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黑暗的光，最先穿透自己。
林賢治先生也正是如此這般詮釋了自己的生命旅途。在他的寫作中，文學和思想批評類的文章最有影響，他執筆化作利刃，義無反顧去當挑破黑暗的人。穿透雲層的第一抹陽光往往最有力量。或許我們作為觀者，永遠無法知曉那熹微的陽光於他有怎樣的特殊意義，是怎樣的心靈救贖。從始至終，這是他孤身一人的抗爭，是涼薄的自我審判。
但這總歸也能給讀者帶來啟示與共鳴，畢竟完滿總是難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深淵要渡，有自己的仗要打。
林賢治
錢鍾書在《七綴集》中提到許多文學家都崇拜與自己風格相反的人，我想林賢治先生也當在此列。
他無數次表達了對那類現實、質樸文字的喜愛，儘管他的文章總是典雅工整而失之質樸；他推崇乃至偏愛那些為勞苦大眾受難的英雄們，雖然他的觀點總是過於普世而缺乏英雄們的鋒銳；他歌頌苦難，然而那苦難又讓人不免疑惑：如一個信徒描繪耶穌受難，不去說他被釘在柱上的四肢，只單拿他頭上的荊棘之冠做文章。他的目光所及，並不是那些切膚之痛，大片的傷口往往會麻痺痛覺，他只著眼那些微末的角落，就如同手上的倒刺，嘴上的死皮，微小到不被注意，卻能讓人痛到顫抖，並且這類疼痛能輕易地鑽入你心中細密的縫隙，卻又讓人難以言表。
林賢治先生對現實的態度是值得玩味的。他既承認現實的粗糲，反對“穿燕尾服的人”“沒有捱過餓的人”，可是他對現實那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朝聖似的態度，又折射出一個“沒有捱過餓的人”對捱餓所能表現出的全部敬佩。他平淡的外表下，實則有著一顆信徒般虔誠卻又謙卑的心。
他筆下，現實的折辱與其說是冷眼、屈服、骯髒、不堪，倒不如說是一場盛大的精神加冕。他像是一個向來避世的苦行僧，以苦為樂，而他的佛，只存在於他的心中。他好像只是在向前走，其實從未停止過追求。當然，苦難可以為人加冕，大可以感受苦難，但不必膜拜它，因為苦難本身並不是冕冠。
而他敬畏苦難的原因，或許正是因為深知苦難之澀處。他彷彿總是平淡從容，就連描寫這痛苦憂傷之時，也兼帶著幾分疏離的冷淡。可若是再一細想，他並不是在以俯視的角度評判苦難，他也從來不是什麼“沒有捱過餓的人”，充其量只是“沒有餓死的人”，從這一角度來說，他似乎是得到了微末垂憐的幸運者。但同時不要忘了，他秉持著怎樣的信條？我想書中已經足夠明確“不自由，毋寧死”。他從文革中走來，無論是從物質的受限還是精神的折磨觀來，他都絕對算不上一個遠離苦難的人。苦難不因對比而貶值，也不能以大小來論。他的淡定從容，不是因為他“沒有捱過餓”冷眼旁觀量化苦難，而是因為他早已將這疼痛內化為力量，去譜寫詩篇，去描繪世事，去感受並表達世間各種形態，為了他自己，更是為了不曾知曉這些的人們。
他也是揹負千鈞之人，也是淌過深淵逆旅的歸來者。心中的陰影，久積的沉痾，他選擇轉身直面，切膚挫骨又如何？他自從悲痛中凝練出墨筆利刃，書寫自己的生命篇章。
但我想說的不是隻是這些。
前文中如此多的“但是”“卻”只是想反映一組矛盾：或許他想調和文學面對實際那不可承受之輕來迎合生活不可承受之重，但是這輕重的劃分反倒顯得束手束腳。
他在文中將藝術劃分為兩類，而這劃分又帶來一個不可規避的問題，文藝界當真存在兩個繆斯——一個田園牧歌，一個風霜嚴苦嗎？
這兩者又該以何種姿態並存，它們面臨的是相得益彰，亦或是對立潰散？
正如真純的理想主義者因相信天堂而顯得脫離實際，可又因要把天堂搬到人間而與務實派不謀而合。或許，理想與務實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就如濃翠與淡青，總歸於綠色。
理想是現實的反應，又是對現實的反向模仿。而這“反向”所造成的對立，為理想存在之合理性做了辯護。無論是揭露醜惡還是歌頌美好，都是為了加快現實向理想進軍的速度。
現實本是一塊空地，因寶劍出鞘才在上面投射了陰影。抽出的寶劍劈開了繆斯，可當寶劍重新收起，兩個繆斯最終迴歸於一體。
這是一種必然的和諧，但它又因為人的階段性與複雜性而磨難重重，荊棘遍佈。人的作用始終是不可忽視的。
——深邃的靈魂比峽谷還深。
因此，林賢治先生毫不吝嗇的展現對人道關懷的重視，如薇拉、葛蘭西、柯枝惠勒，他們的愛是有著熱騰騰的溫度的，以輕快卻又堅定的姿態，在極致的光明與黑暗中穿梭，播撒希望的同時，也不逃避對陰影的展現，揭示生活最本真的模樣。
但是“曠代”中，除了現實與理想的涇渭分明，怎麼就沒有人性本身的迷茫與混沌？這曠代太久，僅是朝夕，就以足夠讓人內心陣痛難言。關懷的背後，我們難道不需要冒犯來提醒我們：生命不僅只有向上攀越的價值，他的底下還有對這些價值的懷疑的深淵。我們固然要攀上一切從上面來的東西，但底下的東西也並非完全無用，這無疑給我們提示：關懷人，不僅要關懷一個個體的最後歸宿，還應關懷全人類的終極命運，人性中的混沌晦澀，同樣也冠著真實之名。
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終究要歸到一個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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