的联盟”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中一部分人积极执行了总书记的那些招致灭亡的方案，另一部分人则默不作声，眼睁睁看着他们用自己的背叛行径侵蚀着这个国家的根基和统一。
没有一个所谓的战友从来不敢告诉戈尔巴乔夫他不是“一个巨人，而只是一只蟑螂”。但在后苏联时代，总书记的一些同事又很快就会发表回忆录，他们过去常常用各种方式诅咒旧主，争辩他们是如何“抵制”那些破坏性的改革进程。
在这方面，我将试图说明在那六年多来，干部队伍是如何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进行国家崩溃工作提供条件的。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夜越黑，星星越闪耀
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自恋的业余爱好者，在闯进权力中枢后只关心他们的形象。他们不许身边存在那些有个性的人，只亲近那些是自己感到舒服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让自己变成“天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这一特征被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注意到了，他曾说：“他（戈尔巴乔夫）只能在沉默且愚蠢的人的身边才会感到舒服。”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期间就简单谈过他的干部政策的本质。不知怎的，为了回应对他的干部政策的友好批评，戈尔巴乔夫说出了一句让人费解的漂亮话儿：“夜越黑，星星越亮闪耀。”毫无疑问，他把自己当成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北极星了。因此，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政治洗牌，以便从中挑出那些让他感到舒适的溜须拍马之徒。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完全是靠当时的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叶戈尔·利加乔夫。后者在他接任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后替换了70%的州委及边区党委的一把手，委派“自己审查过的”、愿意执行”党的规定”的人来接任，保证中央全会的多数席位。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走马上任，干部的更替范围扩大了。苏共中央在头三年中更新了85%的干部，大大超过了1934-1939年的数字（当时这个数字是约77%）。1988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中央机关的“年轻化”，所有关键岗位都被分配给了戈尔巴乔夫分子。
苏联部长会议也以同样的方式更新，115个部长就留下了10个。然而，尽管人员重组无休无止地进行着，戈尔巴乔夫却还是认为保守派阻碍了他的改革。
在回忆录《改革与生活》中他说：“……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1986年）召开之后，区委会和州委会进行了三次人事变动，苏联和苏共的机构几乎完全恢复了活力。1987年1月中央全会后，（共和国和州的）第一书记陆续被更换，许多“老住户”纷纷退休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个梯队纷纷掌舵。可是他们在手法上还是老一套啊！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原理已经深深地植入他们的脑海之中……”
然而事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很明显，那些在1988-1989年期间成为苏共的绝大部分的组织的领导者不是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毒害”，而是被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所“毒害”了。结果，改革也就变成了背叛。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在1991年9月（实质上）悄然解体。
人事关系—1。改革设计者
戈尔巴乔夫的干部政策的主要信条是把自己信任和好管理的支持者安置在关键岗位上，从而形成了人员的联系。通过让这些人走马上任，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露出了真正的“钢牙”（政治局元老安德烈·葛罗米柯语）。
对此有一个生动的例子：1985年7月1日，戈尔巴乔夫任命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一个舌头打结、连俄语都说不利索的格鲁吉亚人——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然而，在回忆录《改革与生活》中，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说：“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是一个人，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有道德的政治家，受过教育，博学多才。”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回忆录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对苏联及其俄罗斯所造成的破坏作用：
“我们自己并不理解苏联领导层的这种政策。我们本来准备保证东欧国家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并且可以免除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但谢瓦尔德纳泽根本没有讨价还价，并且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意所有想法。同样是在阿拉斯加边境（我们正在讨论白令海和楚科奇海的海域划界），我们本来没有指望任何东西。（而他们却丝毫没有讨价还价就同意了，）这可真是上帝赐之。”
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根纳季·亚纳耶夫被任命为副总统这件事。戈尔巴乔夫和卢基扬诺夫两个人实际上是压制了1990年12月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的集体意志才实现了自己的意志的，因为亚纳耶夫遭到了大会的排挤。但是最终，自第二轮投票以后，代表们也投票选出了这个“一个成熟的、能够参与讨论和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语）。
我对亚纳耶夫比较了解，也不止一次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建过他。他是一个体面和善良的人，完全没有传统的克林姆林宫官僚的那种傲慢，但显然无力担任副总统，正如八·一九事件中所实际证实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在亚纳耶夫成为副总统的道路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作用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还知道亚纳耶夫一个微妙的细节：他的手总是抖着。我第一次见到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时，也注意到他用颤抖的手拿着香烟和抽烟的方式。当时在书房里只有我们两个，所以亚纳耶夫当时完全没有理由焦躁不安，（这应该是他的个人习惯）。
这也就是说，在1991年8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那些说亚纳耶夫因为害怕而手抖的报道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显然，这种个人习惯也促使戈尔巴乔夫坚持希望看到亚纳耶夫担任副总统。最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成功地创造了“戈尔巴乔夫—亚纳耶夫”互相需求的人事关系。
除了以上所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还与雅科夫列夫（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译者注，下同）、雷日科夫（部长会议主席）、卢基扬诺夫（最高苏维埃主席）、亚佐夫（国防部长）、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拉祖莫夫斯基（苏共中央党建与干部委员会主席）、巴卡京（内务部长）等人建立了这样的人事关系。
（说到这里，）党中央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的互相需求的关系的真正形成的地方。而且，这层关系是雅科夫列夫在后来回到莫斯科工作时建起来的，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在1983年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时的事。现在让我们谈谈这层关系。
众所周知，雅科夫列夫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提出了灾难性的改革思路，所以他被称为“改革设计者”并非偶然。
雅科夫列夫设法说服了戈尔巴乔夫相信社会主义已经无望。他还提出了关于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想法。与此同时，他还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提供了“合适的人”。
大家都知道，是雅科夫列夫坚持任命德米特里·亚佐夫为苏联国防部长，并也是他要求让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一职的。
作为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雅科夫列夫觉得，在他们两人的所有的优点中，最突出的是这两个人的执行能力是始终高于其主动性和自主性的。这个“优点”在后来在苏联的命运中起了灾难性的作用。
1998年10月10日里根总统的外交顾问珍妮·柯克里帕特里克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透露了雅科夫列夫对苏联崩溃的实际“贡献”。当谈到个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和政治中的作用问题时，她把雅科夫列夫和丘吉尔、墨索里尼、希特勒、毛泽东、杜鲁门、斯大林等人相提并论。
记者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还有雅科夫列夫？你见过他吗？”“有几次。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发挥了巨大的重要作用。我希望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此的过多评论是无关紧要的，原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S局(非法途径派遣局)的传奇局长、退役少将尤里·德罗兹多夫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几年前，我认识的前美国情报官员来到莫斯科。在一家餐馆吃饭时，他抛出了以下一句话：“你们是好人。我们知道你们取得了一些值得骄傲的成就，您可以为此感到自豪。但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档案被解密，你就会气死的，那时你就会知道在你们的高层里有多少美国中情局和美国国务院的特工。”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
人事关系—2
还应该讲讲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关系。应该这样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是一位出色的专家和一位具有高度自尊和责任感的人，但是这也使他无法正确对付戈尔巴乔夫耍的花招。
1989年7月，当雷日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党务工作会议上说：“党是危险的！”后，（人人都对此印象深刻），后来当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特别会议上出现总统选举问题时，一些代表就要求把他列为候选人。
以下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维塔利· 沃罗特尼科夫对当时的情况的描述：“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不取消总理的候选人资格[1]，那么戈尔巴乔夫在正常的投票程序中无疑会失败。然而，正如大家所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仍然没有勇气去实现将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党的最高领袖这两个概念在政治上区别隔开的行为，于是就把苏联总统一职拱手相让了。”
但是，我想澄清一个事实。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交往不浅。在我看来，在雷日科夫拒绝竞选总统职务中起了主要作用的不是缺乏勇气，而是正派。我刚才提到过，因为雷日科夫认为不能在党的同志们面前偷奸耍滑，可戈尔巴切夫却相反。
但也不是雷日科夫的立场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能顺利担任总统一职，而是戈尔巴乔夫和卢基扬诺夫的关系。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主持了第三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宪法》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补充规定。国家元首应由公民通过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但是当时已经很清楚，戈尔巴乔夫没有机会成为“民选”总统。
但是，卢基扬诺夫最终以46票的极少多数票确定了第一次总统选举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例外决定，并同时提选了候选人——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但是由于后两位竞选者先后退避，因此戈尔巴乔夫才最终当选为苏联总统。这就体现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把合适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的理论的“成就”。戈尔巴乔夫的这项技巧十分熟练。
另外，关于戈尔巴乔夫和拉祖莫夫斯基的关系也要阐述一下。1985年5月，格奥尔吉·拉祖莫夫斯基接替利加乔夫的职务领导了中央党务和组织部，一年后，他当选为了中央书记。
拉祖莫夫斯基领导下的国家和党组织工作是较有成绩的。但他也必须对1988年立陶宛共产党出现的分裂主义情绪和行为负有责任。
当时的事实是在第十九届党的代表会议前夕，戈尔巴乔夫正在大力呼吁发展党内“民主化”“公开性”，但与此同时，由拉祖莫夫斯基领导的中央组织部门却对此保持抵制，他当时直接向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下达了一份列出了包括立陶宛共产党在内的组织的应该当选的代表名单的文件。这不仅引起了立陶宛共产党的愤慨，也引起了整个国家的愤慨。
因此，立陶宛共产党人在许多方面的抗议情绪最后促成了立陶宛的“萨尤季斯”运动的创立和最终形成了气候的局面。而且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苏共中央组织部门也完全无视立陶宛共产党人在1988年竞选期间所表达的批评，这使当时的局势更加恶化。
而1月19日维尔纽斯市党委全体会议再次对拉祖莫夫斯基关于共和国竞选发出的批评直到今天也依旧没有得到答复。
在那以后不久，在立陶宛党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上就提出了立陶宛共产党独立的议题。而对于这项议题，苏共中央也未作出回应。因此，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宣布该党退出苏共，紧接着，1989年3月，立陶宛宣布退出苏联。
（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党内的保守力量所导致的），戈尔巴乔夫直到今天都在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改革前的党内是如何充斥着官僚主义的言论，并且因此宣布这座“大坝”[2]正处于重建的道路上。很明显，这是一个托词，因为真正的导致这座“大坝”崩溃的人（不是党内的保守力量而）正是戈尔巴乔夫和拉斯莫夫斯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另外，有个对拉祖莫夫斯基的趣闻，记者叶夫根尼·阿尔巴茨在媒体上说，前政治局候补委员拉祖莫夫斯基至少在2001年都仍从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总公司每月领取工资。我想这是有原因的吧。
另外，戈尔巴乔夫和巴卡京的关系对苏联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
1988年10月，克麦罗沃州党委第一书记瓦季姆·巴卡京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部长，这在当时是看似很正常的调动，当时是罗斯托夫州党委第一书记弗拉索夫接替了巴卡京的克麦罗沃州的第一书记的职务。
现在通常认为巴卡京和克格勃的解散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但他（在这件事中）只是个小角色，而且克格勃早在1991年8月（的八·一九事变以后）就已经注定失败了，而巴卡京在那件事中只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而相比这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讲述清楚瓦季姆·维克托洛维奇是怎么让苏联内务部崩溃的。
戈尔巴乔夫在巴卡京担任内务部部长时对他强调：“我不需要专业的民警部长。我需要政治家。”巴卡京“出色地”展现了戈尔巴乔夫口中的一个民警中的政治家的素养。在他担任部长的两年的工作中，他对苏联民警系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巴卡京担任内务部长后发布了一项导致苏联民警队伍崩溃的关键性命令。他决定赋予了民警在其他组织中获得兼职工作的权利，结果这不仅导致了腐败和执法机构与犯罪分子的实质性合并，而且导致内部无的主要专业部门被商业气息侵蚀，这是苏联执法系统崩溃的开始。
对该系统的另一个痛苦的打击是巴卡京的另一个命令，他决定取消苏联内务部的特别侦查部门[3]。全世界的警察机关都知道这种机构是警察机关在犯罪世界中的眼睛和耳朵。即使是警务活动的业余爱好者都知道这个公理。
这些命令的后果至今都仍在困扰着俄罗斯联邦。而瓦季姆·维克托诺维奇对苏联执法机构的最致命的打击是他促成了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的土崩瓦解。
举个例子，1990年立陶宛宣布独立之后，共和国内务部宣布不再服从苏联内务部的领导，而且还对苏联内务部采取了敌对的立场[4]。而巴卡京竟亲自指示苏联内务部对实质独立的共和国内务部进行拨款，还向共和国内务部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支持，并帮助共和国内务部在维尔纽斯建立了自己的民警学院。巴卡京认为，这是苏联和独立的立陶宛关系中的“建设性一步”。
政治局.苏联的总毁灭
另外，还应该明确中央政治局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作用。这个机构的本来的目的是确保和贯彻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用来支持新任总书记通过破坏性决议的工具。
当时为了“驯服”政治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早在1985年4月就开始了打破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平衡的尝试。“驯服”的第一步——戈尔巴乔夫的所有反对者都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职务，他们包括罗曼诺夫[5]、吉洪诺夫[6]、谢尔比茨基[7]、格里申[8]、库纳耶夫[9]、阿利耶夫[10]。第一批支持他的人同时也进了来：利加乔夫[11]、雷日科夫[12]和切布里科夫[13]。
总的来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中央政治局总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更换，而每一届委员都比前一届弱得多，因此当每次更换完成后，戈尔巴乔夫立刻就觉得自己成为了新的主宰者。根据他的前助理、他的的“左右手”瓦列里·博尔金[14]的说法，（戈尔巴乔夫）他“……完全不能容忍任何批评他的意见。我记得他在会议上对政治局委员说：‘如果你继续说话（反对我），我就把你踢出政治局’。”
就是这样的！然而政治局委员们却认为新的总书记的这种行为是理所当然的，改革前的那批干部是在非常严格的政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需要注意到戈尔巴乔夫与将军们的关系。当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以不屈不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长苏联元帅谢尔盖·索科洛夫为首的军队正在阻碍他的单边性“维持和平政策”时，踢开索科洛夫元帅的时候就到了。众所周知，当时索科洛夫及其属员是反对签署《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的。
因此，（戈尔巴乔夫）计划苏联的将军们进行大清洗。就像在1941年5月发生的那样。当时，有一架德国容克-51军用运输机绕过了苏联的防空系统，毫无障碍地飞行了1200多公里，降落在莫斯科的图西诺机场。这件事导致的结果就是苏联的军事指挥系统成员遭到了大规模更换，尤其是空军系统，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更换了。
1987年5月28日，在边防节那天，有一架塞斯纳172天鹰级运动飞机降落在了红场附近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大教堂周围，是德国的业余飞行员马蒂亚斯·鲁斯特开过来的。戈尔巴乔夫从罗马尼亚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就在伏努科沃2号政府机场的大厅里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解除索科洛夫元帅的职务并任命亚佐夫为部长的决议，因为在机场，所以一切很方面。
5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宫又举行了一次关于鲁斯特的政治局会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定下了会议基调，要求立即撤消空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的职务。因此，一切都变了。雅科夫列夫、利加切夫和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罢免，惩罚。
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处理这场事件的时候，）没有人“记得”在1983年9月击落韩国波音飞机后，苏联签署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附加条款，该公约的附加条款明确规定禁止击落民用飞机。
也没有人提到为什么飞机在越过边界3小时20分钟后就从雷达屏上消失了并以相当于坦克一般的重量成功降落的问题。克格勃主席В.М.切布里科夫没有对为什么有人在莫斯科河上的桥上等着鲁斯特做任何解释，据说当时还暂停了莫斯科桥的有轨电车运行并在红场上安装了专业电视摄像机。
同时，当时国土防空军莫斯科防空区还做出了声明。弗拉基米尔·雷兹尼琴科少将宣布在鲁斯特的飞机飞抵莫斯科的那段时间，防空军总司令部意外地接到了关闭莫斯科防空区的自动防空控制系统以进行系统性维护的命令。
防空区最脆弱的地方之一是两个防空区之间的边界。马雷采夫将军的证词：“目标丢失的原因是因为两个连接的雷达场的边界存在一条狭窄的条带形盲区，并且这个盲区很长，不知道为什么，鲁斯特选择了这条路线进行飞行。”
问题是，德国的业余飞行员如何知道这种“盲区”的边界？ 塔林防空区参谋长杰什夫斯基上校认为，当时的防空系统存在以下规则：此类盲区的边界每24小时就更改一次。但是，5月27日没有收到这样的命令，因此5月28日，盲区的边界和前一天一样。
事实证明，鲁斯特是知道盲区的边界的。而这类信息只能从苏联获得。问题来了，他是通过谁知道的？我记得，当时鲁斯特是降落在老罗斯区的。
作家安德烈·卡拉乌洛夫曾经在报纸上说过，“我问鲁斯特：‘如果您愿意，我给您看一张有关您的飞机如何加油的照片，如何？’ 鲁斯特没有回答，什么也没说，他对看照片不感兴趣，只是他的眼睛在打转……”
顺便说一句，鲁斯特被拘留后，照片可以说是立即就传遍了世界。德国杂志《邦德》的记者蒂姆后来在报纸上撰文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注意到了两个事实——首先，鲁斯特是穿着绿色衬衫和牛仔裤飞离德国的，而在莫斯科下飞机时他却穿的红色工作服。其次，在赫尔辛基加油时，只有汉堡飞行俱乐部的标志出现在了他的飞机上，而在莫斯科，人们可以看到粘贴在飞机的尾翼稳定器上的划线原子弹的图案。
同时他从雷达屏幕上消失的原因是因为需要进行一次中途着陆以误导防空部队的雷达部门，即从雷达屏上消失，然后再次起飞，这意味着它从“擅闯边境”变成了“未经批准的国内飞行”。
中央政治局的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像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鲁斯特的飞行路线如此清楚的绕过了苏联防空系统，就好像他是知道苏联西北方向的防空系统是如何建立的一样。对此有一个可靠消息，1987年3月，索科洛夫元帅应总书记的要求给了他一份这个方向的防空军事地图。
正如前空军总司令彼得·杰涅金大将后来声称的那样：“毫无疑问，鲁斯特的飞行是西方情报部门精心策划的挑衅。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层的领导人个人同意和支持下进行的。”
而且，调查员奥列格·多布洛沃尔斯基检查事件现场的照片时，他惊讶地问鲁斯特：“告诉我，马蒂亚斯，你怎么还可以把飞机降落在桥上？”他回答说，有三堆电线作为指示物：开始，中端、末尾。然后经过调查后，他们结果发现，在一两天前，在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下，维修有轨电车的在现场堆积的电线每20米堆积一堆的事实。
另一件事是鲁斯特如何克服降落距离过短的问题。在苏联克格勃调查部的第136号刑事案件中，记录了一名证人的证词，交警С.А.切尼赫认为：“如果不知道桥的延伸部分，那就有很大可能会发生（坠机）灾难”。
因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要么我们当时遇到的这场事件是一个“秘密行动”，一个对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有利的事故，要么发生的一切实际上就证明了鲁斯特是个天才。
中央政治局对鲁斯特事件的处理以苏联武装力量的几乎整个指挥层的被撤换而告终。利加切夫的助手利戈斯塔耶夫回忆说：“六月初的一个下午，在我的办公室里，像往常一样，雅科夫列夫突然出现了。那时，他已经成为了极其靠近总书记的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宽阔而粗犷的脸庞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他情绪高涨，几乎充满节日气氛。在门口就胜利地举起双手在他面前挥舞，然后脱口而出：‘瞧瞧！这双手都沾满了鲜血！还有肘部也有！’”从随后的他的解释中，我知道了，我的这位客人是从上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中回来的，当时在会议上与鲁斯特事件有关的所有干部被撤职，同时还决定撤销了一些高级军事指挥官的职务。是会议的结果使雅科夫列夫进入了这个如此热情的胜利状态，他的双手是沾满了被打败的对手的“鲜血”。
1987年12月8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签署了《中导条约》，在今天，该条约被视为苏联对美国的实际投降。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证明其他政治局对总书记的无条件服从。即中央政治局对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5月发起的众所周知的反酗酒运动的结果的讨论。对这些结果的讨论的会议是在1987年的12月举行的，当时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讨论了部长会议主席的“关于反酗酒运动的后果”的报告，报告中承认反酗酒运动的实质性失败和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事实，但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即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原则立场。”，因此所有人也再次同意了总书记的意见和立场。
但戈尔巴乔夫很狡猾。在1995年，他出版了《改革与生活》一书，其中一章的标题是“反酗酒运动：虎头蛇尾”。其中，他将运动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的责任的推给了叶戈尔·利加乔夫和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15]，戈尔巴乔夫称他们“把一切都带到了荒谬的地步。他们要求各地的党和执委会[16]的领导人、部长和国营企业领导人‘必须过度’减少酒精饮料的生产，并用柠檬水的生产来代替。”
然而，原苏联财政部长，也就是后来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瓦连京·帕夫洛夫后来向我透露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为反酗酒运动制定的具体计划和政治意图——即，创造并丰富（苏联的）黑手党现象。根据国际上的改革经验，苏联的自由竞选活动不久就势必会展开，但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不可能知道对这种（新的选举条件下的政治）情况的处理办法，但他们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扰乱社会的正常政治气氛）并准备为这个方案的成功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反酗酒运动开展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改革之父”急于在苏联建立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他们面对黑手党的犯罪活动时不做任何实质性的处理。 根据各种估计，我国在反酗酒运动中损失了多达2000亿卢布。“黑市地下商”把这笔钱的绝大部分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自戈尔巴乔夫的斯塔夫罗波尔时代以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就是“黑市地下商”的朋友。
以“鲍里斯，你错了”闻名的И.К.利加乔夫
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的第二部分是党和苏维埃的逐渐变质和投降，特别是《国营经济法》的通过这件事，它为成功复辟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也创造了复辟私有制的条件。当时通过的其他一些关于国营企业以及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和对外经济活动的法律也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加速。
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苏联的经理们有了在“合作社”的形式下，通过对党和苏维埃委托自己管理的企业的沉浮的操纵而为自己的个人幸福打下坚实基础，当时他们打着党和苏维埃的旗号的行为肆无忌惮，十分猖狂，这是今天的“民族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形成的开端和根本起源。今天的俄罗斯的资产阶级不仅应将盖达尔和丘拜斯视为父亲，还应当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视为父亲。
我不想过多讲述八月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事。因为在今天，当每个人目睹在基辅发生的政变后，即将政权移交给了独立广场上的武装分子时，明显证明了这个事实的发生不仅是因为乌克兰官员的公然腐败，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软弱使武装分子陷入了无法无天的态势。
基辅发生的事件类似于1991年8月的莫斯科事件。当时由苏联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领导的“舞剧团”的优柔寡断和无计划性是导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的根本原因。
顺便说一句，当时这个“舞剧团”是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大部分人的支持的。1991年3月，“牢不可破的联盟”的公民中有70％支持维护联盟的统一。
而且，1991年8月18日至19日，以苏联英雄В.Ф.卡尔普欣为首的苏联克格勃特别小组“ 阿尔法”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区紧密监视叶利钦的。但是，尽管“阿尔法小组”指挥部一再询问，逮捕叶利钦的命令也一直没有下达。
国际反恐怖退伍军人协会主席、“阿尔法”小组退役军官、莫斯科市杜马代表谢尔盖·贡恰洛夫认为，“（当时）卡尔普欣通知我们，总部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执行命令。但是执行的时候突然又来了一个命令，我清楚地听到了它：‘等待指示！’，当时马上就是黎明了，我告诉卡尔普欣：‘费多里奇！ 您应该向总部报告——黎明即将来临。’ 但是总部再次回复：“等等！ 稍后联系。” 我们的指挥官承担了责任，他说‘还等什么！’ 然后我们转移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旁边的村庄（准备执行命令）……
（当我们出现在那里时，）采蘑菇的人跑走了……人们看到战士以一种手中拿着武器的不寻常的形式出现在这片领域中，（他们）被吓到并开始回避我们，逃回到了家中……
后来据我了解，信息当时已到达科尔扎科夫[17]手中了。当时我说：‘费多里奇，再（给总部）打一次电话！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已经被发现了！’然后，卡尔普欣去打了电话。（总部）向他下达了一个新命令：‘采用方案2”，这就是说在路途中采取行动，意味着我们会在路途中开枪击毙这些家伙，（于是）我们回到车里，向前行驶了两公里，我们也开始（向群众）掩饰我们（的目的）。但是，怎么解释有这么多的武装人员呢？（当时，）村民们看着我们时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恐惧，甚至都没敢没有出去打水...
但是最终逮捕叶利钦的命令并没有下达。
当时我们进行了安排和设伏，以及准备了预案，卡尔普欣也报告了他的部队的准备情况。但是直到六点钟天亮的时候，（命令也没有被下达），一切都清楚了，（叶利钦的）车队将直达莫斯科。而总部也再次说：‘等待指示，将下达命令！’
到了7点钟，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叶利钦）的带有保卫的车队开始聚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大人物。我们也（向总部）发送了我们的情报。当时，在我们报告的时候，哈斯布拉托夫，波尔托拉宁和其他人到出现了。但是仍然是‘等待指示！’ 仅此而已！ 我们不了解（总部）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行动！
侦察员在凌晨8点左右报告：‘车队——两辆防弹吉尔汽车，两名乘有警卫以及其他人的伏尔加车正在高速公路上前进。行动准备！’卡尔普欣因此再次致电总部，并听到：‘等待命令！’ （这边侦查员汇报）‘可以认为，车队将在五分钟内到达(我们的设伏区)！’ ‘等待命令！’当我们已经看到它们时，费多里奇再次拿起电话。总部再次说道：‘等待命令！’
命令始终没有下达。怎么了？包括克留奇科夫在内的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成员事后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显然，这是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都没有冒险并承担责任的勇气。瓦连京·伊万诺维奇·瓦连尼科夫[18]有这个能力，敢于下达这个命令，但他在基辅，无法影响事态的发展。
也许当时是有一些困难或其他考虑的。但是对此我不知道，我也很难判断真相……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最后一位领导人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生前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过，国家紧急委员会是在1991年3月28日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 根纳季·亚纳耶夫也说过，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是同戈尔巴乔夫一起确定的。
叶利钦的车队高速驶过我们后，卡尔普欣接到了电话：‘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等等，我们会给您回电！’仅在五分钟后，就有了回电——‘带你一部分人去阿尔汉格尔斯克保护区。 ’‘为什么？！’‘-按照要求执行，其与的原地待命’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毫无疑问错过了获胜的集会。叶利钦被给予了宝贵的时间以动员他的支持者并采取行动。大约10或11个小时，我们回到了环城路，回到了之前部署的地方。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他们（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没有播放广播网络中既定的节目，而是播放了‘天鹅湖’。 国家的悲剧于是变成了一场闹剧。
此外，当时整个局势像纸牌屋一样迅速坍塌。 叶利钦爬上了在白宫附近的一个坦克上，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违宪。 傍晚，电视上播放了一条新闻广播，其中宣布了一条重要消息，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终止了它的活动。当然“歌舞表演者”举行的失败的新闻发布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之，结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接近胜利的情况下一败涂地。实际上，这是1991年维尔纽斯一月事件的再次发生。但是，（这个我们的工作无关，）众所周知，克格勃总是精心准备其行动。让我们回顾一下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第一阶段。一切都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
事实证明，两个“不可调和的敌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实际上是捆扎在一起的，这是俄罗斯前印刷和信息部部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部长的2011年8月18日接受《共青团真理报》采访的原话。很显然，克格勃的负责人是知道或猜到这堆东西了的，这是决定了他的行为的奇怪双重性的根本原因。此外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1990年6月与克格勃的第一总局负责人列奥尼德·弗拉基米诺维奇·舍巴尔申的谈话中也做出了判断，他决定押注叶利钦。
同时，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无法摆脱对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感。 结果，他的行为成为就成了“我们的和你的都是一样的”[19]的原则的生动体现。 但是在政治上，这种双重立场通常会受到惩罚。最终发生的事证明了这一点。
[1] 校对注：原文使用了总理一词，而不是部长会议主席
[2] 校对注：指苏共和苏联。
[3] 校对注：指特工。
[4] 校对注：内务部属于联盟——共和国部，受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和苏联内务部的双重领导。
[5] 校对注：时任苏共中央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勃列日涅夫时期长期领导列宁格勒的党组织。
[6] 校对注：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7] 校对注：时任苏共乌克兰党委中央第一书记。
[8] 校对注：时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9] 校对注：时任苏共哈萨克党委中央第一书记。
[10] 校对注：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勃列日涅夫时期长期领导阿塞拜疆的党组织。
[11] 校对注：利加乔夫成为了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实际上的“第二书记”。
[12] 校对注：雷日科夫接任吉洪诺夫成为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3] 校对注：切布里科夫接任费多尔丘克大将成为了苏联克格勃主席。
[14] 校对注：曾在卢基扬诺夫接替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后，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
[15] 时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16] 苏共在州、市、区一级的政府称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17] 时任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警卫局局长。
[18] 校对注：时任苏联陆军总司令，苏联武装力量陆军大将。
[19] 校对注：俄罗斯谚语，指没有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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